两地书：从敦煌到徽州（下）_两地书

　　在上揭的长吁短叹嗟嗟怨怨中，妇人从各个方面明说暗示自己持家极为辛苦，也相当能干，言外之意无非是――“为儿女使尽些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些担山力”，像我这样出色当行的女人，你能娶到手做老婆，真是你前辈子修来的福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进而提醒对方家有贤妻，不可辜恩负德，更切莫“弃了甜桃绕山寻醋梨”!
　　在摆了自己的一大堆功劳之后，这封信笔锋一转，以骤雨打新荷之势兴师问罪：
　　所闻你在外娶妾，如何大胆糊[胡]行?年纪有了四十，也须灭了火性，思前我待你恩情，如果有了此事，星夜赶到店中，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且问你为何停妻再娶，吵闹不得安宁。
　　霎时间怨雾凄迷悲风乱吼，实际上直到此处，妇人才真正切入正题：我听说你在外面找了小老婆，怎么这么大胆?你年纪也有四十岁，已经不是火力生猛的青春小伙了，欲火煽动，津液易枯，本来不应该如此花心，在外蝶意偷香、贪欢嫩蕊。你该想想我以前对你的恩情吧，倘若确曾恋酒迷歌意马心猿，我会昼夜兼程赶到你的店里，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再问你为什么折柳攀花，吵闹得天翻地覆。对于这样的后果，当事人大概不难逆料。俗话说：“宁食三寸葱，不逢醋一盅；宁食五斗蒜，不逢醋一罐”――醋海生波的能量，着实不容小觑。《型世言》第二十六回写寓居杭州箭桥大街的徽州盐商吴�，吃不成羊肉反惹一身�，在外吃亲友耻笑，在家遭妪人痛骂：“没廉耻入娘贼，瞒我去讨甚小老婆，天有眼，银子没了，又吃恶官司!”而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也曾提及，作者詹鸣铎之父詹蕃桢在杭州纳宠，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不料为其祖母所知，后者赶到杭州“勃然大怒，拍案一声，惊得行内诸人备聚，祖母大骂，伙老观喜，进茶于几，一掌打去，茶几都翻。众人一齐来劝，扶入内进，我的母亲、父亲，霎时仝到，对之跪下。我与礼先、庆林、江氏、春莺及翠季二妹，亦皆一齐跪下，涕泣哀求。半晌之后，方始略为霁威，但怒气仍不息。是日大骂，闹及夜半”。詹氏母亲较为懦弱，而祖母则极强悍。试想，老孺人尚非应该吃醋的当事人，但即便如此，她的吵闹，也已让意惹情牵的詹蕃桢难以招架，最后只得任好梦痴情逐流水……
　　为了摆脱“狐狸精贱人”似有若无的阴影，妇人的策略是有枣没枣打一竿瞧瞧，接着，她下了最后通牒，薄批细切，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倘若无有此事，限你四月回程，家计现在逼迫，为何又娶妖精?我今旧病发作，险遭一命归阴，幸门[蒙]祖宗保佑，又许一个愿心：来家杭州经过，多带几把金银，头脚鞋面多要，头油也要几斤，大女儿胭脂花粉，二女儿要丝带头绳，细儿无有暖帽，衣裳多不合身，有庆裤袜旧破，荷花亦无单裙，我也不要别物，只是虚亏，要吃人参。
　　此处让丈夫限期返归故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指明要他在回家时，应捎带各种各样的礼物，送给家里的荆妻、儿女以及奴仆、丫环。这里软硬兼施，以柔克刚，说自己是“旧病发作”，险些丧了性命，表现出弱不禁风的样子，以博得男人的怜悯和疼爱。这就像两军对垒，临阵厮杀得难解难分的一方突然掉头拨马便逃，其实是卖个破绽，后方则早已准备好一根结结实实的绊马索……果不其然，工愁善病的女人声言不要别的东西，“只是虚亏，要吃人参”。徽州人素以俭啬著称于世，明人谢肇�曾经感慨：徽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　，欣然一饱。……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平素节俭持家的老婆，看来这番是动了狠念，不惜狠狠斩上一刀，让男人出点血，以便长些记性――要他多带盘缠，从销金窝、锦绣窟买来人参给自己补补，谁让他有在外寻花问柳的嫌疑呢?想来，虚亏的恐怕不是妇人的身子，而是忿忿不平的内心吧!
　　当然，一味的强悍要挟笼络不了异地夫君那摇摆不定的心，峰回路转，家主婆柔肠脉脉，接着对丈夫赶回徽州的旅程做了细致的安排，水一程，山一程，风一更，雨一更，处处可见其人的细心周到和办事果断：
　　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轿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
　　路迢遥烟水千叠，透过文字，妇人的心绪似已飞到了云际归帆。在这里，她仔细叮嘱在返乡途中的夜静云帆月影风烛之种种注意事项。丈夫应当是在江浙一带务工经商，所以是从钱塘江、富春江和新安江逆流而上回到徽州。信中提及的富阳、桐庐一带，是钱塘江流域最美的一段水路，南朝吴均写信给友人朱元思，有“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之喻。他“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收入《古文观止》的这封文言短札清新隽永，水声山色，竞来相娱。从富阳到桐庐一百多里的水路，水秀山奇冠绝天下。文中提及，即使是热衷功名的人，望一眼如此美丽的峰峦也会欲心顿减，挣破名缰利锁，参透荣华富贵。而这段水路更是无数徽州朝奉返归桑梓的必经之地，“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恰可与前述的不惑之年“也须灭了火性”比照而观。
　　从桐庐溯流而上，便是新安江。新安江水路素有“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说法，逆流上滩的艰难于此可见。“七里泷”也叫七里滩，与严陵濑相接。元曲有《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说的便是此处。严子陵为东汉会稽余姚人，天性旷达，少有高名，与刘秀同学。及至汉光武即位，他改名换姓隐居，不受朝廷征辟，后寄情山水，归耕于富春江上。七里泷及严陵濑一带，即有严子陵的诸多遗迹。而就地理形势而言，七里泷两山夹峙，水驶如箭，当地谚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就是指该处舟行艰于牵挽，完全根据风速的大小为行船速度之快慢。据说，船到此处，舟人饱张风帆，乘客尽启篷窗，但见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画眉竹鸡，啼声清越。值此良辰佳景，舟人常携鞭炮燃放，四山相应，震天动地……此时回望来程，严子陵钓台渺在云际，令人心旷神怡……不过，人在归途，想来倚篷窗自叹漂泊命的朝奉，大概无心欣赏窗外的美景吧……
　　由于上滩的艰难，沿途需要一些纤夫拉纤。如在严州府下，“舟楫上水，在此叫纤”――这是明清商编路程图记上的提示，所以信中也说“严州加纤”，亦即在严州上滩时找人拉纤。此后，逆新安江干流由浙江省进入徽州歙县，历经艰辛，由浦口一路溯练江好不容易到了“梁下”。所谓梁下，是指歙县县城东南的渔梁坝，此处为徽州人进出皖南的重要水运码头，那里有一些转运过塘行(其功能兼具现代的旅栈、邮局和货物托运处)，与新安江一钱塘江沿岸的转运过塘行一起，形成了沟通浙皖各地 的运输网络。到达渔梁后，旅人的行李便可由过塘行所雇之足人(信客)直送到家。
　　信中款语温言，反复叮嘱良人节食顺时，“荒村雨雪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其中，还特别告诫说“船上出恭仔细”――这是出门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船上没有厕所，要想大便当然只能直接排入江中，但这样做有时会有危险。徽州商业书抄本《便蒙习论》中就有“登舟”条，提到：
　　凡登舟，不论大小．不可立在蓬[篷]后，恐风转有失。不可对船头出恭，踏两脚船．挂窗坐，手不可放在船傍之外，不宜顿脚，不立桅下。
　　这段话告诫乘客不要在船头大便，以免船头摇晃或船只骤然掉头时，一不小心掉入江中――这显然可以作为信中“船上出恭仔细”的注脚。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原是形容一个人管得宽，但现在连拉屎放屁都要管，从这一细节来看，妇人句句传情，衷肠牵挂，对丈夫的顾觑呵护可谓无微不至。
　　不过，一番秋水回波般的关切之后，又转回正题，急管繁弦，胡枷乱棒，再次加大打击力度：
　　你要恋新弃旧．吵闹你不得安宁，此信须当紧记，四月即要回
　　程，寒暑自宜保重，此信寄与夫君，管城难尽，余容面陈。
　　最后仍是软硬兼施，叮嘱丈夫休辞那遥水远路，即速归去来兮，以争取“罪疑便求从轻恕”。在这里，她一方面对丈夫眠花卧柳加以谴责和威胁，另一方面又对良人风寒暑湿饥饱劳役关怀备至，一手硬一手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在起承转合之间，妇人似唱阳光三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胁之以威，藏露隐显，张弛有致，节奏掌握得相当之好。因书阙有间，我们不清楚她的丈夫是否一晌贪欢，真的娶了小妖精，但我想在如此步步为营、手段老辣的攻势下，狮子数吼，拄杖定然落地，徽州朝奉当如五雷轰顶，顿觉地惨天愁，遍体寒毛抖擞，乖乖缴械投降……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想象。新安江是徽人外出、经商的一条水上通道，徽州素有早婚的习俗，男子到十二三岁就要成家，成家之后即外出经商，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此去经年，断梗飘萍，在外营商的丈夫，长年与妻子分居两地，只能几年或十几年回家一次，所以，徽州从前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说法，是说做了一辈子的夫妻，真正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因此，独倚高楼、残灯孤枕的出门人难免在外眠花宿柳暮宴朝欢；或则另娶一房好天良夜追欢取乐，过起“两头大”的生活。所谓两头大，是指在家乡和侨寓地都有女人，两边均为妻子，也不分正妻和小妾。而在另一方面，早在明代，谢肇涮就说徽州是“妒妇比户可封”，而王世贞亦一再指陈“徽俗妇工妒”、“徽俗奇妒，妒至不可闻”，这些都反映出徽州妇女之强悍，实为当时人的共识。及至清代，有人曾戏仿《滕王阁序》为文以赠惧内者：
　　新安故郡，临河旧里。星传陨石，地接沣溪。襟丛睦而带芝黄，控天罗而引天马。雌强雄弱，威光射斗牛之墟。阴盛阳衰，夫主下床前之榻。闺中刑具，面杖青藜。拳头打不硬之腰，指甲抓多毛之脸。元帅程公之畏法，手足摇铃。夫人郑氏之怒容．妖魔现世。皮鞭休暇，巴掌逢迎，青红满面。流浓[脓]滴血，漂乞丐之刑容。肉碎皮伤，败魁星之相貌。……时维九月，节届重阳。西风起而菊花飞，枫叶飘而螃蟹出。负秋光而莫惜，置美味于空谈。俭口腹之何由，为贤荆而奉泰。暗呜叱咤，恶相难撄。暴戾恣睢，置身无地。膝行匍匐，求娘子之开恩。稽颡叩头，恳夫人之息怒。倾脚水，顶灯台，丫环笑其无用，伴当羞其倒蹋。纲常扫地，鸡鸣扎索之家。冠履混淆，地覆天翻之势。狮声未吼，鼠胆先惊。魂灵如落叶齐飞，皮肉共葵花一色。献臀请打，响窘联墅之滨。叫苦求饶，声达茆田之铺。低头落泪，抓耳揉腮。胡须扯而血泪流，栗暴丁而额头肿。……更长漏永，觉乐事之无穷。兴尽悲来，虑明朝之有厄。图果(苟)安于一刻，冀清闲于片时。戒方重而棒槌粗，屁股疼而颊腮痛。河东难越，谁悲惧内之人。亲戚交游，总是怕内之容。……呜呼!时运不济，命途多舛。韶光易过，苦楚难抛。屈两膝于房中，非无道理。横一躯干庭下，岂乏夫纲?所为本事平常，生来懦弱。老当益怕，宁知战栗之心。穷且益坚，不坠奉承之志。涤尿盆而觉爽，剪鸡眼以犹欢。……仆七尺男子，一介书生。无力降魔，借韦驮之宝杵。有心救世，洒大士之杨枝。传号令于内人，倒旌旗于帅府。叹愚人之狼狈，受悍妇之钳锥。……[徽州文书抄本《(瑞廷)杂录》]
　　《滕王阁序》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所作，据文学史家的考证，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九月，作者远道前往交趾(今越南)探父，途经洪州(今江西南昌)，参与官员阎都督之宴会，即席作《滕王阁序》。这是一篇千古传诵的优美骈文，作者以生花妙笔，将秋日景致状摹得神采灵动。“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这是描述滕王阁之所在。而仿序的前数句，也同样是状摹惧内者之地望。文中的“沣溪”、“丛睦”、“芝黄”、“天罗”、“天马”、“联墅”和“茆田铺”等，均为歙县地名或山名。透过地名的置换，作者巧妙地将主人公及相关的故事场景，置诸皖南的歙休盆地一带。“新安”为徽州之别名，临河则位于歙县西乡的丰乐河[亦即仿序中的“沣(丰)溪”]南岸，距离徽州著名的岩镇(今岩寺)大约三里许。对此，盛清乾隆时代侨寓扬州的歙县人方西畴，在其所撰的《新安竹枝词》中这样写道：“临河亭子郁崔嵬，拾级凭高亦快哉。满目云山排画稿，鹅溪绢好剪刀裁。”诗注曰：“程氏临河亭，遥对剪刀峰。”这表明，此处显系程姓的族居之地。而文中的惧内者，也正是一名程姓男子。关于临河一带的民风，十八世纪的一位贡生程襄龙(古雪)，在他的(《�潭山房古文存稿》中揭露，“时俗闺中妇人笞女婢，毒苦不堪”，综合其他文献来看，当时徽州妇人之虐婢，的确是无所不用其极。由此想来，仿序中描述的惧内者所遭之痛楚，容或有所夸张，但从残忍虐婢的旁证来看，悍妇下得了如此重手，却也并不令人诧异。
　　《滕王阁序》末原附王勃的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诗人登高临远，寄慨遥深。虽仅四韵，但全诗于富丽中见冷落，于平常中见代谢。歌舞既罢，帘栋萧条，欢笑地景物萧疏，回首处江水空流，令人顿兴盛衰无常之感。而仿作则曰：
　　临河山下人如虎，敢向河东狮子舞。
　　面颊朝飞万叠云，胸膛暮捣千捶雨。
　　银台金盏影悠悠，夕打晨敲几度秋。
　　手中指甲今何在，脸上长年血白流。
　　《滕王阁序》末有“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而仿序则曰“仆七尺男子，一介书生”。同是“一介书生”，但“七尺”显较“三尺”为长，而“男子”比起“微命”似更孔武；同是感怀时事，慨叹身世，但王勃藉登高之会直举胸臆俯瞰千古，而饱受面杖青藜的临河程氏，则摆出一副躲在床底下嚷嚷“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架势；……典雅和俚俗，正版与恶搞，两相一一对照，令人捧腹!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不过，也 难怪直到晚清时期，黟县《桃源俗语劝世词》的作者――乡村学究程煦还在摇旗呐喊，为徽州男人鼓劲助威：“为夫的，宜正派。对着老婆要胆大，上床下地要威风，泼妇见吾也怕吓。”不过，空喊口号大概于事无补，能否乾纲独断，不仅取决于男人的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其前提则是为人“要正派”，没有把柄落在“泼妇”手上才是。
　　晚明以来，孽海茫茫，爱河漫漫，中国社会人欲横流，而男人惧内之佚事亦铺天盖地。谢肇涮曾慨叹：“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谢氏此言，是有感于当朝的文臣武将之夫纲不振――阳明先生王守仁“内谈性命，外树勋猷”，戚继光大将军“南平北讨，威震夷夏”，而与王世贞合称“两司马”的兵部侍郎、徽州歙西人汪道昆更是“锦心绣口，旗鼓中原”，……这些人在政界文坛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但在私生活中却莫不雌伏于妒妇裙前，甘心以百炼之刚化为绕指之柔。对于惧内的成因，谢肇�多所分析：
　　惧内者有三：贫贱相守，艰难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一也；
　　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转爱成畏，积溺成迷，二也；
　　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己出，三也。
　　这是从夫妻双方的关系立论，堪称“惧内学”(假如设立这么一门学问)中的“谢氏定律”。这位见多识广的福州人，分境遇、情感和经济三种因素，概括分析了惧内的成因――糟糠夫妻相濡以沫，共同打拼，一旦变泰翻身，苦尽甘来，念及先前的功劳苦劳，惧内便成必然；深宵款洽，快谐鱼水之欢，伉俪如胶似漆，其间滋味深长，转爱成畏，自不必细述；婚姻并非门当户对，妻家带来可观的妆奁，以致丈夫与之势位悬殊，难以建立平等的关系。接着，他又以贤不肖等，进一步深入分析：
　　愚不肖之畏妇，怵于威也；贤智之畏妇，溺于爱也；贫贱之畏妇，仰余沫以自给也；富贵之畏妇，惮勃�而苟安也；丑妇之见畏，操家秉也；少妇之见畏，惑床笫也；有子而畏，势之所挟也；无子而畏，威之所劫也。
　　平常人怕老婆，是惧其威权；智者贤人怕老婆，是陷溺于爱恋；贫贱之人怕老婆，是因为需要仰赖妻子过话；富贵之人苟且偷安怕老婆，只因锦衣玉食，唯恐家里吵吵嚷嚷，“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这是从男人的角度着眼。而从女性的情况来看：长相丑陋的妇人，男人惧内，是因为她们为丈夫操持家计，有道是“丑妻瘠田家中宝”；少艾之妻，男人惧之，只因床头戴罪立功，唯恐心有余而力不足；生了儿子，妇人十月怀胎三年哺乳，功高震主，老娘当然是天不怕地不怕；而未能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祖列宗亦当痛哭于九泉，男人自是底气不足……
　　不清楚上述那封信中的妇人究竟是贤抑或不肖，亦不知其人究系丑妇还是少妻。但从妇人喋喋不休让丈夫“闲将往事思量过”的细节来看，似乎是贫贱相守的夫妻。且以一般常理推之，不少徽人外出经商，多以小本起家，而妇人的首饰妆奁往往是他们最初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可能是此一两地书产生的地域背景。
　　上述的这封信中，虽然出现过驼背叔公、瘌痢叔公、细心叔公和偏嘴姨夫，出现过喜儿、细儿、三害、荷花、有庆，出现过庞伯、黑娘、玉招姑娘、麻瘩姑娘、富贵先生，道姓提名的登场者多达十数位，但从其被列入徽州民间日用类书来看，实际上仍是一种尺牍活套，它以游戏笔墨的方式呈现，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皖南地区的夫妻关系以及妇女的社会生活。其中谈及的徽人日常生活之应酬开销、徽州妇女持家之不易等等，嬉笑怒骂，无态不作，与其他的徽商信函原件所反映出的事实颇相类似，应是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的一种信札范式。
　　从敦煌到徽州，书仪一脉不绝如缕，反映了上层礼仪的庶民化过程。较之带着中古簪缨世族气息的敦煌书仪，细笺八行的徽州尺牍活套更显世俗化。在这里，我们听得到晨鸡初叫昏鸦争噪，见得到老瓦旧盆田家翁媪，看得到红日西晡牧童归去，……种种世俗情态跃然纸上，无不洋溢着浓厚的日常生活气息。而这种暮涤晨炊歌哭悲欢的浮生即景，尽管时光流转，在现实生活高楼林立的背景下，依然隐约闪现……
　　丙戌立秋于复日

相关热词搜索：徽州，敦煌，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