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客人_神秘来客

　　我去拜访原来教过我法医学的宋戴克博士，他又是一位著名的侦探，破过不少大案。我说：“我想向您讨教一件事。严格来说，那也并非是我分内的事。我有一位病人叫克劳夫顿，最近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说起来他只是出外度假，近来再也没跟他的家属和朋友联系而已，可是叫我不安的是，这有点儿违背他的常规习惯，他一向是极爱写信的。这人神经特别过敏，家族病史也令人不容乐观。”
　　“说得倒也言简意赅，亚丁。”宋戴克说，“可是缺少细节。请再说得全面些吧。”
　　“行。克劳夫顿有些神经质，成天为钱的事提心吊胆，近来这种情况变得愈发严重，老是担心会破产，而且没法打消这种错觉。其实这全是庸人自扰，克劳夫顿太太跟我说过，他们在经济上根本不成问题。
　　“由于他这种症状越来越糟糕，我就建议他出外换个环境。他同意了，决定到惠特斯特布尔市郊区的锡萨特镇去。他在那里有一所小平房，每当旅游季节就出租给旅客。他决定独自到那里去住一阵子，我对此却不十分赞同，因为他绝对不应该独自外出，他们家族有抑郁症的病史，听说还发生过几起不愉快的自杀事件。正好他的内弟安布罗斯愿意陪他前去度个周末，让他先习惯起来，然后安布罗斯有空就正午后去看望他一下。他们俩是在6月16号星期五去的，有段时间平安无事，看上去克劳夫顿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恢复得挺不错，每周给他太太写来两三封信。安布罗斯尽量常去看望他，给他鼓鼓劲。最后一次他带回信息说，克劳夫顿打算再迁到马盖特镇去换换环境，可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当然他也没再回到锡萨特镇的那所小平房。
　　“后来他忽然从马盖特镇寄来一封信，信是他在锡萨特镇写的，邮戳却盖的是马盖特镇，日期跟信中所写的日期一样，都是7月16号。那封信如今还在我手中，是克劳夫顿太太拿来给我看的，我还没还给她呢。信中没什么新内容，只说他要搭乘下一班火车去马盖特，到了那边，一找到住处就会再写信。这是他的最后消息了。他没再写信来，我们只知道他离开了锡萨特，到了马盖特，从此便杳无音信。您看，这就是那封信。”
　　我把信递给宋戴克，他瞥了一眼邮戳便把信放在桌上，准备待会儿再仔细看看。
　　“你有没有去查找过啊?”宋戴克问道。
　　“查找过了。我们把他的相片寄给了马盖特警察局，请代为查找。可是要知道7月里马盖特镇是个什么样子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外地人来来往往。想在那伙人群里找到他，根本就不可能，何况他现在也不一定在那里了。他的失踪又恰恰很不是时候，因为正有一笔遗产刚刚传下来，克劳夫顿太太焦急地想让他知道。那是一笔大约三万英磅的款项咧!”
　　“他们事先知不知道这笔遗产?”
　　“不知道。克劳夫顿一家人对此根本就不知晓。他们压根儿不知道那位老太太――舒乐小姐――立下了遗嘱，也不知道她身后竟会留下那么多钱，他们连她病得快要死了都不晓得。这也真是件怪事，因为她已经患了一两个月重病，得的是绝症。”
　　“老太太是什么时候死的?”
　　“7月13号。”
　　宋戴克扬了一下眉毛：“是发这封信的前三天。也就是说，尽管克劳夫顿从此再也没露面，这封信还是能证明他比老太太活得长。这件惟一的证据真值三万英镑!”
　　“没那么重要，”我说，“舒乐老太太在遗嘱里提到，克劳夫顿要是在立遗嘱人之前先已去世，那笔遗产就归他的妻子。所以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那笔钱都会到位。我们可还是巴望他活着呢，但我十分担心他出事了。”
　　宋戴克沉思了片刻，问道：“克劳夫顿本人有没有立过遗嘱?”
　　“立过，”我答道，“这是最近的事，我是一位证人，而且在克劳夫顿的要求下通读了一遍。里面净是些法律冗词，其实只消用十来个字就可以说清楚了。他几乎把家当全都留给妻子了，可他并非笼统地一说，而是一项一项地交代得清清楚楚。”
　　“那大概是由律师起草的吧?”
　　“对，是那家人的另一位朋友乔布逊起草的。乔布逊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也是剩余遗产的继承人。”
　　宋戴克点点头，又陷入了沉思。他拿起那封信，仔细察看着。我好奇地望着他，觉得挺有趣。他先把信封反复察看了几遍，接着从自己的兜儿里掏出一个放大镜，再检查一下信封封口和邮戳，然后抽出信来，举在亮光下阅读，最后他又用放大镜审视了一下上面的个别字迹。
　　“怎么样?”我咧嘴笑着问道，“有什么发现吗?”他微微一笑，把信还给我，把放大镜放回兜儿里：“这封信在必要时可以作为证据，最好把它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注意到克劳夫顿说他过一阵子还要回到那所小平房去，可他至今也没回到那里，对不对?”
　　“对，大家一直在等他写信回来。您是否认为应该有人……”我蓦地顿住，因为我开始觉得宋戴克好像认为这事恐怕有点儿不妙似的。“亲爱的亚丁，”他说，“一个继承了家族抑郁症和自杀倾向的人突然失踪了，他离开了一所空房子，声称还要回到那里去，既然那所房子是惟一可以找到他的地方，那就该去那里查看一下。即使他没再回到那里，那所房子里也一定会有些线索有助于我们弄清他如今的下落。”
　　“如此说来，那我就亲自去一趟吧。”我说，“明天是星期六，我可以让一位同事照料一下我的业务。您方才谈到线索，你们专家断定是线索的事物，我们一般人会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真希望您也能跟我一道去调查，可以吗?”
　　他居然同意了。“为什么不可以呢?”他答道，“咱俩可以在那所小平房里度个周末，同时调查一下这件疑案。咱俩明天就去吧，在火车上吃午饭，下车后就可以支配整个下午啦。你最好去向克劳夫顿太太要来钥匙。她如果没有，就请她开张允许咱俩进入房内调查的委托书，因为咱俩没有钥匙而要进入那所房子就需要用上它。”
　　我欣然同意，宋戴克的态度给我一个印象：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一些我料想不到的情况。
　　那所小平房坐落在海堤附近一块高起的平地上，附近另有几所小平房，都离得较远。这所小平房围着木栅栏，旁边还有个游泳更衣的棚屋。我们走过去，看到棚屋门上写着：“克劳夫顿宅”。
　　“咱们怎样进去呢?”我说，“栅栏门锁上了，咱们是不是得砸破栏板?”
　　“不必那样做，”宋戴克答道，“这所房子里肯定空无一人，否则栅栏门不会上锁。咱们要是找不到没上锁的后门，就翻越栅栏进去。”
　　我们绕了一圈，没找到后门。“只好翻越栅栏了。”宋戴克说了一声，把他那绿色的帆布手提包放在地上，双手抓住栅栏上端，腾身一跃就翻了过去。我把帆布包扔给他，也来了个如法炮制。
　　“好了，”我说，“咱俩进了院子，现在怎样进屋呢?”
　　“门如果都锁上了，咱们要么撬锁进去，要么找扇窗户钻进去。来找一下吧。”
　　我们绕到房子后门。后门不但上了锁，还加了闩。窗户也都关得严严实实。
　　“看来还是从前门进去最为合适，”宋戴克说，“那扇门不可能上了闩，除非主 人是从烟囱里爬出去的。我那个挖烟斗的小工具倒可以对付普通的门锁。”
　　我们俩又来到前门。他从兜儿里掏出他那小工具，拨弄了两下门锁，我转动一下门轴，门就开了。我喊了一声，看看房内是否有人，结果没人回应。我们便直接走进起居室，因为那所房子里没有门厅。
　　我们俩走进去几步就停下来环视四处，我觉得那里真是一点儿也不舒适。尽管户外阳光明媚，室内却黑咕隆咚的，百叶窗全关着，还拉上了窗帘。“看来克劳夫顿是在夜里离开这里的，”我说，“要是大白天走，恐怕就不会拉上窗帘了。”
　　“你也许说得对，”宋戴克说，“可看上去又有点儿不像。”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提起百叶窗，房间里顿时亮堂起来。他背靠着窗户，仔细观察整个房间，目光从家具、墙壁漫慢转移到地面。忽然他躬身从门前的一张桌子底下捡起一个火柴头，若有所思地看看，接着他指着桌子旁边的油毡，那上面有几滴烛油。他瞥了一眼壁炉台，又瞧了瞧桌上放着的一个烟灰缸。
　　“这些尽管都是微末细节，却值得注意。你看，”他对我说，“房间里十分整洁，样样东西都各有其位。比如说，火柴盒在壁炉台上有它固定的位置，旁边还放着一个让人扔火柴头的烟灰缸。可是地上却有个火柴头，尽管烟灰缸就在手边的桌子上。你还可以发现它跟壁炉台上那盒火柴不是同一个型号的，而是布里安牌大号火柴。你看，”他从烟灰缸里取出两个火柴头，“这两根都是布里安牌小号火柴，差别很明显嘛。”
　　“您说的这种差别，在我看来并不很明显。”
　　他走到壁炉台前，拿起那盒火柴，一边打开盒盖一边说：“这一盒几乎是满满的，想必一直被放在它固定的位置上。门前那张桌子底下却有个火柴头，吊灯下面那个烟灰缸里也有两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摸着黑进来，一进门就划了根火柴。那根火柴准是他随身带来的火柴盒里的。头一根燃尽后，他又划了一根，他拿起灯罩时，那根又燃尽了，于是他再划一根才把灯点着。可是进来的这个人如果是克劳夫顿，他明知火柴盒在老地方放着，干吗要划根火柴照亮屋子呢?而且干吗又把火柴头扔在地上呢?”
　　“您的意思是说，进来的那个人不是克劳夫顿。这您倒是说对了，克劳夫顿身上从来不带火柴。”
　　“那可能是安布罗斯吧?”
　　“不会，”我说，“安布罗斯一向用打火机。”
　　宋戴克点点头，说道：“不管怎么说，这都值得咱们细加思考。咱们再到别的房间里去看看。”
　　他看了一下墙上挂钥匙的小木板，上面有几把钥匙都吊着注明房间的象牙牌子。他取下来，先走到犄角一扇门前，打开门一看是间厨房，于是关上门，再打开旁边另一扇门。那是一间卧室。
　　我们走进去，他环视了一下说道：“百叶窗没关上，床也好像很久没用过，这大概是间客房。”
　　我们又回到起居室，他打开另一边的一扇房门，那也是间卧室，屋子里很暗，厚窗帘把两扇窗户都遮住了。他走过去拉开窗帘，提起百叶窗。屋子里显得不特别干净，床也没铺好。他挑剔地环视四周，尤其注意那个床头柜。
　　“这里也有点儿不大对头。你看那两个烛台，一个烛台上的蜡烛已经燃尽，只剩一点儿烛芯，里面有五个火柴头，两根是从旁边那个火柴盒里取出来的大号火柴，另三根是小号火柴，其中两根燃到了头。另一个烛台上淌了不少烛油，大概是有人把蜡烛从烛台上拿下来使用过。你看，烛油一直淌到底部，上面还有个拇指印――显然是左拇指印――是在烛油还挺烫的时候印上的。你还可以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个水杯印，里面盛过的不像是水而像是别的什么液体，可是那个水杯却不见了。那水杯印也许是很久以前印上的，可看上去却像是新近印的。”
　　“克劳夫顿从来不会在桌上留下什么印迹，他一向爱好清洁。”我说，“咱们去看看那个水杯是不是在厨房里。”
　　“好吧，”宋戴克说，“可我纳闷他拿起那支蜡烛干什么来着。他明明把它拿出了这间卧室，起居室的地上就有几滴烛油。”
　　他走到门旁边那个五斗柜前，拉出一个抽屉，看看里面装满的衣服，忽然面带笑容地对我说：“亚丁，你从门缝往外看看!”我连忙跑过去，将目光从门缝越过起居室往外张望，看到了一个警察的头盔。
　　“他们在警戒呢!”宋戴克说。
　　没多会儿，从厨房那边传来了像是用小折刀拨动窗户的响声，接着窗子给打开了，有人轻轻爬了进来，打开厨房门，踮着脚尖穿过起居室朝卧室走来，一名粗壮的警官出现在门口。
　　“你好，警官。”宋戴克和蔼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好倒是好，可你们是什么人，擅自闯入这所房子干什么勾当?”
　　宋戴克简单地解释了一下情由，递过去我们的名片，并拿出克劳夫顿太太的委托书给他看。警官那股铁板似的生硬劲儿一下就消失了。
　　“没事了，汤姆金斯。”他回头喊道，“你关上窗户，从前门出去吧。”接着他对我们俩说，“二位请原谅，附近一家住户骑自行车回家，见到二位正在撬门锁便报了警。这事毕竟叫人有点儿起疑啊。”
　　宋戴克轻松自如地笑笑，我们便一起走向厨房。有警察在场，我们不便谈出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我的朋友在盯视着炉盘上的一把煎锅，锅里油渍斑斑，这又显得不大对头，因为我不大相信爱好清洁的克劳夫顿在出门之前会如此离开。我们在厨房里没找到一个没洗干净的水杯，就又回到起居室。宋戴克两眼一直在望着那个挂钥匙的小木板。
　　“怎么样?”警官问道，“他即使回来了，现在也明明不在这所房子里，二位到处都看过了吧?”
　　“只有海边那个更衣棚还没去看过。”宋戴克答道。他一边说，一边从小木板上取下一把钥匙。
　　警官咧嘴一笑，说道：“他总不至于到那里面去过夜吧。可是话说回来，调查得越彻底越好。可您总该注意到房门和栅栏门的两把钥匙都拿走了，所以我们应该认为他本人也走了。”
　　“推断得倒也有道理，”宋戴克道，“可咱们还是应该彻底查一查。”
　　说罢，他就率先走进院子，来到那扇栅栏门前。他毫无顾忌地掏出那个挖烟斗的小工具，插入锁孔转了几下，栅栏门就开了。
　　“嚯，这玩艺儿真不赖，您用得还挺顺手啊!”警官赞叹道。我们随即走向海边那个更衣棚。
　　宋戴克用钥匙打开棚屋门，里面的景象真使我们大吃一惊。6英尺见方的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墙上钉着几枚挂衣钩，惟一一扇窗户紧闭着。光秃秃的地上坐着一个男人，身子靠在墙角上，脑袋耷拉在胸口前。这人无疑是克劳夫顿。我检查了一下尸体，说道：“他大概已经死了半个多月时间了，想必是他从马盖特一回来就发生了这事。”我指着尸体右边那个水杯说，“那可能就是咱们没找到的那个水杯!”
　　“没错。”宋戴克有点儿心不在焉地说。他一直在仔细观察棚屋四处，“我纳闷他为什么不从里面上好门闩，却上了锁，而且那把钥匙哪儿去了?想必是他从门锁上拔下来，放在衣服兜里了吧?”
　　他探询地望着那名警官，后者只好带 着厌恶的神情搜查死者的衣服兜儿。“嗯，在这儿呢。”他从死者的马甲兜儿里掏出一把钥匙，“对，就是这把，上面的象牙牌子还注明了‘海浴更衣棚’。”
　　他把钥匙交给宋戴克，后者惊讶地细看了一下，然后掏出一支笔在牌子上记下：从尸体上发现。“试一试它是不是这个门上的钥匙。”
　　警官不以为然地说：“他要是能把自己锁在这里面，那当然就是了!”
　　宋戴克试着开门锁，但从屋内连锁眼都插不进去。警官也试了一下，结果一样。
　　“也许他身上还有一把，你再搜搜他的身。”宋戴克说。
　　结果警官搜出来几把小钥匙，没有一把是更衣棚那扇门的，我注意到其中也没有平房前门和院子栅栏门的。警官嘴里嘟嚷道：“这里面肯定有鬼!”
　　宋戴克表示同意：“门上了锁，却不是从里面锁上的，而是从外面锁好的。那么，那把错钥匙可能是另一个人放进死者兜儿里的。还有一些疑点，床头柜上的水杯不见了，这儿却有一个。地面上还有几滴烛油，门旁边那里好像立过一支蜡烛，现在却没有了。卧室里有支蜡烛从烛台上拿开过，上面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拇指印。咱们应该马上取下死者的指纹。亚丁，你到卧室去把我那个手提包拿过来。”
　　我取来手提包时，宋戴克正用戴手套的左手拿着那个水杯，在亮光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他把水杯交给我说道：“亚丁，你仔细察看就可以看出上面有两个不同的拇指纹，都是左拇指纹，因此是两个人的。这个水杯是放在尸体右边的，而床头柜上的那个水杯印却是在左手那一边。”
　　他打开手提包，取出一个铜盒，里面有一个墨水管、一个小型滚筒和一些卡片。他把铜盒盖当做墨水盘，一丝不苟地取下死者两只手的指纹，分别在卡片上注上记录。
　　“我闹不明白您取下克劳夫顿的指纹有什么用场?”我问道，“另外那个人的指纹才更有用啊。”
　　“没错，”宋戴克答道，“我们得证明水杯上那个指纹不是克劳夫顿的，蜡烛上的那个拇指纹也不是。确认这一点十分重要。咱们办完这儿的事，还得到卧室那边去确认一下。”
　　他关上手提包，用戴手套的那只手把那个水杯从我手中接过去，带头回到那所平房。警官锁上棚屋门，也跟随在后。我们径直走进卧室。宋戴克拿起烛台上那支蜡烛，用放大镜观察那上面的指纹，先跟卡片上的两个拇指纹相比较，又跟水杯上的指纹相比较。“一清二楚了，”他说，“这是个左手大拇指印，跟克劳夫顿印在水杯上的指纹截然不同。看来是另一个人把这支蜡烛从这间屋拿到更衣棚，后来又拿了回来。他离开这所房子之前把它吹灭了。然后在更衣棚那边又把它点着。”
　　警官问道：“您大概还没闹清那指纹是谁的吧?比如说，您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要除掉克劳夫顿先生吧?”
　　宋戴克答道：“这该是陪审团解决的问题。”
　　“说的倒也是，”警官同意道，“他们在裁决上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明明是―起蓄意谋杀案。”
　　宋戴克对此没有表态，只叫他把那支蜡烛和那个水杯保存好。我们俩原想度个周末，现在已成了泡影，于是我们跟警官告别，走向火车站。
　　“咱们该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克劳夫顿太太。”我说。
　　“这不是咱俩的责任，让律师或者安布罗斯去办吧。”宋戴克答道，“你如果知道那位律师的地址，就给他发个电报，约他今晚8点钟见个面。只说‘找到了克劳夫顿’，别的事先别提。发电报时注明‘紧急’两字，那样他就会守约等着咱们俩。”
　　一到火车站，我便发了电报。在车上我冥思苦想：究竟是谁企图除掉克劳夫顿呢?一想起舒乐老太太在遗嘱里所留下的那笔款项，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棘手。遗嘱上明确规定克劳夫顿如果死在他妻子之前，那份遗产就归他妻子所有。安布罗斯又是他的内弟，曾经跟克劳夫顿在那所平房里待过，并且没听说还有什么人去过那里。我很想跟宋戴克谈谈这些情况，可他一直沉默不语，他显然在开动脑筋分析问题，不愿跟我讨论案情。
　　8点整，我们俩在一家餐馆吃过晚饭就前往律师家。仆人把我们引进乔布逊的书房，他正坐在写字台后面，一见到宋戴克，显得有点儿惊讶。我给他介绍之后，他冷冷地问道：“宋戴克博士前来想必跟克劳夫顿先生失踪那件事有关吧?”
　　“是啊，否则他不会来会见您。”我答道。
　　乔布逊点点头：“克劳夫顿眼下怎么样了?你们是在哪儿找到他的?”
　　“遗憾的是他已经死了，”我答道，“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们发现他的尸体被锁在海边那间更衣棚里了。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身边放着一个水杯。”
　　“哎呀，太可怕了!”乔布逊律师惊呼道，“他原不该独自去那里，我早就这么说过。尽管他保了人寿险，可是赔偿数额并不大。要知道，由于自杀……”
　　“我不大相信保险公司会作出赔偿，”宋戴克插嘴道，“验尸官肯定会发现那是一起蓄意谋杀事件。”
　　乔布逊目瞪口呆，面色铁青，两眼发直地望着宋戴克。“谋杀!”他不相信地惊呼道，“可你们刚才说他把自己锁在了更衣棚里，这无疑说明他是自杀啊。”
　　“要知道，他并非自己把自己锁在里面的，因为更衣棚里没有那个棚门的钥匙。”
　　“原来如此!”乔布逊似乎松了口气说道，“那你们有没有搜查过他的衣服兜儿?”
　　“搜过了，我们找到了一把标着‘海浴更衣棚’的钥匙，从里面却插不进门锁。不管怎么说，门是从外面锁上的。”
　　“我的老天!”乔布逊微微叹息了一声，“看起来确实叫人起疑，可我还是不大相信。”
　　“案情已经基本弄清楚了，”宋戴克说，“已有充分证据证明，另有一个人夜里进入了那所平房。案子发生在卧室里，那个家伙把克劳夫顿的尸体从卧室移到了更衣棚，他还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支蜡烛和一个水杯。他把蜡烛放在棚里一个角落里，借着烛光，他把尸体安顿好，又处心积虑地把一把钥匙塞进了死者马甲的兜儿里。接着，他锁上棚门，又回到平房，把棚门钥匙挂好，蜡烛放回到烛台上，然后他锁上房门和院子的栅栏门，把那两把钥匙都带走了。”
　　乔布逊律师默不作声，发愣地听着，最后开口问道：“您认为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显然是本月15号夜里。”他答道。
　　乔布逊反驳道：“可是克劳夫顿先生16号还往家里写了封信啊。”
　　“信倒是写了，”宋戴克说，“却是6号写的。有人在6这个数字前加了一竖，16号在马盖特投寄的。我可以在审判席上提出确凿的证据。”
　　我真有点儿给搞糊涂了。宋戴克那种严厉而无情的神态，跟他平时的那种和蔼态度迥然不同，还有律师那种没必要的焦虑，都好像是某种不祥之兆。我望着乔布逊点燃一支香烟――用的是小号火柴，然后把它扔在地上――接着我期待听他说些什么。他终于问道：“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呃……可以识破那个作案人是谁吗?”
　　“你是指那个会被指控为杀人犯的家伙吗?警方会万无一失地把他辨认出来。”
　　“那就是说，警方会把他缉拿归案。”乔布逊说。 　　“当然。等审讯时一摆出所有的证据，那人就会暴露出来。”乔布逊一口接一口地猛抽香烟，两眼盯视着地板，好像在盘算着什么。半晌他头也不抬地问道，“警方如果真找到了那人，会怎么样呢?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是他杀死了克劳夫顿呢?”
　　“你是指直接证据吗?”宋戴克问道，“这倒不好说，因为我没亲自检查尸体。不过嘛，我刚才向你提供的那些情况就足以判他有罪了，除非那人能作出并非谋杀的解释。”他又补充道，“那名嫌疑犯若能提出强有力的辩护，还是在被指控之前提出来好。主动交代总比等审讯时才说强得多。”
　　一阵沉默。我困惑不解地望着宋戴克那副严厉的面容和律师那张苍白的脸。乔布逊忽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最后在壁炉前站住，仍然回避着宋戴克的眼神。
　　他突然低沉而粗哑地说：“让我说说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吧。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确实在15号那天到锡萨特去了一趟，想在那所平房里找到克劳夫顿，把舒乐老太太去世和那笔遗赠的事告诉他。”
　　“你大概在这件事上早已得到什么消息了吧?”
　　“对，我的表弟是舒乐老太太的律师，早把她那份遗嘱的内容透露给我了。”
　　“还包括她健康恶化的情况吧?”
　　“是的。可我到达那所小平房时，发现房内漆黑一片。栅栏门和房子的前门都没上锁，我就一边走进去，一边喊他，可是没人回应。我走进房内，划了根火柴点亮灯，接着走进卧室，在那里又划了根火柴，我在亮光下见到克劳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对他说话，他不答话也不动弹。于是我又点着桌上的蜡烛，这时才发现他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很久――也许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在那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发现一个死人，可真够吓人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去报警。可当我回到起居室时，我看见写字台上放着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我出于好奇，就从没封口的信封里抽出信来看了一看。信上的日期是6号，说他打算到马盖特去一阵子，然后再返回那所小平房。
　　“那封信对我来说起了一种诱惑作用。只消在6字前面加上一竖就变成16号，然后从马盖特把信发出去，我就能赚到三万英镑。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机会，可我并没立刻决定那样干。我把百叶窗拉下来，窗帘拉紧，大门上了锁，又仔细考虑了一下。看来一点儿危险都不会有，除非这时有人来到，发现尸体状况跟信上日期的时间完全不符。我又看了一下死者，床头柜上放着一支燃尽的蜡烛，还有一个水杯，里面残留着一种干了的棕色液体痕迹，他显然服了毒药。我于是想到，如果把尸体和水杯放在一个一时不易让人发现的地方，那么信上的时间和尸体状况之间的差异就不会让人觉察出来了。
　　“我起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地方，后来终于想到海边那个海浴更衣棚，没人会到那里去找他。如果有人来到平房那里找不到他，就会认为他还没从马盖特返回。于是我拿了一支蜡烛，从钥匙板上取下更衣棚那扇门的钥匙，走了出去。可是棚门上已经插着一把钥匙了，我就把它取下来塞进克劳夫顿的马甲兜儿里，根本没想到那不是另配的一把备用钥匙。我原本应该在门上先试一下就不会出纰漏了。
　　“以后的事你们全猜对了。我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把他锁进更衣棚，把钥匙又挂回房内那块小木板上。我掀掉床罩，因为那上面有药水污迹，并把被子重新整理了一下。等到天一亮，我就乘火车前往马盖特，把信的日期更改后发了出去，随后就把平房前门和栅栏门的钥匙都扔到河里去了。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你们也许不会相信我，可我想你们终究会的，因为你们见到了尸体，会理解我在15号那天并没有杀害克劳夫顿的意图，何况很明显，克劳夫顿早在15号那天之前就已经死了。”
　　“我宁愿先不说‘很明显’这个词儿。”宋戴克说，“不过，你在辩护的时候，克劳夫顿死亡的日期倒是至关重要的。你最好向验尸官着重讲明这一点。”
　　我在我们俩回家的路上说：“您好像一开始就看出了疑点，我闹不清您怎么竟会怀疑到乔布逊。”
　　“你如果是个律师，就不会闹不明白了。”宋戴克答道，“你一开始跟我讲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乔布逊有点儿不大对头。你提到他为克劳夫顿拟定了一份遗嘱，写得很古怪。克劳夫顿意图把家当全都留给妻子，可是遗嘱上并没笼统地说，而是一项一项地指出来，还指定乔布逊是剩余遗产的继承人。表面上看来那只是些法律措词，可是舒乐老太太的遗嘱公布之后，那就出现另一种情况了，因为那笔遗产在克劳夫顿那份遗嘱中并没提到，也就不归克劳夫顿太太所有了，而是包括在剩余遗产那部分里，归入乔布逊的腰包了。”
　　“这个律师可真是鬼透了!”我惊叹道。
　　“是啊，除非克劳夫顿修改遗嘱或者重新立一个，才能避免这种情况。乔布逊似乎通过私人关系早已了解到了舒乐老太太的遗嘱内容，所以为克劳夫顿起草遗嘱时便做了手脚。舒乐老太太患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乔布逊想必也早已知情。因此你向我提起此事时，我就料到克劳夫顿很可能是自杀了。他在失踪之前也没重新立下遗嘱。
　　“舒乐老太太是13号那天去世的，身后留下三万英镑遗产。克劳夫顿若比老太太活得长一些，那笔钱就归他了，若比老太太先死，那笔钱便归克劳夫顿太太，问题在于克劳夫顿在13号之前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他死在13号之前，那笔遗产就归他的太太。如果死在那天之后，三万英镑就归乔布逊所有。因此你给我看那封标着16号日期的信件时，我就考虑到那个日期对乔布逊律师来说事关重大，价值三万英镑啊，我当然就十分仔细地察看。那封信是用普通的深蓝墨水写的，那种墨水即使放在户外，也需要半个月时间才会完全变成黑色。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那个日期的‘1’字显然更深些。这就说明日期给更改过了，那一竖是后加上去的。为什么要如此呢?是谁更改的呢?
　　“惟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克劳夫顿已经死了，而且是在13号以前死的，惟一怀有更改日期企图的人必定是乔布逊。所以，我们俩动身去锡萨特那时候，我已经肯定克劳夫顿死了，那封信是乔布逊在马盖特投寄的。我也确信克劳夫顿的尸体必定给藏在那所小平房某处，我要做的就是去证实我的推断。”
　　“那您认为乔布逊说的都是实话了?”
　　“倒也是实话，可我还是怀疑他去那里的原因是有意赶在克劳夫顿有可能立个新遗嘱之前把他干掉。他一发现克劳夫顿已经在13号之前死了，想必很失望，因为那三万英镑由此而落空了。不过我得承认他面对那种处境，还是很镇定的，而且十分狡黠，只是由于―个小小的疏忽而告失败。他经过辩护，想必不会被判谋杀罪，但是那种诈骗别人遗产的行径当然是有罪的。”
　　宋戴克博士的判断完全正确。乔布逊律师没被法庭判处谋杀罪，可是由于他篡改了信的日期，在别人的遗产继承上耍了鬼花招，如今还在狱中服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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