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摘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新时代要组织
时间：2019-02-19 05:28: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中国迄今所见到的不仅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而且成立时间最早的一个。 从《报告》的内容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报告》确实保存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
《报告》是在莫斯科保存下来的一份历史档案。这份档案的存在是否可靠？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否真实？回答也是肯定的。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档案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报告》确实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之中。这个《报告》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是毋须怀疑的。据学者研究，这份报告确实提交给了共产国际。所以当年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看到了这份报告，并称为“在重庆的共产党”（给张太雷的信）。这说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看来，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可以列入共产党之列。还有专家指出:“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被当作原始文件对待的，它也并没有被打入另册，而是堂而皇之地与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放在一起。”
《报告》明确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
《报告》“回顾和考察”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说明它和四川其他名目繁多的组织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由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以及参加罢工的工人组成的组织，就是《报告》所称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也是共产国际代表所说的重庆的“共产党”。
《报告》表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以共产主义为斗争武器，将军阀、资本家视为敌人，而将自己作为工人、农民的代表，并提出了要建立一支红军队伍，取代军阀队伍。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力图将其运用于实际。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和规律的认识在这里还显得比较生硬，但正如有学者指出:“事实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萌芽的早期，存在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报告》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背景介绍，也是比较真实的
《报告》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介绍和工作也是比较具体的
《报告》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已经于1920年３月12日正式成立，并分为四部分:１、书记处，２、宣传部，３、财务部，４、出版部。该组织有着一批成员，人数约100人，包括“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加入该组织，要通过一定的条件和手续及程序。这些加入组织的条件，基本上是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
据《报告》称，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以重庆为总组织。此外还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当时四川总共有5个组织，分布在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之所以在重庆设立总组织，是因为“四川位于长江上游，重庆是西南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组织才设在重庆”。
《报告》介绍了该组织从事工人运动等实际工作的情况。他们“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他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即:“明年我们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为此，我们有两个同志正在学习藏文。因为英国的资本家注视着西藏，并向我国投资，四川的同志知道，这对我国西部是危险的，因此在制定防止令人痛恨的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计划。”立足于中国来考虑西部问题，这在今天也是很有眼光的。
《报告》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向往和学习的态度是十分真诚的
《报告》强调:“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这说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仅已经有了明确的责任感，而且还提出了先进性的要求。正是为了更好地担当起重大的责任和成为先进的组织，才表现出强烈的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愿望。《报告》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１、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取得他们的帮助；２、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从俄国共产党人所著述的书籍中或者从同俄国富有学识的同志的谈话中，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尽管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但是，毕竟是值得冒险的，因为在同俄国同志接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并能着手执行我们的任务。将来我们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时，我们的组织就会变得好得多，毫无疑问，工作定会获得成功。”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提出的问题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字数不多，仅3027个字，但内容丰富，包括了7个部分，即: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报告》说明了一些问题，但也留下了许多问题。
《报告》是何人所写？
《报告》没有署名，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四川选出的“四个人”。据四川的党史工作者考证，极有可能是于1920年下半年或1921年春经重庆离四川去上海后又到俄国的廖划平、秦慧僧、杜小马、徐敦让四人。
《报告》是在何地所写？
要从《报告》内容判断其写作地点，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有学者认为《报告》是在俄国写的。从廖划平赴俄的路线看，有可能就是在伊尔库茨克写的。
《报告》写于何时？
《报告》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所以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报告》涉及到时间的有3处，一处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3月12日；一处是在上海购买的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还有一条信息是“明年1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有学者提出，此报告是1921年初提交给共产国际的。结合共产国际远东处1921年谈到“重庆的共产党”的信件和刘湘等人1921年1月的宣言，1921年的可能性很大。
《报告》写给何人？
《报告》没有说明写给谁，但撰写者撰写时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报告》说“希望你们对这个地方的工作提出意见”。而当时能够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提出意见的“你们”会是谁呢？有学者明确提出，《报告》是向共产国际提供的。其实还可以更大胆地推测一下，《报告》可能是写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
《报告》的名称
《报告》的全名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按通常的理解应是当时四川省所属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但从《报告》的内容看却并非如此。这个组织是四川全省的，只是以重庆为中心、为总的组织、为总部、为“正式组织”，分别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因此，四川的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各有一个组织。但总部在重庆。所以，可以突出重庆，但简单用“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这个称谓是不准确的。要图简便，莫不如称四川省共产主义组织还更准确一些。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四川省重庆当时是否会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能？
按通常的观点，1920年4月，奉共产国际指示来华的俄共党员维经斯基(Voitinsky)等人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络筹建中国共产党，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经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在维经斯基等人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然后分别联络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进步知识分子，组建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至1921年7月，最终召开中共“一大”，创立中共。而在四川省重庆，却在1920年3月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比上海和北京还早了几个月，这可能吗？人们自然会心存疑惑。有学者提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可能成立于1920年，而有可能是1921年。
当时处于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的四川省重庆，在1920年3月是否会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能？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程度看，从当时四川工人阶级的产生并日益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看，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已有相当条件。
在重庆，据有关史书记载，借助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劲东风，新文化运动之风也乘势吹入重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迅速地在重庆传播。各种宣传科学与民主的书刊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使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各种小团体相继在重庆出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19年12月创办的川东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川东学生周刊》（后更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周刊》），以“主张公理，排斥强权，改良社会”为宗旨，文章形式活泼，观点锋芒犀利，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深受青年学生欢迎。1921年2月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等创办的《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思想”为宗旨，评论时局、抨击时弊，揭露“社会黑幕”。1921年11月由重庆联中校长熊浚发起创刊的《友声》，以“提倡改革旧教育，进行新教育和学问社会化，以启发学生的思想，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为宗旨，在青年和社会中引起过广泛反响。还有1921年上半年由重庆联中学生团体“益社”创办的《渝江评论》，以“切实的批评，作沉痛的呼唤，以求群众的觉醒和社会的改进”为己任，檄文不穷，思想激进，为一般青年学生所推崇。1920年1月7日，吴玉章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演说时指出:“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查。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
四川何时有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1936年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提到，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几个地方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等地只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在陈潭秋的印象里，成都应该有个别共产主义者。但这个别同志是谁？陈潭秋没有具体说，迄今为止的中共四川、重庆党史也没有提及。这使人联想到中共“一大”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因为没有党员名单，所以无法判断其中是否有四川重庆的党员。
在中共“二大”即1922年6月前，四川重庆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否则陈独秀不会向共产国际报告。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也应该是存在过。
所以，要说四川何时有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到1925年已经非常明朗化。但此前的摸索也很艰辛。
关于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的分裂
在考察《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时，时常涉及到无政府主义问题。有论者说廖划平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由重庆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派出的。
而关于重庆“适社”的性质，有研究者认为是一个以重庆社会党支部为基础而成立的一个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团体。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纯而又纯的，是有过变化和分歧、斗争的。从廖划平到苏俄学习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中国共产党等情况看来，廖划平当时即使信奉无政府主义，也不影响他以后的思想转变，不影响他对共产主义的认同。对廖划平也罢，对廖划平到俄国去是重庆“适社”所派也罢，不一定仅强调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立的一面，从而否定其有过合作的一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可能客观、准确地进行认真深入研究，而不要轻易否认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轻视其《报告》的价值。
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的关系，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紧密、有的不紧密。通过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远比我们以往理解的党的成立过程更为复杂的历史过程。
对于1920年3月12日，在四川省重庆是否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它的出现，说明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各种共产主义组织纷纷成立这样的一种趋势，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说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也应运而生。在这些组织中，有的成为了中共前身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成为中共建党源流的一部分；有的则是其成员分别加入中共、书写了中共地方党历史；有些则在中共成立与壮大以后，昙花一现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了。虽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不能进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系列，但它“确是一个崇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所以，应将其列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系列，否则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百川归大海，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朵浪花。完全否认这个组织的存在，或者简单地归入无政府主义组织，恐不适当。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为什么没有像北京和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一样，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供呢？或许是以下原因:一是没有能够与上海党的早期发起组及时取得直接关系；二是《报告》送达后，联系人因为各种原因，失掉了联系；三是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取消了资格。正如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谈到共产国际“三大”和中国代表团情况时所指出:“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非总能反映组织的现状”，“代表的产生常常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肆虐，联络也因之不畅而造成的”。
总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昙花一现，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也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还有许多“细节不详”。难怪有学者称这份报告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司之谜，一道歌德巴赫猜想题”。但我们相信，随着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公布，完全揭开“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真相并非不可能。我们要继续努力收集和挖掘资料，特别是俄罗斯方面的史料；同时解放思想，深化研究。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