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创新驱动与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

[摘 要] 基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原则与原动力，分析了创新驱动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之间的交集关系，创新性地提出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径，重点优先发展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运用钱纳里提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一般模型定量分析预测了包括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在内的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六大行业在2020年产值和就业所占的比重。提出了我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新常态；创新驱动；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8）11-0067-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and motive force of innovation-driven approach under the new norm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innovation-driven approach and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 in China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new path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with priority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business services. Using the gener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posed by Chenery， this paper predicts the output value and employment proportion of six major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in 2020， inclu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business services. It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realize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producer services.

Key words： new normal， innovation-driven，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只有通过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由大到强。世界经济史证明，世界经济发展就是靠创新引领的发展，不断从已有的层次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创新，认为创新并非是已有产业的单纯数量增加，而是质的飞跃，是产业突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着经济发展。那么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如何从产业方面来实施创新驱动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追求经济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经典的创新理论研究都是聚焦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而对于一个国家中观层面的产业创新方面的应用研究涉及较少。因而试图为我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一个崭新的产业研究视角与发展思路，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提供新动力。

一、创新驱动的原则与原动力

创新驱动自然离不开科技政策的支撑，也就是说科技政策需要遵循哪些原则，能够为创新驱动提供哪些原动力呢？

（一）科技政策应该和我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态一致

理想的科技政策应当与国内竞争力强的产业步伐一致，并与产业所处竞争阶段以及企业和大学的研究能力一致。政府的计划更应该考虑到使技术广泛应用到多个产业，这样才能深化、提高我国产业集群的表现。

（二）以大学研究为主，政府研究机构为辅

如果政府在大学研究所的研发上大量投资，无论采取直接拨款还是通过政府基金，以合约方式进行研究计划，对发展经济的帮助都大有裨益。大学研究所的研究计划对提高生产力有几项帮助：第一，新一代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将是在最先进和精致的设备中训练的，这使得他们对商品导向的研究不会陌生；第二，大学校园的开放性，会使科研成果很容易扩散看来；第三，当教授和学生有商品化可能性的新点子时，他们可能会筹建公司或自行创业以实现想法，这将使大学的研究所和实验室成为新产业的摇篮。

（三）研发原则应突出与商品化相关的技术

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重视需求，科技研发的方向也应该紧扣产业需求进行。科技服务业更加突出应用性，紧密跟踪产业的发展与变化。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充分满足需求的商品支持技术。

（四）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紧密联系

不论研究机构如何开展研发工作，它都需要时时觉察产业需求，并与产业界保持长期联系。研究机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动力与方式和产业界形成联系：1.专门化研究机构的重心放在产业集群或横向的技术需求上。各国领先全球的产业往往和专业性研究机构或大学研究所保持联系，它们之间甚至具有地缘关系。2.委托研究。在企业和政府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之间发展委托研究，具有引进市场规则、提高技术流动力的效果。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基金或做出特定承诺来负担研发成本。对中小企业提升研发能力而言，委托研究的效果更佳。3.广为流传的机制。除非有约在先，否则由政府研究机构或政府赞助的大学研究计划，应该向社会公开，形成扩散效应。

（五）鼓励企业内部自行研发

最具有影响力的创新大多来自企业本身，这也是因为技术的可用性必须满足产业需求，因此企业在研发工作上责无旁贷。每个国家都需要有激励企业研发的做法。我国除了直接奖励和补贴之外，还规定企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50%。

（六）先求创新速度，再谈创新技术的保护问题

保护专利权对提升研发意愿有帮助，不过如何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生产力要持续提升，靠的是活跃持续的创新行动。当产业集群内能够活跃地竞争时，这股力量会自动整合成有效的创新。专利权和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如果太长，相对会变成过时点子的保护伞或成为创造新点子的障碍。研发政策应该强调快速创新，而非缓慢扩散，很少有企业或国家能依靠保护昨天的机密而长期稳坐领先位置。

（七）有限度地进行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计划

这需要在合作与垄断之间把握平衡。应当说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本身就是一场相关企业之间基于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一场博弈。在这种研发博弈中，任何一方都不会也不愿意将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贡献给对方，这就决定了在这种合作研发过程中，合作企业之间只能进行适度的合作，很难深入进行长期深度合作。

二、创新驱动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

创新从大的方面说，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其中，制度创新是规则创新，是本原上的东西，更多是属于国家立法机构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分析创新驱动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这里关注的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下为了清晰阐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交集关系，必须首先明确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

根据中国行业划分标准（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主要以中间需求率指标50%为参考依据，同时考虑到有的行业，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生产性服务的典型功能特性，把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延界范围定为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商贸服务业、简称金融业、简称商务服务业、研发或科技服务业六大行业[1]。

从以上分类不难看出，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涵盖了技术创新的内容，而商务服务业则包含了管理创新的内容。新常态下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促进发展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从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互动发展与产业融合。由此，新常态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的问题就转化成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问题，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了。

优先发展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通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实现创新驱动，从而促进产业融合、产业协调与产业互动发展，通过新四化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此，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创新驱动新路径。新常态下通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创新驱动，淘汰过剩落后产能，节能减排，保护环境，重点优先发展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務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发展。

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模型与预测

为了实现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需要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定量分析、预测生产性服务业各大行业的产值状况与就业状况，从而为创新驱动提供支持与参考。运用回归分析数据拟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六大行业的优化，定量分析各大行业的产值与就业状况，预测2020年的各大行业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

（一）变量分析

钱纳里与赛尔奎因合著的《发展形式：1950-1970》一书中用一般模型概括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一般模型是：

X=α+β1（LnY）+β2（LnY）2+γ1（LnN）+γ2（LnN）2

X表示产业的比重，Y、N分别表示人均收入、人口数量。由此可见，人均收入与人口数量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2]。人均GDP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重要变量。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相互作用。伴随经济发展水平变化，一国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因此，在研究产出结构比重变化时，人均GDP是需要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人口数量是反映一国发展状况的基本变量，它代表国家的规模与资源条件，它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在研究产出结构比重变化时，也需要考虑这个重要的解释变量。

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结构比重变化时还需要考虑的其他变量是：城镇人口比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政府消费比重，指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费比重，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指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指生产性服务出口占服务与实物出口总额的比重。

制度因素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程度，可用生产性服务业非公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重来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非公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重：指生产性服务业非公有制（非国有与非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占三大产业非公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总和的比重。

（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结构模型拟合与预测

利用相关数据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结构模型拟合并预测

1.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结构模型拟合

将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占GDP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作Y），上述表格中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按照表中顺序依次记作X1，X2，…，X8），分别作一元线性回归，结果见表1。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口数量，城镇人口比重，政府消费比重，居民消费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非公有企业职工比重对服务业产出比重均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并且回归的拟合情况也都很好，拟合优度均大于50%。其中，人均GDP、人口数量和城镇人口比重三个解释变量对服务业产出比重回归的拟合优度都高达80%。从回归系数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当人均GDP，人口数量分别增长1%时，生产性服务业产出比重将分别增加0.031和0.884个单位；而当城镇人口比重、政府消费比重、居民消费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非公有企业职工比重分别增加1个单位时，生产性服务业产出比重将分别增加0.34、0.482、-0.408、0.549、2.875和0.319个单位。

以表1中的8个变量为解释变量，分别以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六大行业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2，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3，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5，科学研究、科技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6，具体结果见表2。

2.预测

我们利用上述的估计结果，对2020年上述六大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产出比重进行预测。我们首先通过“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的相关内容，来确定两个解释变量（人口数量X1和城镇人口比重X3）的数值。

人口数量。根据《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2‰以内，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十八大”则提出“2015年人口达到13.9亿”、“2033年人口达到15亿”。本文根据上述文件内容，将2015年的人口数量预测为13.9亿，再计算2015年至2033年的人口预测数量计算其平均增长率，由此确定2020年的人口预测数量为14.2亿。

城镇人口比重。专家据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我们将2020年预测为60.27%。

将预测的人口数量X1和城镇人口比重X3带入估计的回归模型（1）-（6），以预测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1-Y6在2020年的数值，结果见表3。

（单位：%）

（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结构模型拟合与预测

利用相关数据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结构模型拟合并预测。

1.模型拟合

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作Z），表1中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按照表中顺序依次记作X1，X2，…，X8），分别作一元线性回归，结果见表4。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X1，…，X8这8个解释变量（即人均GDP，人口数量，城镇人口比重，政府消费比重，居民消费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非公有企业职工比重）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均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从拟合优度R2来看，8个一元回归模型的拟合情况也都很好，拟合优度均大于50%，其中，政府消费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非公有企业职工比重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80%。

从回归系数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当人均GDP，人口数量分别增长1%时，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重将分别增加0.0020和0.0611个单位；而当城镇人口比重、政府消费比重、居民消费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生产性服务出口比重、非公有企业职工比重分别增加1個单位时，生产性服务业产出比重将分别增加0.0237、0.0391、-0.0255、0.0482、0.1855和0.0230个单位。

我们以表1中X1，…，X8这8个变量为解释变量，分别以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六大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为被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Z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Z2，批发和零售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Z3，金融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Z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Z5，科学研究、科技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Z6。具体结果见表5。

2.预测

我们利用上述的估计结果，对2020年上述六大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就业比重进行预测，所涉及的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均GDP的对数形式lnX1，城镇人口比重X3以及居民消费比重X5。其中，2020年的lnX1和X3的取值采用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结构预测时所使用的数值：lnX1，2020=11.8203；X3，2020=60.27%。为了得到居民消费比重X5较理想的预测值，我们分别对构成居民消费比重的分子和分母进行预测，即对2020年的居民消费的绝对量和GDP进行预测。

用lnC和lnGDP分别表示居民消费和GDP的对数形式，分别以这两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时间趋势T为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①lnC=11.0536+0.1318T

T=（635.7113） （31.7172）

P=（0.0000） （0.0000）

R2=0.994；F=1005.982；P（F统计量）=0.0000

②lnGDP=11.9898+0.1547T

T=（636.8871） （34.38611）

P=（0.0000） （0.0000）

R2=0.995；F=1182.404；P（F统计量）=0.0000

按照以上的回归直线，我们可以得到预测值：

lnGDP2020=14.4657；

lnC2020=13.1628。

由以上的估计值，我们可进一步获得预测值X5，2020=0.2718。

将预测的人均GDP对数lnX1、城镇人口比重X3和居民消费比重X5带入估计的回归模型（1）-（6），可以预测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Z1-Z6在2020年的数值，结果见表6。

四、我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对策

为了实现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可以借鉴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的成功经验，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建议。

（一）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经验启示

1.把商务服务业、研发作为现阶段大力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4]。无论英美，还是日韩，在创新驱动阶段都是优先发展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科研成果支持[5]。

2.推行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规范服务业发展的方式[6]。服务业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定位问题，需要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7]。

3.降低、消除服务业准入壁垒[8]。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在更多的服务业领域放松管制，并获取更多的贸易谈判筹码。

4.建立一整套机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政策支持体系。有关部门要协调行动，发挥合力，而不能各行其是[9]。

（二）我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建议

1.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营造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氛围。创新驱动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开放的国际大环境。

2.注重创新，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数量与层次。通过深度市场化，促进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和服务交易市场化。

3.适应“新四化”的要求，加突出发展商务服务业、研发、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4.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与要素资源禀赋，抢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我国要结合本国的优势产业发展与其密切相关的特色生产性服务业产业[10]。

[参考文献]

[1]杨玉英.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邓于君.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趋势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毕斗斗.生产服务业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郭克莎.第三产业结构优化与高效发展（上）[J].财贸经济，2000（10）.

[5]郭克莎.第三产业结构优化与高效发展（下）[J].财贸经济，2000（11）.

[6]戴枫.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3）.

[7]高传胜，李善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结构性动因与突破方略[J].产业经济，2007（12）.

[8]高传胜，李善同.中国生產性服务业：内容、发展水平与内部结构——基于中国1987～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7（8）.

[9]高传胜，刘志彪.生产者服务与长三角制造业集聚和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05（8）.

[10]段炼.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效应研究[J].经济管理，2014（6）.

[责任编辑：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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