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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蛊惑人心:日军“宣抚班”真相

    时间:2020-03-20 05:17: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本为了将占领区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牢固基地,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策略,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日军的《宣抚工作指南》明确:确保日军交通和通信线路安全完备;收抚民心,培养建设“新政权”之基础;尤其要“使民众由敬畏趋向融合,进而形成合作,以收到反共灭党之实效。”

    “德政”和奴化

    宣抚班实施奴化统治的方式是“以华制华”。宣抚班有专门编制,正副班长均由日军官兵充任,班内成员则统称为宣抚官。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能写会画,有的巧言善辩,有的则懂得医疗治病。至于从汉奸群体中挑选中国人充当宣抚官,日军的条件则更为苛刻。他们希望网罗“德高望重”的中国人为自己服务。一旦经过宣抚班筛选后能为日本人效劳,即可出任各种伪职,捞到不少油水。日本作家小岛利八郎在其作品《宣抚官》中描写了一个“宣抚演讲”的场面:诸位,我们是日本军……请看,你们的皮肤和我们的皮肤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吗?诸位和我们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们和日本人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日本人希望和你们中国手拉起手来。但是蒋介石一派却抵抗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才拿起武器惩罚他们……诸位现在必须和日本军队合作,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幸福……如果有人暗通敌军,日本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把铁锤砸在你们头上。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赶快行动吧!

    这个日军宣抚官的演讲就是一份最生動的“自供状”,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而宣抚班就借此机会大做表面功夫,竭力宣扬日伪政权的“德政”,向他们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利用沦陷区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以一点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牛奶糖……

    宣抚班拉拢人心的奴化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利用沦陷区民众极少看到电影这种“新鲜事物”,走村入寨巡回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这些电影以宣传日军“威武神勇”、日本国力强大为主题。日本宣抚官川夜濑不逢在《宣抚行》中就得意地记载:“我们拼命地费尽口舌,其效果也不及如此。”

    日军深知,“塑造顺民”应该从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抓起。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反共亲日的一代“新人”。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作日语教师。小岛写道:“要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心中,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

    教科书作为文化控制的重要载体,也遭到日军的全面删改,沦陷后的东北所用课本都以日文为主体。在中小学校,教科书全部由“满洲国文教部”审定,内容全是“皇恩浩荡、王道精神”一类亡国教育。

    各地宣抚班大力开办日本控制的学校,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强力“洗脑”。驻深圳日军的宣抚班不但设立日语学校,还以每人每周发三两米作诱饵,逼迫学生入学。当时许多人家饥寒交迫,只得把孩子送进了日语学校。河北省曲阳县的宣抚班则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称之为“少年吃饭队”,成员达到30多人。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宣抚班则伙同“临时政府”和新民会等汉奸机构,发放一些农耕种子、提供粮食救济、实施医疗巡诊等方式笼络人心。

    但是,反抗无处不在。宣抚班经常临时雇用一些地痞、吸毒者充当密探,到各处刺探情报。这也给他们提供了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的大好机会。他们到处搜捕反满抗日志士,随随便便就能把无辜百姓送入宪兵队。战后,据在山东担任过宣抚官的汉奸张成德回忆,日本人经常抓捕一些无辜百姓,以借口私通“八路”的罪名威逼其“进贡”,交不上来的格杀勿论。

    中日宣传拉锯战

    当时,八路军的四处游击,使得日军随时心惊肉跳。宣抚班最初的任务以攻击国民党为主,后来转成污蔑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对敌宣传一度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对此,朱德率先使用“宣传战”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必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针对日寇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用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认为,既然敌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调整宣传策略后的八路军开始占据上风,而“水土不服”的日军为此头痛不已。

    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拉锯战”。日军宣抚班的任务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并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但张贴标语这件事,日本人也输给了八路军。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中描写道,日军宣抚班的传单很大,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由于纸张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上也不易粘合。糨糊一干,就被八路军轻而易举地揭下来扔掉。而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使用的几乎都是粗劣的纸张,反而非常适合张贴。此外,八路军的宣传标语浅显易懂,还多配以生动的漫画,易于百姓接受。

    同样的,八路军宣传部门也在不断研究日军的战场心理。他们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发现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受了欺骗或是被强制性驱使,天长日久逐渐产生了厌战、怠战情绪,情感也极其脆弱。八路军就会给他们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

    艺术家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则刻画了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母亲,望着家中的儿媳和孙儿默默祈祷。这是当时日本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母亲牵挂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家中一片凄凉。八路军把《日兵之家》制成许多明信片,装入“慰问袋”中,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广泛散发。结果,日本士兵不仅暗中传看,而且有些人还将其偷偷邮寄回国。

    油印宣传画也是八路军的一种宣传方式。其中的一幅油印画对日军的震撼很大:画中一轮明月,月亮中是一位日本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碉堡上有一个日本士兵在站岗,旁边写着一行日文:“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心爱的娇妻,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这张宣传漫画令不少日本士兵喟然长叹。有一名日军中佐曾作诗一首,流露了明显的厌战情绪:“百万健儿驱壮马,野战攻城尸作履。愧我何颜见父老,回思未有几人还。”

    随着八路军“心理战”的加强,日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1942年,日军向八路军自动投诚者占7%,到1943年已经上升到48%。日军高层对此十分恐慌,他们禁止日军士兵接触中国共产党散发的宣传画,但是收效甚微。在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会议上,一位高级将领也承认:“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总觉得士兵的思想似乎在动摇,实在难以指挥。”

    可以说,日军宣抚班在侵华战场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作为日军“笔部队”重要成员的作家杉山平助无奈地说,“中国人的自尊心强大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谁也瞧不起日本人,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水云间荐自《看历史》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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