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突围长征时间 [红军突围，陈济棠“虚晃一枪”]
时间：2019-02-20 05:41: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长征之初，红军几乎“兵不血刃”地顺利突破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粤北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国民党内部不和、红军巧妙利用其间矛盾，成功找到突破口的故事――
“一举两得”应对“一石二鸟”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百万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和指挥上的失误，中央红军主力遭受重大挫折，1934年10月初，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准备取道粤北进行战略转移。
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陈济棠，字伯南，广西防城人，1890年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入同盟会，参加过讨袁战争和二次东征。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授一级陆军上将。在鼎盛时期，陈济棠除了掌握着十几万陆军外，还有一个拥有近百架作战飞机的航空大队。控制着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的一统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
然而，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与蒋介石却有不小的矛盾。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分会”等机构，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眼见红军主力在江西由北向南收缩，并有向广东方向“逃窜”的意图，蒋介石任命薛岳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领9个师的中央军由北往南追击。同时，他向薛岳面授机宜：“对‘共匪’‘追而不剿’，以机动穷追为主，‘匪’止即止。”薛岳心领神会，自己担任的其实是“赶羊群”的角色，能把红军“赶”进广东，自己就算大功告成了。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剿共”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多封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斗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共，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一天夜里，陈济棠左思右想，终于找到了一条“送客”妙计。他当即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娓娓道来他的“妙计”：“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做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的势力伸进广东。
“陈司令，我们不打，红军对我们却不会手软哦。当下要务，是如何让红军知道我们的一片‘好意’。也就是说，我们事先必须与红军沟通。”陈济棠的参谋长细心地提出问题。
“对，必须找个中间人先和红军通融一下，摸摸他们的底。”陈济棠将军帽从头上取下，放在桌上。他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甚至连“摸底牌”的人选都有了。
原来，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让此人代他们到苏区传话，应当没有问题。
会后，兴奋不已的陈济棠立即给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下和为贵。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他将罗炳辉的内弟请来后，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临行前，他还拉着那人的手说：“成事在此，就拜托老弟了！”来人听后，甚是感激。
“秘密谈判”后的“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周恩来。
此时，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如果能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围的突破口，当然是最佳的出路。周恩来、朱德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博古和李德汇报此事。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
李德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他耸耸肩，摊开双手，做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势。
在向博古汇报时，博古静静地听着周恩来和朱德的意见，一句话不说，面部也毫无反应。周、朱二人不愿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反复劝说。博古终于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好了，好了。退出中央苏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走，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商讨和一个小军阀合作的问题，有些小题大做。你们看着办吧！”博古摆摆手，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他觉得与军阀谈判的事，有些伤他的面子，他不想直接插手此事。周、朱二人一听，心下窃喜。
很快，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何长工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的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特别注意保密。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陈济棠部代表杨幼敏握着潘汉年的手说：“久仰！久仰！”韩宗盛也握住何长工的手说：“幸会！幸会！”4人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大聊茶道。潘汉年侃侃而谈，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4人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信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会后，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听后大喜：“呵呵，与红军签得停战协议，以后就用不着怕蒋介石来压我们了。”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更加豪爽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10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一分安全。”
“敲梆式的堵击”和“送行式的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郾6万人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时，红军计划把整个苏区的家当都搬走。不惜雇了数千名挑夫，捆扎了几千副挑子，连印钞机和兵工厂的机器之类物品都抬上，以“甬道式”的行军和“搬家式”的迁移，缓慢行进在赣粤湘边崎岖的山间小道上。
红军这种“搬家”式的突围其实犯了兵家大忌，也为后来湘江之战惨重的损失埋下了伏笔。当时，陈济棠部就有心腹将领主张乘机消灭红军主力，以夺取头功。陈济棠只是嘿嘿一笑：“看样子今天要重创红军并不是太难。可消灭了红军，老蒋还会发给咱们这么多军饷吗？等他腾出了手来，首先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不肯听命于他的杂牌武装啊！”于是，众军官们心领神会，相视一笑。
当然，陈济棠对红军也有提防。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陈济棠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陈济棠本人在此坐镇指挥。
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前线指挥员少将副旅长黄国梁与少校政训员黄若天商量，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8?郾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因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两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红军自离开粤北进入湖南腹地后，遇到何键和白崇禧部队的疯狂追堵，形势马上发生逆转，每过一道关卡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湘江之战，包括牺牲、受伤和走散掉队的，8?郾6万红军一共损失了5万余人。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