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的误区

摘要：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神话凝结着先民对外界与自身的思考与感受。一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传承中固定下来，并通过一代代人心灵的沉淀，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以各种方式得以再现。作为一种叙述，神话的有效性是超越时空的。文学创造中借用神话原型、神话语境等方法来叙述，如果应用得当，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反之，则会削弱叙事。有些作家在进行神话重述时便陷入了这种误区，苏童近作《碧奴》明显地暴露了这一不足之处。

关键词：原始意象；叙述；神话重述；误区

Abstract:As the reflection to the ideology of the primitive people, the myth coagulates our ancestors consideration and mediation about nature and themselves. Some mythic images were rooted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y reappeared in the latter literary texts in a variety of ways. The myth is a type of narration and its validity transcends the space-time limits. During the cre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f the writer applies the mythic archetype and the context to the telling of the story, he can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Otherwise, the text would be destroyed. However some authors have slumped into the crossroad, such an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Su Tong s novel Bi Nu.

Key words:Primitive image；narration；mythic restatement；mis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2004011

神话源自于原始人的神灵观念，是一种具有突破性质的观念存在,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从石器时代开始,原始人由梦境设想到一种脱离肉身的他者———灵魂的存在,进一步设想出不死的精灵,再设想出创造不死的“神迹”,它超越人类渐进式发展,通过自由不拘的想象,将人类意识与存在的混沌状态打开,并开始建立“超自然力量”信念,神话开始产生。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诞生过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神话，它们折射着原始人类的早期思维活动，掀开了中华文明辉煌的第一页。随着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神话逐渐失去其原始野性，贴近世俗，但仍然不时地闪烁着理性和诗意的光辉。不少古代文人应用神话素材进行文学创作，把读者领入先民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解现实压力。原始意象和叙述话语是文学家进行创造时非常重要的手段，“神话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其有效性是超越时空的，而一些原型象征，诸如雨、女性生殖、祭庆等，早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渗入后代及现代人的血液精髓，所以，面对神话，每一个现代人都会感到如同回到了童年又唱起了童谣。采用神话原型、经营神话语境，如果应用得当，常常会使叙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345]

一、原始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

“意象”是东方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中国古诗词以抒情为主要特征,以意象为诗词生命的主要元素。意象以语符为外在载体，进入古诗词语境的语符往往超越了单个语符原有的所指义,而具有了深层的审美价值。解读古诗词,从语言层面看,是对语符的一种解码；从艺术层面看,则是对意象深层蕴含的感悟。

原始意象来自人类对大自然的感知，是人类最初之印象，也可理解成是大自然的特征。荣格这样解释：“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见到这种形象。因为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我们再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意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留下的痕迹。”[2:122]人并非只能从社会和文化教育中学习、感知和建构自己的历史，他本能地具有由原始而今的人类史的某些特征。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表现出原始神话的意象和意义。一些作者的无意识趣味被我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筛选出来并不是偶然的，它也许正是发源于我们心底奔涌的那有共同性的无意识湍流，或者是无数远古经验积淀在我们心中的某些原始意象的现代显现。例如，鸽子可以认为是汉民族艺术和神话中许多关于神鸟、凤凰的形象的变形，而神鸟、凤凰一般都与女性、生育有关；鸽子在西方神话和宗教艺术中也有重要意义， 荣格分析认为鸽子就代表着生育天使；女神是神话中最具魅力的重要原始意象之一，来源于大地母神（生命）和生育女神（生命的延续），后来脱离其自然属性而升华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形象，其神性最初集中体现在女娲和西王母的身上。这种女神形象随着历史演进不断派生。

原始意象以其深厚的底蕴与强大的表现力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小说就是脱胎于神话小说的。中国神话小说开始于魏晋时期，有些文人撰写鬼神志怪故事，比较突出的有干宝所作的《搜神记》等书。到南北朝时期，写志怪小说的风气仍然盛行。 唐中叶以后，很多著名文人从事传奇小说写作，产生不少精彩的神仙鬼怪故事，李朝威利用神话素材进行艺术重塑，创作了小说《柳毅传》。宋代继承唐代传统，虽有佳作，但没有出现繁荣局面。不过，在古代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关于神仙鬼怪的作品。明清时期的神魔小说在对神话的采用与重塑上达到高峰。在明代，随着《西游记》的出现，神话小说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清朝时出现了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其中狐仙树精都闪现着原始女神美丽、善良、纯洁的影子。《聊斋志异》是对神话情感、神话世界的皈依。这本书风行一时，受到普遍赞扬。此后，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些涉及神、狐、鬼、怪传闻的记载。纪昀之后，用古文写的神话或志怪小说虽然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就不多了。由此可见，原始意象在小说创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们发展变化的历史总是伴随着中国神话的产生与流变。

二、神话重述的误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主流小说受到西方文艺思潮影响，更由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小说一改昔日抒情、浪漫、自由的风采而紧贴生活，走向关注现实、干涉现实之路。就小说本身的发展而言，这是一种倒退，是对神话原始意象的抛弃。但是，这种断裂、抛弃只能是一种企图，只要人类存在精神生活，神话及其巨大影响就不可能消失。原始意象作为一种象征或者理想重构的范式进入作家的文学文本时，不但可以用丰富的原始神话意象反映当代社会风貌和人文景观，使作品获得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而且，神话原型作为历史在当下再现的一种有效方式，成为人们回归历史的一条通达途径。

“神话重述”在当代社会的提出与实践，反映出小说发展中的迷途知返，也可以说是原始意象的回归。在2005年度伦敦书展上，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宣布名为“重述神话”的大型书系已经正式启动，“重述神话”旨在使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能够互相交流。据报道，这一大型图书出版项目聚集了全球25个国家25家出版社的25位著名作家。25个参与国中将各选出一位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以全新的时代视角重写本国部分经典神话传说，最终写成一部4万个左右英文单词（中文约10万字）的长篇小说。目前已经出版的文本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的《珀涅罗庇亚》、简妮特·温特森的《重量》、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的《神话简史》和中国作家苏童的《碧奴》等。

在这项出版工程中，众多西方作家的重述都选择以后现代手法解构传统神话，阐释出深层次的美学和社会学意义，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庇亚》等。然而苏童在“重述”《孟姜女》时却选择了一种令人倍感意外的方式，“小说唯一引人入胜的是眼泪叙事。……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失望越来越重。眼泪是苏童的唯一有效的道具，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新鲜有趣的事物。那些亡灵变成的青蛙、百春台河五谷城外的马人和鹿人等等，生硬而软弱，失去了神话叙事的透明和清澈。”[3]接着，看到苏童有关眼泪、人物、文学性的理解，意外的感觉继续加强。例如，他谈及孟姜女的名字时说：“在民间传说中，孟姜女也并非真名，学者顾颉刚先生曾考证出孟姜女是姜姓，齐国人。我在写作时，特别希望给她一个美丽的名字，碧奴的名字是突然从脑子里跳出来，我特别喜欢，因为有我想要的古意与苍凉。”[4] 孟姜女怎么不是真名？苏童言下之意，在顾颉刚考证出孟姜女是姜姓之前，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以为孟姜女是“孟”姓？！这应该是苏童的主观判断，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孟”在古代指每季的第一个月，也引伸为其他序列中的第一。“孟姜女”含义是“姜家的大姑娘”，名字本身通俗易懂，也有很强的文化意义，怎么不美丽？他的脑海里为什么偏偏跳出来“碧奴”这个名字？难道他看见女性就想到了哭泣的、可怜的丫头？这就是他追寻的“古意与苍凉”？如果按照他的审美心理推测，会不会再为“碧奴”安装一双“三寸金莲”？《孟姜女》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一，之所以感动多少代人而流传下来，必然有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为基础，不管任何人重述这个故事，只能使故事的内涵和艺术性都得到加强而不是萎缩。可是，苏童对人物重塑的结果令人失望，他写作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未能升华，他认为，孟姜女寻夫故事给人最大的触动是其中流露出温暖的感觉，他不会改变那些温暖的因素，不会采用解构的方式去改变人们对孟姜女这个美丽传说的印象，只是丰满它的细节。“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现在我更多的考虑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不愿再强调所谓的写作技巧。”苏童解释如此重述孟姜女哭长城的原因时说，当年的一些想法已经发生改变，如“别人看不懂是别人没本事”、“写看得懂的小说很容易”等，近年来他的创作越来越贴近朴素的生活现实。“发生转变的原因很多，不仅是文学观发生改变，人到中年也是个重要原因，20岁的时候看到下岗女工我不会将她写入小说，而现在我会深有感触，便会进入我的创作视野。”[5]如果按照他这样的思维来认知孟姜女，似乎没有重述的必要。因为，重述不是改写，而是一种创造，从创造主体来说，首先面对的是文本而不是考虑别人有没本事看懂。下岗女工需要温暖，为事业奔波的知识女性同样也需要温暖；含辛茹苦地耕耘在田间地头的农村妇女需要温暖，出入社交商界的白领女性也需要温暖，总之，凡是有心灵的人都需要温暖。作为社会个体，她们各自都有需要温暖心灵的角度，如果用报告文学去反映她们的生活与精神，各各不同。但是，作为艺术创作，特别是“重述神话”，是通过高度凝练、深度沉淀的原始意象在表达，“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2:246]只有那些表达人类共同关注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定思想内涵、反应当代人生存状态、情感理念，同时具备新颖视觉样式、技术特点的艺术作品才可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苏童在创作中似乎彻底忘了他在进行神话重述，“神的缺席似乎是致命的，神的不在场宣判了《碧奴》‘神话’的失败。……苏童用优美的语言打造了神话，但它却是一座没有神的神殿，里边甚至连冠冕堂皇的神像都不具备。神早已经动身离去，阅读的现场空空荡荡。在这点上，苏童跟陈凯歌的《无极》犯了相似的错误：用无神论去书写神话，用无信仰去讴歌信仰，用反童话去叙写童话。这是一个无神论作家所能提供的最荒谬的文本，它暴露了中国作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一个心中无神的作家，可以去写《米》这样的流氓小说，却无法正确阐释神话遗产。作者利用碧奴的道德眼泪，摧毁了孟姜女的伟大信念。”[3]

与“软弱”的小说文本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舆论炒作。自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宣布“重述神话”大型书系正式启动——特别是有中国作家参与后，中国新闻界就兴奋得像生物钟紊乱的小公鸡，不管什么时间，一激动就打鸣。那些搞炒作的人似乎比创作者本人更加自信，他们坚信苏童的加盟注定“重述中国神话”会成功，所以，在宣传导向上就无一例外以“马前炮”的姿态发言，说该书多么创新、多么吸引人、多么“会哭”，并且踌躇满志地说：“《碧奴》无疑是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图书之一。昨日，记者获悉，长约16万字的苏童《碧奴》中文版将于8月中旬正式出版上市，并在9月的BIBF（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全球首发仪式。据悉，苏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最新的长篇小说……出版方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策划陈乾坤透露，苏童还将于9月开始巡回签售，成都已确定为继北京、上海、广州后的第四站。同时，出版方破例独家将《碧奴》开头公布，以飨读者。……在6月的新疆书市上，《碧奴》新书预告遭到各地代理商的哄抢，订货量远超过10万册。”[6]很奇怪，现代社会对这些“发言人”描绘未出世的“鸡蛋”时为什么如此配合？这是一场商业闹剧还是严肃的文学推广？“巡回签售”、“出版方破例独家将《碧奴》开头公布”、“哄抢”、“超过10万册”这些关键词让我们看到了利益驱动和充满欲望的眼睛，再看看人家破例、独家、公布的开头吧：“故事发生在一个乱世的小山村里。国王的叔叔信桃君深得当地百姓的喜爱。在他去世的时候，当地有几百村民哭红了眼……他（国王）将所有哭红了眼的村民都杀掉了。这个可怕的灾难使得当地人不敢再用眼睛哭泣，而学会了用头发、乳房来哭泣，碧奴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来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碧奴灿烂如花，一张清秀端庄的脸，眼泪注定会积聚在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幸而她有一头浓密的长发，她母亲活着的时候给女儿梳了个双凤鬟，教她把眼泪藏在头发里，可是母亲死得早，传授的秘方也就半途而废，碧奴的少女时代是用头发哭泣的，可是哭得不加掩饰，她的头发整天湿漉漉的，双凤鬟也梳得七扭八歪，走过别人面前时，人们觉得是一朵雨云从身前过去了，一些水珠子会随风飘到别人的脸上，谁都知道那是碧奴的泪…… ”[6]文学最本质的特征是能够激发读者内心的慈悲和崇高的美感，而这种语言、这种叙述激发的是什么？别说高贵的“神性”，就连孟姜女那普通而贞洁的人性都荡然无存，扑面而来的是无聊的、空洞的“淫雨”和弥漫其中的“骚性”，这不像严肃的文学再创作，更不像神话重述，相反，倒非常贴近“恶搞”风格。如果说网络上的“恶搞”主要是为了出名，那么，已经名声大振的著名作家苏童“恶搞”为了什么？如果说花4个月完成一场“恶搞”时间太长了点，那么，作为一项他首次面对的神话重述，这点时间显得太仓促了，还不够研究有关神话本身呢。

综合上述，苏童的重述活动更像一场明星式的表演，《碧奴》使苏童和包围他的那些“话语者”一起陷入了误区。“话语者”也许以为苏童的愿望有多大，就能够“飞跃式”地创作出很好的文本来，所以，还在苏童未进入状态就开始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澜，制造声势；而这些声势不但吸引了读者好奇的眼球，也大大地激发了苏童的自信心，在极短时间内速成《碧奴》，并开始为巡回签名做好各种准备。苏童似乎忘了，读者最渴望看到的是文本，而不是作家本人和那些铺天盖地的、不顾一切的“呐喊”。

三、神话原型的现代化建构

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传说，这是人类对自然的最初认识和梦想，对神话的衍生、结构、猜想和重述能够让现代人追溯人类早期的生命欲望和生活欲望。如何利用现代化的建构手段重新塑造原始意象，是“重述神话”面临的首要问题。“重述神话”叙述方式的实验与其他艺术实验同时共生，“这种叙事就是我们作为起点的东西带有某种不可知道的成分，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向前或向后的运动的过程，既可进入未来，又可返回过去，或者凝固于现时。从这种推测出发，我们能够确定叙事的视点、情节序列、性格的发展、时空范畴、各种因素的组成、语言的适应性与风格等。”[7:422]在西方文学发展历史中，有不少作家“重述神话”的成功范例，而在中国，类似的文本却很少，究其根源，不外乎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其一，古希腊罗马神话有完整、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并且单独成为文学体系，始终饱含着人类情感和有生命力的东西，洋溢着浓厚的原始气息，而这最富于文学自由精神，现代作家更多地加以结构或者解构。而中国古代神话经过口传时代而进入文字时代后，逐渐被历史化、仙化，特别是神话的历史化，使原本生机勃勃、野性十足、想象力丰富的神话故事变得支离破碎，缺少情节和故事框架，高度符号化、概念化。所以，中国作家的“重述”还肩负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即还原一种有生命力、有情感的原生态；其二，神话历史化审美心理定势影响创作思想。这一点才是最根本的。神话历史化也可以说是诗意现实化的过程。综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诗歌始终是文学的主流，诗歌不但承载着抒情功能，而且还包揽了叙事、讽谏等实际功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诗歌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只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例如，从《诗经》的四言句到楚辞，到汉大赋，到骈体文，到唐诗、宋词，甚至到了元曲时代，也还恋恋不舍。明朝以后，由于社会思想的急剧变化，小说才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诗歌垄断中国文坛多少年，始终在飞翔的翅膀上捆绑着沉重的现实，所以，并没有真正体现诗歌自身空灵、浪漫、自由、单纯等美学特质。

中国学者研究神话起始于20世纪初，真正形成规模则在20世纪中叶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借鉴、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审视本民族神话内质，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当代人文学家叶舒宪就从自发比较到自觉体认、从眼光向外（异文化）到眼光向内（本土文化）进行研究。他于1988年出版的《符号：语言与艺术》，就是借助皮亚杰的发生学理论、人类学的神话研究以及国外符号学、语言学理论对艺术起源和艺术思维问题的重新探索。到1991年《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一书的出版，他已经将研究目光瞄准中国本土的神话材料，试图将原型批评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方法在广阔的文化人类学背景下加以综合，显示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其研究本身也是对阐发式研究的一种超越。尤其在他的著作《中国神话哲学》一书“导言”中，明确提出借助人类学视野和演绎功能改造传统考据学方法，有意识打破神话学与哲学、语言学与思维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国学”与“西学”之间的界限，通过比较文化的研究，将本来就不分家的文、史、哲三大领域沟通起来，使传统的微观考证服务于宏观的理论建构，反过来，又用思维科学（神话思维的规律）的普遍模式洞见文字的微观研究。这些学者对本土神话的研究水平已经与国际接轨，走到世界前沿。可是，相比之下，苏童对文学人类学的文本创作实践却相去甚远，就是说，这些新思维、跨学科的学术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所以，在面对由西方国家倡导的“重述神话”文学活动时就有些力不从心。

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苏童在内的中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述神话”实践刚刚起步。实际上，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物质洪流导致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土地沙漠化、物种濒危和人口增长过速，摧毁着现代人的人格稳定和自我认同，使现代人精神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精神处于疏离状态， 社会要求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为人类提供一片心灵栖息地。可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国际艺坛思潮风云变幻，观念更替，形式与手段不断翻新，有些作家不顾一切地表现丑陋、阴暗、极端化的个人隐私、官能刺激甚至自虐自戮，这与艺术的本质背道而驰，必然走向失败。但是，在这种纷乱复杂的环境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经过痛苦嬗变，创作出优秀的、反映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学作品，他们关注被遮蔽与遗忘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贴近他们的生存状态，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精神气象，作品不论表达平庸灰暗的生活感伤，还是折射日常诗意的沉淀，都力求在审美上靠近大自然的单纯、安详、合理、永恒，感受生命的美好，给予疲劳的人们以心灵关怀。就是说，人民群众期盼着“重述神话”，期盼着充满活力、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学文本。

同时，当今国际社会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各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交流，特别是西方艺术家进行多元化、多形式的探索历程，为我国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体、创作经验及表现手法。这种历史机遇前无仅有，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文化视野和精神空间。而中国古代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不间断的发展、融合、沉淀，在漫漫历史中不但吸收整合本土优秀文化成果，而且也曾在很长的时间内进行广泛的东西文化交流，加之历代文人的不断创造，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这是我国当代作家进行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关键是如何理解、如何把握、如何切入。如果将原始意象看成一次单纯的偶发事件而忽略了其背后深远而丰厚的文化蕴藏，那么，从中衍生出的细节、情节也只不过是对一次事件的纪录式表达，这不能算是创造，更不是“重述神话”。只有深入地研究古典文化传统，了解东西方文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在深刻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以自由的心灵和神话的思维来赋予原始意象以新的艺术内涵，这样的“重述神话”才是现代化的文学建构，也才对当代社会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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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彭骥.苏童新长篇孟姜女“碧奴”[N].成都商报,2006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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