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济南的回忆
时间：2020-03-23 05:22: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烧蜂窝的日子
蜂窝煤的推广当年对老百姓是一件好事。这之前老济南家家户户烧煤球或是加上土和成的煤饼。热效率低不说，麻烦。蜂窝煤则更方便更好打理。摞起来，码得整整齐齐，相对整洁干净。可以“引”，自家的炉子灭了，在别家炉子里借一个正在燃烧的蜂窝，搁进去，这炉子就点着了。可以“封”，不用火的时候，压上一个块新蜂窝煤，把炉子盖严，“封”上，几个小时不用管。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市区居民几乎都烧蜂窝。当然，也有个别人家烧“大炭”块，那是真带劲，铲上一小铲，投入炉中，登时轰轰作响，半截烟筒都烧得通红，离近了，脸都烤的发烫，比慢腾腾的蜂窝煤可强多了。但那得有点门路，普通老百姓搞不到，只能老老实实烧蜂窝。
但这蜂窝煤也不是随便买的，不仅需要钱，还要煤票。不能随便买，自然也就不敢随便烧。不光夜里，白天不烧水不做饭，都舍不得，要封炉子，三九天亦如此。这还算不得什么，买蜂窝的过程更麻烦。
我手头上没有当年的资料，说不清济南有多少蜂窝煤店，每家店日产多少蜂窝煤，供求关系如何。只是亲身感受到买蜂窝之不易。
首先，排队。蜂窝煤店前天天都排着长蛇阵，买一次蜂窝煤至少要排多半天，有的时候甚至从夜里一直排到第二天的下午。尤其是三九寒冬大半夜里排队，得需要点革命意志。其次，要有运输工具，必须得借车。汽车是不可能借到的。那时很少有汽车，有辆卡车的工厂就算大工厂，都拿着当宝贝，不可能借给你买蜂窝，即使让你用，小街小巷也无用武之地。大多数单位都只有人力三轮车和“地排车”。三轮车算是半自动，地排车全靠人拉，都可以很方便地穿梭游走于狭窄的胡同街道，是买蜂窝的主要运输工具。谁家买蜂窝，就得千方百计，讨好巴结单位领导，借辆三轮或地排车。有时为了尽量少的占用车的时间，排队时往往先用个小推车，或者是板凳什么的，站好位置，预计差不多快排上时，再赶紧去弄车来。第三，得找人帮忙。上千斤的蜂窝煤，我们这些半大男孩子，一个人弄不了，拉不动。怎么也得两三个人，有驾辕的，有拉襻的，有推车的，遇到上坡，需齐心协力，使出吃奶的劲，一个个脸憋得通红。因此，身边的哥儿们不管谁家买蜂窝，都得去帮忙。好在学校管的松，买蜂窝是请假的正当理由。
但买蜂窝煤也有些快乐在其中。漫长无聊的排队，有时会变成社交平台。大家原本素不相识，有人主动搭讪，闲聊八扯中，竟有些共同的话题和共同的朋友，于是一见如故，仿佛老友相识。有次在林南煤店买蜂窝，排在后面的小伙子，一表人才谈吐不俗，是个美术爱好者，恰巧我的朋友老靳白川也是画画的。于是几个人便胡吹海嗙，一会儿关山月，一会儿李可染，一会列宾，一会苏里科夫，谈得热火朝天。再一细问原来他是我们语文老师的儿子，大家顿成老友，话题更加无边无际，排队时间竟不觉得漫长。为纪念此次相识，我还邹了两句诗“相识全凭李可染，老友新交在林南”。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等待终于见到曙光，听得见蜂窝煤冲压机通通地沉重地声响，看见蜂窝煤一个个列队通过传送带送出来，心便按捺不住怦怦乱跳，满身疲惫一扫而光，像战士跳进了战壕，马上开始战斗。待前边的人装满拉走，便赶紧把车推到传送带旁，下手装车。一条传送带往往两边都有车，两家一起装，只能轮流来，要有默契。你一次捡几个我一次也要捡几个，如有一家抢了，或者比另一家一次捡得多了，便会招致不快，很可能互相抢夺，甚至恶言相向。当然多数时间，大家还都能和平相处，文明礼貌，“紧张而有秩序”地拣蜂窝。
装满了，过磅，交票交钱，然后大家吆喝着拉着一车蜂窝上了街，一路上喜气洋洋，像战士凯旋，满载战利品归来，蛮有成就感。转弯抹角地停到了大杂院门口，在家的邻居们一见买回蜂窝来了，便都拿着破盆破簸箕出来帮着搬，七手八脚，一会便卸完。各自打盆水洗洗手，抽打一下衣服，嘻哈着回屋忙自己的事。而帮忙买蜂窝的老靳他们，则觉得居功至伟，常常黏着不走，非得蹭顿饭吃，尽管此时日头还很高，离饭时远得很。
蜂窝煤，大白菜，都在窗下墙根那儿码着，这日子过得才踏实。
倒垃圾，换大米
在我们这座城市，六七十年代的平民街巷里，倒垃圾并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家家要备一个垃圾桶，满了，提溜着去垃圾台。而这垃圾台几条街就这一个，不近便。比如从我们家到最近的垃圾台就有将近一华里。那时家家户户烧煤球，后来烧蜂窝，物质不灭，搬进多少来就得倒出多少去，有时每天需要倒几趟。一般都由小孩子来干，是我们的一个负担。
垃圾台才建起来时，大家对倒垃圾蛮有些兴趣，因为济南市垃圾台不是一般的垃圾站，而是一幢建筑，是“亭台楼阁”之台。远远望去就像战争片里的敌伪炮楼，上面的几个通风孔活像枪眼，与董存瑞炸的那个碉堡有些相似。而且在一抹平房院落群中，垃圾台是这一带的制高点，观景台。孩子们倒完垃圾，可以居高临下，看看周围院子里的西洋景。大胆一点的，经常爬到最顶上放风筝。垃圾台设计的应该说比较科学，底层是空的，可以停卡车。上层是一个漏斗般的大池子，人们把垃圾倒在里面，池子满了，卡车开到底下，把漏斗底盖打开，垃圾便稀里哗啦地漏到车上。但渐渐地垃圾台不那么好玩了，因为人越来越多，家家户户垃圾越产越多，漏斗池常常会盛不下，垃圾便堆在台阶上，再要登高望远，就得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垃圾，黏黏糊糊地弄一脚不说，还得享受一股烂菜帮子味。所以，我们后来都对倒垃圾这活儿挺憷头。
再后来，倒垃圾稍方便一些，就是因为经常有郊区的农民拉着地排车走街串巷收垃圾。过晌午，常听到一声声呼喊“倒垃圾！”于是人们赶紧提着垃圾出来，倒在他们车上，省得再上垃圾台，我们都很感谢他们。但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有时查的紧，垃圾车进不了城，我们只能皱着眉头再去垃圾台。那时不允许农民收垃圾倒不是为了创卫生城，而是因为计划经济，垃圾也是计划内的，分派给哪个垃圾场都要有严格规定，不能自由调节，私自收垃圾显然扰乱了经济秩序。
实行计划管理的不只是垃圾，比垃圾管的更严更紧的是粪便，有计划按比例，全部归公，严禁私掏茅坑。郊区农民有的为了给自留地施肥，有的是为了赚工分，冒险到城里挖粪，那年头被誉为“偷大粪”。白天一般不敢，都是在晚上，经常是一男一女，夫妻俩，拉着铁桶改成的粪车悄悄地进城，男的挖男厕，女的挖女厕。有时挖公厕太危险，便只能到居民院里“茅房”去“偷”。他们提着粪勺和粪桶，小心翼翼不声不响地来到厕所前，压低声音问：“茅房有人吗”，没回声，没人，赶紧下勺子，盛满一桶，便稀里哗啦地倒进车里，偷着几家算几家。如果连车带人被扣住，只能自认倒霉。但纠察人员顾不过来，居民们一般也不管，所以经常可以偷得大粪归。也有“腚厌”孩子故意发坏，见状大喊一声：“逮住偷大粪的！”，吓得他们拉着粪车呼呼地跑，屎尿汤子漾出来，沥沥啦啦一路。
这个镜头在路遥的电影《人生》中出现过，高加林就干过这事。看来，偷大粪是全国性的。
相比倒垃圾偷大粪，那时，农民进城“换大米”则体面的多。他们骑辆自行车，驮着大半布袋大米，即使走在大街上，也可以堂堂正正，不必鬼鬼祟祟。然后，转到小街小巷里，喊两声“换大米嘞！”便会有妇人出来问“怎么换”，于是有一番交易。棒子面、地瓜面，不同的粮食兑换的比例不一样，大概两斤棒子面能换一斤大米。虽然城里买粮食需用粮本，有计划。但到了七十年代，口粮逐步增加，饭量小的家庭，便会有点余粮。想吃点好的，粮店里不给调剂，“换大米”的农民便有了市场。弄上一下午，半袋大米换成一袋棒子面回家，或吃、或卖，或“投机倒把”，赚点小钱，赶上改革开放，这帮兄弟就成了脑袋灵光先富起来的那些人。
“倒垃圾”、“换大米”、“茅房有人吗”，一时成为进城农民的专用语和身份代码，也是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刘叔叔
原本刘叔叔是不会住到我们院子的。
方方正正，石板路，有花坛，花坛种着苹果树、柳叶桃，盛开着一串红。院里还有一棵参天大槐树，树型很好，夏天遮天蔽日，给人们乘凉；冬天疏影横斜，洒落清冷月光——我们几户人家原来共有这样一个安静和谐美丽的院子。文革鼙鼓惊天动天，也波及到我们的小院，我们家被炒，扫地出门，再回来时就变了模样。青石板路破碎了，小花坛也已成一堆破烂。原有的私有房产都归了公，南厢房被厂子当成了仓库。
这样，就搬来了刘叔叔。说是“叔叔”，其实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是因为萝卜不大长在“辈”上，他和我们的父辈们是同事，所以家里让我们叫他叔叔。我想应该还有一层，他是复员军人，那时，对所有的解放军似乎都应该称为“叔叔”。不论年龄。
他的家和他的媳妇都在农村，为何能复员到城市没有考证，多少有点路子吧。没地方住，厂子里就把他安排到我们院已成仓库的南厢房里。其实同时搬来不止这一个“叔叔”，还有一位姓郝的“叔叔”，也是复员兵，黑脸膛，大个子，整天闷哧闷哧地，没说过几句话，下班来上班走，大家对他没什么印象。而刘叔叔则不同，不光我们院子里，恐怕连整个胡同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个头不高，方脸盘，挺粗糙。他的知名度不在于他的身份，也不在于他的个头，主要来自于他的声高。正应了那句俗语：“矬人声高”。但有的矬人虽然可以声高，却不一定整天高声嚷嚷，刘叔叔不行，不光嗓门大，还特别喜欢嚷嚷，不嚷嚷就不会说话，嚷嚷是新常态。不管是光天化日还是夜半三更，只要有了他，世界就响遍了那极具爆发力的嗓门。那时工厂都兴“三班倒”，轮到他上“中班”——从下午上到半夜，那大家算是跟着倒霉。下班一般是深夜十二点半左右，便会听到他一声接一声的大声嚷着：“我回来了，回来了！”一惊一乍。睡着了的，会从梦里被他惊醒；没睡着的，半天睡不着。夜深人静，不光我们院，甚至满胡同都听得到，我们不好意思说，邻院的大妈们经常给他提意见。但江山易改，本性却很难移，他依然我行我素。不光嗓门大，他动作幅度也大，伴着他的嚷嚷，还会有“踢零亢郎”搬自行车的动静。不过，这可能不是他故意的。因为他个子矮，却骑一辆加重的“大金鹿”。山东人都知道，这种自行车青岛产，倒闸，适合青岛那种上崖下坡的路，更适合山村，所以很受人民群众欢迎，像永久凤凰飞鸽一样地难买。但这种车子个大，他的那辆又是“加重”的，多几根竖撑，死沉死沉。他个矮，搬着加重的大金鹿上台阶，还要迈过门槛，必须挺着肚子使劲往上努，很难掌控，难免弄出些动静。
这嗓门，这动静，显得刘叔叔是一个很粗犷的人。
但是，如果就此认定他大大咧咧，那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其实是一个极为细腻极为敏感的人。就说他的“大金鹿”吧，没事就收拾，车架上面密密地缠上塑料带子，避免磕碰。那车把，那钢圈，被他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街坊邻里，没有谁家的车子能比得上。他平时穿一双黑面布底鞋，干干净净，鞋里要垫鞋垫。这鞋垫也同样干干净净不说，还绣着花。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他的媳妇心灵手巧，为亲人解放军丈夫刘叔叔专门制作，然而有一天，难得没听见他高昂的嗓门，我们扒开门缝一看，原来他正在做针线，在新鞋垫上一针一线、精心地绣着花，鲜艳夺目。
他和我们关系平日都不错，挺亲热的，大家也愿煨乎他。当然，最好的当数老明，是厂长的儿子，但后来翻了脸。
那是夏天的一个早晨，他刚下了夜班，洗巴干净，熬了点粥。搬出一个高凳一个小凳，高凳当桌，小凳当凳，端了碗稀饭就着咸菜，打着哈哈，高声嚷着和我们聊天。我们都是皮孩子，整天狼窜，更没有卫生习惯，现在都有点不好意思说，随地吐痰、擤鼻涕，那都是家常便饭，有时还以此为乐，比如看谁吐得远，擤得远，甚至尿的远，经常比赛。大家都这样，没人计较。这天早晨老明恰好有点感冒，一边和他聊天打哈哈，一边擤了一把鼻涕甩了出去，方向是他的方向，但离得很远，至少有个两三米吧。而且，也绝不是冲他。他是我们尊重的解放军，又是感情不错的“叔叔”，老明怎么能搞一把鼻涕冲他而去，完全就是不文明的习惯所致。但万没想到，他却突然变了脸，竟把珍贵的稀饭往地上一泼，说了一句“真恶心”，嘟嘟囔囔地搬着凳子回屋去了，半天没有出来。出来了也不答理我们。搞得老明不光当时尴尬，而且很长时间觉得没面子，不管怎么说他是厂长的儿子，在方圆几百米是有身份的人。
刘叔叔在这里也就住了两个夏天，后来他搬走了，房子腾给了要结婚的一对大男大女。走了之后就没见过他。再后来听说他长了瘤子，没多长时间就死了，死时才三十多岁，我们小辈的也没捞着给他送葬，挺过意不去的。但现在想来，连擤鼻涕这点小事儿都生那么大气，心胸忒窄了些，得癌症似乎也不是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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