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相得益彰
时间：2020-04-06 05:19: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难得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近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我理解，这可能是由于今天，我国的国民经济虽然仍然可以用较快的速度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受其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存在下行的压力，而这正是文化大发展难得的机遇，因为文化产业具有消费空间大，产业能耗低、相关带动性强的特点，加快其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内需，从而更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而稳定地科学发展。
据我所知，钱学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预见到：随着我国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必然引起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他也注意到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95年秋他强调：我们要把文艺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放到与科学技术同等的高度来认识。他提议：我们国家不但要建立并发展科学技术业，即第四产业，还要建立并发展经营文化艺术活动的第五产业。后来他又兴奋地预言：经营文化艺术活动的第五产业，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第五产业可能占其国民经济收入的50％～70%。
二、科学与文化相得益彰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包括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今天我们谈的文化建设，仿佛是狭义的文化概念，大概主要指：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电影、戏剧、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风景园林设计、体育、旅游、卫生、服饰、以至饮食文化及各种服务行业等等。
我们一般都不会否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各有其特点，似乎是一冷一热，一微观一宏观，一侧重理性，一侧重感性，一侧重用左脑，一侧重用右脑，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和美，它们之间似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依照钱学森的大科学观来看，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认识对象都是整个世界，它们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或立足点、着重点不一样。
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形成了严密的体系，这个体系已不只限于自然科学，它还包括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目前暂分为11大部门。其中很大的一个部门就是文学艺术（包括美学、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等）。他还特别强调要很好地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这个体系不仅结构在发展，内容也在充实，还会不断有新的科学部门涌现。
各科学部门及其技术层次之间，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不仅热爱文学艺术，而且也是文学艺术家，许多文学艺术家在科学技术上也有很深刻的理解和成就。他们往往是集科学、文艺、哲学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伟人，所以能够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
钱老常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起达·芬奇、爱因斯坦、鲁迅、郭沫若等这些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都很有成就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他也常常夸赞许多才华出众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苏步青、李四光、梁思成、郭永怀、邓稼先、钱三强、朱光亚、汪德昭、卢嘉锡、许国志、吴阶平、李政道、吴良镛、贝聿铭 、高士其等等，认为他们不但有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有很深的文学艺术素养，因而能够在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里有所创新，为世界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令我们永远敬仰与怀念。
三、“把科学‘注入’到文化中”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拨乱反正，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伟大号召，忽如一夜春风来，这新的空气、新的抉择，令已逾花甲的钱学森精神焕发。他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大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曾非常关心孙伟林主编等人在《中国科技报》办的《文化副刊》，并赞赏他们提出的“用科学来审视过去的文化，用科学来武装现代的文化，用科学来探索未来的文化”这个科学的指导思想。他还建议：“要把科学‘注入’到我们的文化中”，并满怀期待地说：要把《中国科技报》的《文化副刊》办成“正气浩然”的一版。
看来，“把科学‘注入’到我们的文化中”的建议，在当前大力开展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仍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注入”些什么才算“把科学‘注入’到我们的文化中”了呢？钱老当时并未明确指出，现仅就我粗浅的理解，先说说如下三个方面：
1.“注入”科学的求实精神。这就是说要注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反对空谈和弄虚作假、反对封建迷信。这也是文化建设的道德底线，否则一切都是“假、大、空”，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了空中楼阁。目前有些社会现象值得深思：例如，当前在大学和大科研机构这个科学领域里，学术著作和论文内容剽窃、抄袭，以及导师代自己的博士生写毕业论文，研究生代导师写学术著作的事，时常耳闻目睹，几乎成了潜规则。又如，封建迷信日渐盛行，一些人遇灾难、有病痛就去烧香拜佛，求菩萨、甚至请巫婆。我们不反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的社会存在与发展，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信共产主义，信奉了宗教教义了，就连北京的八大处、福建的鼓山等这些名胜古迹的地方，也是信徒如织，烟火缭绕，这表明一些人已把自己的幸福和梦想都寄托在来世了，这不需要科学精神的融入吗？此外，有些人贪污腐化，个人利益第一，金钱至上，似乎不以为耻；有的甚至在食品制作过程中为图个人暴利，以假乱真，添加有害成分，毒害百姓，而且屡禁不止。这不仅呼唤科学的求实精神的注入，也呼唤法律的规范，以法治国，双管齐下！
2.“注入”科学的民主精神。这意味着要允许自由探索，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对不同意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不迷信学术权威，但也要有虚心学习、知错就改的胸怀和诚意。文化艺术作品好坏的评论，不能以领导说了算，或文化艺术的学术权威说了算，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兴趣爱好和诉求。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意发挥并汲取集体的、民主讨论的智慧成果。为什么我们有的电影制作花了好几个亿，也得不了大奖，外国人不太爱看，顶多看看中国的武打，我们这样的老人也不太爱看，顶多看看其中的风景？这里不仅呼唤科学的民主空气，还要防止偏见。钱老曾说：“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他在提到有些人对祖国传统医学的偏见时曾说：“为什么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实践中的气功、中医，却断断续续，得而复失，道路那样曲折?是什么缘故？是人们的偏见吗？是的，偏见令我们失去真理，我们要警惕啊！”
3.“注入”科学的创新精神，这里暂从三个层面说说：
其一，文学艺术创新要有科学的世界观。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为指导，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艺术精品。钱老和蒋英教授一直都非常喜欢那些表达哲理的、陈述文艺创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的诗词、音乐、戏剧等文学艺术作品。例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等。又如，李白的长诗《下途归石门旧居》，也曾引起钱老的兴趣。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意思是说他这一辈子，在那样一个社会里，虽然经历不少世事变迁，晚年回到旧居以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他这个人一辈子认识的最后总结。那首长诗的最后两句是“翛然远与世事间，装鸾驾鹤又复远。何必长从七贵游？劳生徒聚万金产。挹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欲知恨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以此来表达他对仕途的厌恶，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诗文富于哲理。此外，我觉得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共和国之恋》等,也反映了词曲作者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歌声时常激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人民的深情热爱，是非常好的创作。
其二，文化艺术的创新需要高新科学技术的“注入”与支持。要使科学技术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服务，因为往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1990年初，钱老说：“我们应该自觉地去研究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规律。不但研究规律，而且应该能动地去寻找还有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为文学艺术所利用，使科学技术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我们也要在这个领域走到世界前列。” 今天，激光、电脑、多媒体、灵境（Virtual reality）、信息网络、数字摄像、数字光盘、遥作、远程控制、移动通讯等信息技术发展很快，而且已相当普及，我看数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把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注入”文学艺术的创新之作。
1994年夏，钱老又强调说：“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他们应该以锐敏的眼光，发现一切可以为文艺活动服务的新高技术，并研究如何利用它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繁荣新中国的文艺……当然，不忘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艺传统，但我们在21世纪要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扬这一文艺传统！”
其三，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综合创新。关于科学思维（逻辑思维）与艺术思维（形象思维）不可分离，及其在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作用，1995年11月5日钱老在给一位文艺人的信中，有如下精辟分析：
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艺术和科学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钱老和蒋英教授不久前已在天堂相会了，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科学与艺术的天作之合，他们在科学与艺术两大领域里，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91年10月，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说，40多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儿、活一点儿。” 这或许也说明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紧密结合，交相辉映，才能有所创新，光照后来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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