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雾中的灯塔 [红岩屹立浓雾中]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蒋介石的反共方针下，始终把中共驻重庆机关和工作人员作为侦察、控制的迫害对象。在重庆参与这一阴谋活动的特务机关计有：军统局、军统局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军统局控制下的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简称稽查处)、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简称特检处)、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和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刑警处)。中统局及其所属的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及所属的直属特高组。被特务包围、监视的中共驻渝机关主要是：化龙桥、小龙坎地区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曾家岩、上清寺地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后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和周公馆，以及《新华日报》社在城区内所设的营业部(民生路)、采访部(七星岗德兴里39号)、职工宿舍(纯阳洞街24号附1号)。特务的侦察手段，除千方百计妄图从中共驻渝机关内部刺探情报外，还采用了在外部设点坐探守候，跟踪盯梢，检查往来信件，电话窃听，电台侦收，交通控制，以及公开的控制户口等。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接连查封了中共设在国统区各地的一些办事机构，破坏了一些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两党关系明显恶化，形势紧张。重庆的各特务机关，更加紧了对中共驻渝各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视、控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等单位有随时被袭击的危险，工作人员有随时被绑架、逮捕的可能，正如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客室内悬挂的一副对联――“白日辄蒙千层雾；红岩屹立五周年”。对联中所说的“千层雾”，不仅是对红岩地区自然景象的描述，更是对当时红岩所处政治环境的概括，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建立内线刺探情报
　　
　　在蒋介石授意下，特务机关处心积虑妄图从中共驻渝机关内部刺探情报。1939年8月，军统局渝特区即向军统局报送了《专门监视计划》，计划中说：“化龙桥红岩嘴有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与下土湾61号之仓库(按：实系车库)及化龙新村之新华日报，均为奸党在渝活动与宣传之大本营”，“其警卫之防范异常严密，环境亦颇单纯”，“其内部人员定有严格之训练，无疑布置内线便能为我(所)用，但又非易事，拟先行探听该处有无旧识亲友与之往还，平时相见晓以大义，或重金收买之，以便经常明晰其动态”。
　　1940年春，军统局内发生了共产党员张蔚林等打入军统局无线电总台的事件后，蒋介石咬牙切齿地骂戴笠：“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共产党，一直到今天，连睡在我们身边的重庆共产党许多公开机关你都打不进去，而他们却钻到我们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蒋介石的这番话，戴笠不止一次地对一些亲信骨干讲。
　　戴笠正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天，军统局的一个科长吴景中(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向他报告，说他在街上遇见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苏联同学徐冰(按：徐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组长)，戴笠十分重视，认为可以拉拢，便急不可待地决定亲自出马，以出面请客吃饭的方式进行接触，伺机收买利诱。并派沈醉为代表，跟随吴景中去请徐冰，当徐冰严辞拒绝后，沈醉又进行了威胁。最终，戴笠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后来，军统局渝特区的一个特务谢自强(化名施慈)报告，说《新华日报》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他的表弟，渝特区即派谢以《商务日报》记者身份为掩护，与其表弟接触，从中套取了一些《新华日报》社的情况，党组织及时发现后，将这位同志调回延安，特务的阴谋又一次落空。
　　1942年8月31日，军统局在罗家湾局本部召开座谈会，据当时军统局帮办唐纵的日记记载：“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1945年8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宣布投降，军统局即对渝特区指示：“查日寇已无条件投降，而奸党活动益形猖獗，吾人今后工作，应以此为主要对象，加紧布置侦察，切实控制防范”，“应积极布置奸党内线，或重金收买奸党工作人员，俾确切明了并控制其动态”。渝特区即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叛徒袁晓轩任组长，袁在制订的《建立特种内线工作计划》中，写了四条方针，即：“加强监视奸伪在渝市动态；争取奸伪内部开明人士促之反正；收买个别奸伪分子建立内线工作；发展外围工作间接侦察奸伪活动”。袁晓轩的阴谋也未得逞，他仅以东北籍的关系与爱国团体“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拉同乡、熟人关系，间接了解了一些中共驻渝机关负责人的言论，作为情报，甚至捏造了一些假情报，骗取特务机关的经费。
　　中统特务妄图在中共驻渝机关内部建立内线、刺探情报的阴谋，较之军统特务毫不逊色。1939年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召集了一次中统局的局务会，朱家骅在会上强调说，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是中统工作的中心，而且是唯一的中心。在中统局内部“特种情报工作”简称“特情工作”，也称“内线工作”，是中统特务阴谋活动的核心，也是最“出色”的特务活动手段。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1941年6月，中统局多次指示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建立“高级特情”。
　　不久，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即把长期监视控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郑代巩(按：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作为对象，阴谋计划通过“短促突击”(即秘密逮捕后，用威胁利诱迫使被捕者叛变，然后很快释放，为特务充当内奸)建为“特情”。经过周密安排，一天下午，由特务周仕珊(公开掩护身份为“中国文化服务社秘书”)等将郑骗至中一路中苏文化协会餐厅参加聚会，会后郑步行至观音岩邮局附近，埋伏在那里的行动特务突然将郑扭住推入等候的汽车内，送至江北尖山庙秘密监所“突击”。郑代巩在特务面前立场坚定，态度顽强，特务“突击”不成，只得关押，郑又乘着看守不注意时逃出，再被特务抓回，又被送至中统局局本部看守所(即现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红星亭下的山洞)关押。由于郑代巩不屈服，特务既不敢将他释放，又怕关押时间过久，中共驻渝机关发觉前来追查，于是将郑移交给三青团康泽主办的“战时青年训导团”(即“五云山集中营”)“管训”。后来郑又借被派外出劳动的机会，趁着看押人员疏忽，逃离魔掌，通过红岩去了延安。
　　1942年5月，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又选派了一个名叫王舫立(化名杨汝航)的特务，以失业工人的名义，经人介绍打入《新华日报》社，充当了社内送信的交通员。这个特务乘每天下午往两路口中央社、枣子岚垭塔斯社取新闻电讯稿，和去曾家岩50号、民生路《新华日报》社营业部送取信件等单独外出的 方便条件，先后向实验区与之单线联系的特务张慕静、周小云、彭绍增等汇报，将《新华日报》社的组织情况、社内各部门负责人的言行、社内开展学习和召开各种集会的活动，以及报纸发行数量等，都供给了中统特务机关。1943年，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党、政、军“官邸会报”，阴谋计划将中共驻渝机关的全部工作人员逮捕时，王舫立根据彭绍增的布置，曾将《新华日报》社内的房舍、通路等绘制了一份详细图纸，报送给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后因国际、国内形势所迫，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未能实施)。不久，王舫立被调为社内的管理员，失去了外出活动的方便条件，更没有接触社内机密的可能。中统局重庆实验区感到这个“特情”已失去作用，又怕他的特务身份被查出，于是命他以“另谋职业”为借口，从《新华日报》社撤了出来，调往重庆大学铁工厂继续从事另外的特务活动(这个特务从1942年5月至1943年7月，打人《新华日报》社共一年零两个月。1953年1月，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1954年12月，上海市军管会根据该犯的全部罪行，判处王舫立5年徒刑)。
　　直至1946年1月30日，蒋介石还在其官邸召开的“最高情报会议”上，指示中、军统特务头子叶秀峰、戴笠和宪兵司令张镇等人，“对于共产党工作不深入，必须派人潜伏其内部工作，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
　　
　　监视盯梢
　　
　　特务在千方百计向中共驻渝机关打入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外部的包围和监视，他们从小龙坎、红岩嘴、化龙桥至曾家岩一线，建立了几十个秘密据点，安置坐探，和派人跟踪盯梢。负责监视的特务，手中都握有被监视单位工作人员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从重庆警察局掌握的户口资料中取得的。特务监视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被指定监视的人员，每天的行踪和所接触人员的时间、地点、姓名等的控制；二是对被监视的单位出入人员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单车的牌号等的监视。每天都有记录，并由专人综合编写《情报辑要》、《每日情报》等，上报给特务机关，重要的情报，还要报告给蒋介石。
　　军统特务的监视活动，是从1939年初开始的。最初由军统局渝特区的特务组负责，因稽查处成立，特务组于4月调归稽查处，监视活动改由渝特区西郊组接办，渝特区于10月18日在小龙坎正街租赁了一处铺面房，以开设“万利食品公司”为掩护，设立监视据点，并派了9名特务分别在二层岩5号，第二十七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和下土湾61号附近，昼夜轮流守候。据《军统局渝特区1939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抱怨：“所有跟监工作俱系临时抽调人员，多难切实达成任务，且影响其他工作”。
　　1942年夏，戴笠下命令，抽调了十多名特务骨干分子，组成一个“特别侦察组”，由他亲自指挥。任命少将级的特务倪超凡、阮兆辉分任正副组长，周迅予为督察。“特别侦察组”成立时，戴笠召集全组人员到礼堂训话，严格规定保守秘密，并要每个人宣读誓词。这个特务组搞跟监活动进行了半年多，毫无所获，更没有摸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任何情报，到年底，戴笠决定撤销。1943年夏，戴笠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再命令军统局二处(党政情报处)加强对中共驻渝机关的包围和监视，从稽查处、特务第五团、兵工署警卫稽查处，警察局侦缉大队等军统局所属单位和控制单位，抽调了150多人，成立“特别监视组”，由二处党政科科长梁若节、张治珍先后任组长，李庆璜任副组长。“特别监视组”也因人员复杂，指挥失灵，不见成效。
　　到1944年秋，军统局再把对中共驻渝机关监视的任务交还给渝特区，并将“特别监视组”部分成员拨交。渝特区在原“特别监视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特一组”，由区长叶翔之兼任组长，李庆璜、吴里荪先后任副组长。“特一组”成立后，又先后在化龙桥、小龙坎地区设立了以“渤海旅馆”、“三余食店”等为掩护的监视据点。并在曾家岩50号对门，一个保长开设的茶馆设立据点，派特务佯装坐茶馆喝茶，进行坐探监视。
　　“特一组”的活动，也不能满足特务机关窥探情报的要求。1945年11月16日，渝特区将检查“特一组”不能完成监跟任务的原因，向军统局报告，他们归结了四点原因：“一、工作人员素质太差，技术不足，且多习性不良，不能保持秘密；二、无适当掩护，极易暴露身份；三、监视费用过少，与实际需要相差太远；四、对工作人员不能常予调动，致易被对方发觉”，“工作情形至为恶劣，工作效率愈趋愈低，至失去工作上之价值与作用”，要求“暂予裁撤”。并报告准备另行成立“特种监视组”。11月29日，军统局对渝特区的这份报告批复：“为避免监视字样起见，不必另设特种监视组，可在兄区增设直属员二十人，另设书记一人，专负指挥督导之责”，并要求“直属员”的愤量和待遇都要提高。渝特区调派该区督察吕世琨担任书记，负责指挥。
　　1946年5月，军统局随国民政府迁返南京，9月，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渝特区于9月、1日随之改为保密局渝站，派吕世琨为站长，吕世琨又把监视中共驻渝机关作为该站的首要任务，再次成立了一个“侦察组”，自兼组长，进行监视活动6但不久，即由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统一领导指挥的监跟特务所代替。
　　军统局控制的稽查处，除接办军统局交下的跟踪盯梢任务外，也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旁边的“协成银箱厂”建立了一个秘密监视据点。稽查处特务为对曾家岩50号进行有效的监视控制，调查到与中共代表团同住曾家岩50号的一个邻居，名叫陈克文，浙江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参事。50号院内楼房共三层，中共代表团租用了其中的一、三两层，中间第二层为陈克文居住。稽查处即派了一个军统息峰特训班毕业的浙江籍特务庄元信，伪装成陈家的工友，住进了曾家岩50号，从楼内监视周公馆内工作人员的活动。有一次，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知道了曾家岩50号的政治环境后，曾关心地问周恩来：“您怎么住在这个有特务的地方?”周恩来笑着回答他：“哪里也是一样嘛!住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可以锻炼我们的革命警惕性。”
　　中统特务也于1939年开始对中共驻渝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视。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分别在曾家岩50号附近和红岩附近设立常设的监视哨，这两个监视哨数年如一日，直到中共驻渝机关撤返延安。1943年冬，新任中统局重庆实验区的区长张国栋(张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到这两处监视哨视察，他发现化龙桥监视哨设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通往化龙桥大马路拐角处的茶馆内，出入办事处的人如绕道走小路，坐在茶馆里的特务根本不能察觉，这个监视哨不能完全起到监视控制的作用，他令手下的特务在附近另租了一栋楼房，在楼上可以直接看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大门，将监视哨改设在这里。他还赞扬了设在曾家岩50号附近以出 售香烟、杂货为掩护的监视哨，隐蔽得很好。张国栋将视察情况向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汇报后，徐很满意。
　　中统局重庆实验区为了对下土湾6l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车库进行监视，还企图将车库旁摆设小食摊的向世荣母子(向氏母子支持共产党并协助车库工作人员观察特务动态)发展为“特情”。1941年11月6日深夜，中统特务密捕了向氏母子，中共代表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质问向氏母子被捕原因，中统特务不得不将向氏母子释放。
　　对民生路《新华日报》社营业部，中统虽无常设的监视哨，但也经常派有特务监视，对经常出入的人员，有时也盯梢，甚至进行盘问，公开威胁。1944年，重庆实验区将化龙桥监视哨下放，交新市分区领导，新市分区先后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左侧高地――玉森农场养猪房草坪，和右侧交通银行电台左边的草屋，设置了望哨，又在化龙桥胡兴发茶馆楼上、化龙桥正街45号包家白铁铺设监视据点。同时，还利用化龙桥地区中统党网分子开设的商店“龄舫祥杂货店”、“第一联营米店”、“姚祺煤炭店”、“新丰米厂”等，收集情报。政协会议召开期间，重庆实验区调整了监视力量，改设了五个监视站，即：第一站(化龙桥)、第二站(中三路)、第三站(德兴里)、第四站(民生路)、第五站(新桥)。其中第二站和第三站的特务，都有从警察局得到的被监视的中共人员照片。
　　宪兵司令部对中共驻渝机关，既有警卫任务，也有监视任务。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将具体任务交由直属特高组组长杨香负责。直属特高组将其第四小组派驻在化龙桥，第四小组伪装成宪兵班，住在红岩嘴宋子文修建的空房内，名为保护，实为监视。因农民银行总管理处合作社也与红岩相通，宪兵特高组也在此处派有便衣特务，进行监视控制。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蒋介石惧怕毛泽东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以安全保卫为名，命令宪兵司令张镇，在毛泽东的城内住地――曾家岩桂园(张治中公馆)派驻了一个宪兵班警卫，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仍派直属特高组选调特务组成，伪称该“班”隶属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四连。特高组组长杨香冒充特务营营长，组员王一峰、冯若浩分别冒充连、排长，中尉组员李曙梅(李介新)冒充上士班长，直接在桂园担任警戒和监视任务。杨香指定李曙梅每日报送“情报日报”，报告毛泽东当日的活动，和所接触的人的情况，并约定代号，在“情报日报”中，称毛泽东为“何先生”。杨香还特别强调，不准暴露特务的真实身份，如要偷听毛泽东和人谈话，也要不露痕迹。直到毛泽东离开重庆，这个由宪兵特务组成的“警卫班”，才撤回到凤凰台7号“行舍”宪兵直属特高组组部。
　　1946年，国民党各中央特务机关随国民政府迁返南京，重庆地方的特务机关也相继改组。此时，重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特别是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猛，成为解放战争中全国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国民党重庆行辕党、政、军联合会报会议决定，再对红岩、曾家岩50号和《新华日报》社进行监视，并决定由军统特务、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负责领导监视任务，由重庆市政府每月拨给法币500万元，作为监视人员的活动经费，监视的具体活动，由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处担任，刑警处抽调了50名特务，由督察长陈为诚带领，分为化龙桥、曾家岩、德兴里三个组，进行跟踪监视，每天向徐远举报送监视报告。
　　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和跟踪盯梢，南方局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在制度上规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一般不轻易到红岩或曾家岩50号，有事只能通过一定渠道单线联系。同时，南方局在各处设了很多秘密的联络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可到联络点联系，约好时间、地点，再与南方局同志接头。如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就是南方局青年组设的联络点。住在红岩的人，没有必要不外出，有事外出必须请假，必须两人或三人同行，若到时不能返回，就要打电话报告，可以住枣子岚垭良庄救国会，或曾家岩50号，或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周恩来对大家的关心是非常周到的，他经常向值班人员询问，谁没回来，就派汽车去找，或派人到化龙桥去接，有时他还亲自等到天亮。有必须用汽车接送的人，都要用汽车接送，为了不让特务察觉，汽车都要在闹市绕几圈。
　　负责跟踪盯梢的特务多系地痞流氓出身的行动人员，正如1945年11月16日军统局渝特区给军统局的报告中所说，负责监跟任务的特务分子“习性不良，不能保持秘密”，“无适当掩护”、“不能常予调动，致易被对方发觉”。由于特务被固定地长时间坐探跟踪，与被监跟的人都成了“老相识”。有的特务的姓名甚至都被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弄清楚了。如在红岩，有一个名叫汪炳清的特务，常年守在那里，龙飞虎有一次还当面骂过他。中统有个行动特务叫王超群，有一次，一早买了两块烧饼在红岩边监视边吃，见八路军办事处一位警卫员出来，因天天见面，虽不通姓名，也算熟人了，便把手枪托在掌心，盖上烧饼伸向警卫员，说：“喂!请你吃点心!”警卫员瞪了他一眼说：“你留着自己多吃几颗吧!”。有的同志外出发现被特务跟踪后，也想出了很多甩掉“尾巴”的办法，如进饭馆、茶馆后，假借打电话或去厕所，乘特务不注意时走脱；有的干脆拦住特务质问，或进行反盯梢。因为跟踪的特务也怕因身份暴露而被特务上级查出，受到申斥或惩罚。所以，尽管在外面挨了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的骂，或受到责问，回到特务单位后，也不敢向上级如实报告。1945年8月13日，军统局渝特区上报的一份“严字第85号”的《情报辑要》中有一段文字，说徐冰8月4日中午，应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邀请，到鲜英住宅集会，会上“刘王立明以英语讲演后，全场掌声如雷”。可以想象这个特务在会场上茫然无知的窘像，这样的情报又有什么价值呢?
　　当年，八路军办事处有一位工作人员王安娜(德国人)，她所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有一段与跟踪特务周旋的文字，很耐人寻味。她写道：
　　好几次，我都试着去堵住我的跟踪者……一次，像猫和老鼠似地追逐了一阵之后，我突然在无法逃走，又无法藏身的一条人迹罕到的胡同里，成功地在特务面前叉开两腿站着，总算把他拦住了。当他听到我和他说话时，他显得非常吃惊。
　　我说：“究竟为什么，你总是跟在我后面?要是想从我这里打听点什么，你可以问我嘛!如果你要给你的老板戴笠将军打报告，那么我能给你提供的材料。比你侦察所获的要多得多。因为你这样跟着我，充其量不过知道我到过什么地方而已。而我在屋里做什么，讲什么。你是不可能知道的……今后你尽可 放心地呆在茶馆里，我会把当天去过的地方详细告诉你，使你每天打报告时不会为难。另外，因为你和我走的同一条路，所以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走，边走边聊哩!”
　　以后好几个星期，我们都这样做。……他向我诉说着心中的苦楚，说因为很难找得到工作，并说像狗一样到处尾随着人，被同胞臭骂为狗，决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但要使自己和家人糊口，不干这份差事又有什么可做呢!
　　
　　电讯侦测电话监听
　　
　　国民党特务对中共驻渝机关的监视、侦察，不仅是在地面上，而且还延伸到了空中，他们利用技术设备和行政手段，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周公馆和《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的电台、电话，进行监控和侦察。
　　军统特务对无线电台的电讯监控，从1939年即已开始。1940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电讯监察实施纲要》后，特务又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名义公布管制章程，公开用行政手段对军、政机关电台、通讯器材，乃至私人收音机，都要进行登记管制。稽查处内设了一个电讯监察科(第三科)，专负这个责任。这个科实际由军统局第四处(通讯处)直接领导。他们要求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把所设电台的波长、呼号、通讯时间、台长报务员姓名等，都要一一登记，并且每月来人检查一次。有一次甚至提出要查看密码，遭到了办事处同志的拒绝。对办事处要购买的通讯器材，他们也以繁琐的手续进行刁难。这个科还全天侦听、抄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往来电报，每天送到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去作研译。
　　为了对付特务的检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置了两部电台，一部大电台用于平日正常通讯，另有一部秘密的小电台作为备用。1943年，国民党借口办事处不能设立电台，无理查封了大电台，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仍使用小电台继续和党中央、各地地下党保持着通讯联络。同时，还利用地下党员和社会进步朋友的关系，又在外面多处架设了秘密的备用电台。防备一旦特务突袭，小电台再被查封或没收，临危不乱。国民党顽固派妄想切断南方局和党中央的联系，切断南方局对各地地下党指挥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对电讯密码的侦译与反破译，是国民党特务与南方局同志在空中领域斗争的激烈焦点。特务要从侦收我方的电讯中，破解密码组成与变换方式，从而窥探我方通讯内容，妄图从破译中找出我方密码编排规律，截获其他电讯情报。而南方局同志，为确保电讯密码的机密不被特务破译，保证党的机密不被特务窃取，也对电讯密码的编排采取了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和保密措施。
　　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是军统特务专门负责侦收、研究破译各种电讯密码的单位，其中的研究人员有些还是经美国国务院前“黑室”负责人、密码专家雅德赉(HerbertO．Yardley训练出来的，他们除每天从稽查处电讯监察科收到大量南方局的电讯密码外，还在西安设有一个“西安工作队”专门侦收陕甘宁边区通讯网及电讯，其中更注意侦收党中央和南方局的往来电报，供特种技术研究室研究。他们终日埋头苦想，甚至还请过“破译专家”、“数学专家”前来帮助。据当时在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的一个人回忆说：“中共重庆办事处拍往延安的电报，采用密码，也是使用成语词汇作加码。现在我还能回忆出来的如‘密的乌云布满天空’、‘敌机狂炸曾家岩’、‘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等，他们看了这些译出的语句是哭笑不得，也都没有能够破译出南方局的通讯密电。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八路军办事处曾向国民政府提出恢复办事处被查封的电台，但蒋介石不同意，只允许将电文交军政部电台代向延安拍发。为了迷惑特务，掩护南方局的秘密电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表面上同意了。每天由办事处机要科的同志乱七八糟地给他们写些数字，交给军政部电台去拍发，真是忙坏了那些搞侦收、研译的军统特务，他们面对着大摞的“密码电文”竟然一筹莫展。而南方局的秘密电台仍然和延安随时保持着通讯联系，传达着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声音，做到了周恩来给机要通讯工作规定的“机密、准确、迅速”的三项原则。
　　军统特务还对电话进行窃听。1939年1月，军统局渝特区成立后，即接收了原重庆行营调查课的电话监听组，分别在重庆电话局所设的军委会总机、防空司令部总机、陶园总机、长途电话台和上清寺总机，派人监听。4月21日，交通部通知重庆电话局：“军委会办公厅电告‘查监视员每在重要通话时，插入监听，影响话讯至巨，已转电军统局将所派各监视员暂行撤回，另筹妥善办法’”，军统特务无奈撤消了监听活动。1941年8月，军统再次恢复了电话窃听活动，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第三科)内成立电话监听组。1943年9月，军统局又决定，电话监听业务由稽查处改交特检处领导。1944年4月，特检处电话监听组再拨交军统局渝特区，渝特区将该组编为“特二组”。电话窃听，是根据军统局通知的被监视控制的单位和人员的电话号码，在电话局各总机上进行监控。窃听时，边听边用笔做记录，除窃听到的重要情况要立即上报外，一般都是次日上报。中共驻渝各机关的电话，都是特务监控的重点对象。由于我驻渝各机关的同志警惕性很高，一般不在电话中做重要交谈，加之通话人口音不同，窃听的特务文化素质不高，笔录能力有限，窃听所得的只言片语，不能达到特务预期的目的。戴笠即向“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求助，才从美国运来10部录音机，装配在重庆市电话局各总机上，作为窃听录音使用。
　　
　　邮政检查
　　
　　1939年春，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又先后利用行政手段严密控制了邮电和交通，除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严重困难外，更主要的是将矛头对准中共派驻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各机关。
　　国民党特务对人民群众的邮件、电报从事秘密检查，是从1935年即已开始的。1939年6月，又以军委会名义发布《邮电检查施行规则》，公开宣布“对全国国营邮电局邮件、电报及专用无线电台，均得施行检查”，“办公厅特检处为实施邮电检查，应于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邮件、电报检查所”。这个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就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指挥的一个特务机关。自此，特务对人民群众的往来信件、电报进行检查，已经成为公开合法的了。
　　在重庆，特检处为了严格控制中共驻渝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往来信件和电报，于1939年8月，即命重庆邮电检查所在化龙桥、龙隐路、小龙坎、沙坪坝、上清寺、两路口等邮局内，派驻“密检员”。在重庆邮电检查所内必须检查的登记表上，他们将中共驻渝各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列为“第一类”，规定每件必查。周恩来在渝期间，从各地寄来的信件几乎天天都有，大多都是对共 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伸冤作主的。这些信件大都被扣留了下来，有姓名、地址的、便送到军统局，写信人轻则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址的就被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恩来手中。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期间，各方写给毛泽东的信更多，能到毛泽东手中的，也只有百分之一二，大部分信件都被特务检扣了。
　　特检处设在各地的、邮电检查所，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查扣，更为严重。据《新华日报》社当时的部分记载：1939年被湖北罗田邮电检查所扣留了9至11月的13个月订户所订报纸；贵州遵义邮电检查所没收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3个月的报纸；1940年4月，重庆《新华日报》社寄往《新华日报》西安分销处报纸20大捆(每捆100份)被西安邮电检查所全部查扣；5月，又被西安邮电检查所查扣了128件。1941年，广东曲江、四川古蔺、长宁，安徽黟县等地邮检部门，都查扣过《新华日报》。
　　
　　交通控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配合军事运输需要，控制各公路交通线，于1940年4月，在军委会下成立运输统制局，经蒋介石批准，军统特务插入该局，成立了一个监察处。不久，又以国民政府名义公布了《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条例》，规定“运输检查由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所属之检查所、站主持办理”。1943年1月，运输统制局撤销，蒋介石为让特务有效地控制国民党统治区的交通命脉，将监察处这个特务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改名为“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名义上直属军委会领导。以后再改为“军委会交通巡察处”。这个特务机关，也是把对付共产党当做一项重要任务。他们规定，凡是共产党、八路军的车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公路上行驶时，必须要有军委会的证明文件，并要对行驶路线，途中停宿地点，车上人员姓名、职务、所携物品等都要一一登记，并通知沿途各检查所、站严加检查。
　　在重庆通向西北公路去延安的第二道关口青木关，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在这里设了一个“青木关检查所”，被群众骂为“鬼门关”。他们对经过这里的八路军车辆，更是奉命刁难，借口检查，大耍特务流氓手段。戴笠每次听到这个检查所留难八路军的车辆，总是非常高兴，因此，这些小特务更是有恃无恐，越加放肆。1941年冬，一次军统局秘书室电话通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军车开往陕北，要注意检查。当军车行驶到青木关时，青木关检查所报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持有军委会的放行公文，请示如何处理?特务机关层层报告到军统局，军统局秘书主任毛人凤亲自指示说：“对照公文，细密检查，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完全符合才予放行，并将检查结果具报”。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离渝回延安，同行的同志共100多人，分乘4辆大卡车，车过青木关检查所时，这些特务将车上每个人、每件行李逐一检查，故意留难，经据理交涉后，才予放行。当车驶经宝鸡时，又遇宝鸡检查所的同样留难。
　　尽管当时国、民党在公路上密布特务，处处设卡，严密盘查，但也没有能够阻档南方局同志从重庆往成都运送电台。1941年2月，周恩来布置王宇光去成都设置秘密电台，在当时国民党严密控制公路运输的情况下，如何把电台安全运送到成都，确是一个难题。王宇光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麻乡约”。“麻乡约”是重庆二个专门为人运送行李的民间运输组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信用卓著，托运手续也非常简单，无须打开箱子点交，只把行李箱子锁上交给它，付清运费，留下取行李人的姓名和地址，行李到达后，立即通知领取行李。它没有现代运输工具，全靠人工肩挑背驮，他们步行，绕开公路走近路、抄小路，10天至15天就可到达成都。王宇光就是用这个办法，依靠民间的“麻乡约”，把放置电台的箱子，安全地运送到了目的地成都，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检查。
　　
　　户口检查
　　
　　重庆市警察局，当时相当一部分权力被特务机关所控制，和特务机关紧密配合，他们利用户口管理工作的特权，参与对中共驻渝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视控制。在警察局中的几个主要业务部门，和几个重要的分局、分驻所的主管岗位，都被特务所把持。重庆市警察局户政科科长丁嘉藩、一股(调查股)主任祝尚慈都是军统特务，他们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以及《新华日报》社的户口和人口列入“特种户口登记”，并把户口卡片和人口卡片单独存放，以备随时查用，同时还规定了检查监视办法，命令各有关分局、分驻所“随时查明动态，详载户口调查表内”。警局第八分局分局长、军统特务陆坚如，多次指示下属，“对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户口，特别注意调查”。八分局化龙桥分驻所所长姜乎，是军统局渝特区迁建组副组长，他的任务就是以警察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监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1944年7月，重庆市警察局向重庆卫戍司令部和重庆市政府报送的《渝市奸伪活动概况暨本局侦防情形专报》，就详细地记载了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人员的往来活动以及往访的中外人士情况。
　　警察局还利用办理市民身份证收集的人口照片，提供给特务机关，用以识别跟踪监视、逮捕对象。特务分子还经常利用警察的合法身份，以查户口为名，对中共驻渝机关住地实行突击检查。1940年2月17日深夜，中统局一批特务会同警察局人员，突然包围了《新华日报》社位于磁器口高峰寺的印刷厂，借口检查户口，强行绑走工作人员13人，制造了震惊陪都的“高峰寺事件”。当夜农民连夜赶到红岩报告，办事处一面将庙里的设备转移到化龙桥，一面营救被捕同志，在南方局的营救下，被捕的同志3月6日才获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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