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天下一家还是弱肉强食

内容摘要 儒学用人体生命的一体性和家族家庭的亲和性来看世界,认为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共生共荣的天下观表现在国际间便是“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中国历代的外交政策受此影响,基本上是和平睦邻友好的｡西方近现代文化有强烈二重性:它给人类贡献出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文明成果,但在国际关系上它的主流文化却奉行霸权主义和贵斗哲学,加重了世界的危机,其一是马基雅维利的强权政治论,其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三是基督教一神教的独尊性与排异性｡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孔子的智慧,需要儒学“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学会和平共处､互助共赢,否则“地球村”便无法维持｡

关键词 天下一家 和而不同 得道者多助 互助共赢

作 者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北京:100081)

一

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视野,把个体的道德完善作为出发点,进而推恩于家庭,进而施爱于社会,进而泽惠于天下,最高的目标是“赞天地之化育”｡如台湾学者黄俊杰所指出的,儒家认为人的存在是“连续性的”和“有机论”的,个体与社会与宇宙“共生共荣共感”,“互为主体､互为依存”[1]｡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所说的“人”泛指一切人,所说的“天下”泛指人类社会,尽管为当时知识所限,他们不知道遥远地域上人群的生活,但概念的指向是普世性的,所以把“国家”与“天下”分开,后者超越了国与族的界限,推及于整个人类｡可见儒家是超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它考察人的本质从来不把个体孤立起来,而从人类的关系上､整体上去寻找人的真实存在,可以说儒家把人看作是体现网状结构的､在群己关系和天人关系中生存的文化动物｡

儒家“能近取譬”,喜欢用人体生命的一体性和家族家庭的亲和性来比喻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体,莫非己也｡”[2]所以世界上的人与物同自身是血脉相连､痛痒相关;若有隔阂和冷漠,如同得了瘫痪病,那就是“麻木不仁”,不是个正常的人了｡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然,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3]老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动植物都是我的伙伴,都生活在天地之间这个大家庭里,应当相亲相爱｡从这种人我一家､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出发,在政治的层面上,儒家向来反对国家内部的残暴和争夺,也反对国家之间的征战攻掠,而提倡“政通人和”､“为政以德”和“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和应该在国际事务上起主导作用,把其他民族和国家联合起来,但不能用强制的､暴力的手段,而应当依靠道义的力量｡孔子说,“修文德”来远人｡孟子主张“以德行仁”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甚至认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得天下,而不为也” ,规定了手段必须服从于和平的目的,而不可滥用｡这些思想虽然被一些政治实践家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许多时候不被采用,它自身也存在着忽略实力､把政治泛道德化的缺点,但它仍然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在这种文化精神影响下,中国历代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和平睦邻友好的,在强大时也不致力于侵略扩张,这才有和平文化经贸的丝绸之路,才有郑和下西洋而不殖民,才有殖民主义来到之前的东亚无战事,才有儒学和佛教在东亚的和平友好传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儒家和平友好的天下观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成分,体现出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的求和谐稳定､与邻为善的特质,但不能适应工业文明的时代和殖民强国的入侵｡所以中国近代在洋钱､洋货､洋炮､洋舰面前吃了败仗,沦为半殖民地和被欺侮被瓜分的对象｡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在一个列强争霸､科技发达､竞争激烈的虎狼世界,要救中国单靠传统文化不行了,必须到西方寻找真理,通过学习西方文化使自己富强起来,于是引进工商文明,发展商品经济;引进民主平等,改造社会政治;引进科技教育,开启理性民智;提倡人权自由,培育公民意识｡经过100多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国终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经济的腾飞,初步做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结晶的科学､民主､理性､人权､自由､法治等基本价值,虽然在实践的层面上还有待继续落实,而在思想的层面上已为当代中国人所接纳,承认是共同的价值标准｡站在时代前列的一批中国思想家,曾一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个陈旧过时,西方现代文化整体先进发达,主张全盘西化｡也有一批中国思想家,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有短,西方文化亦有优有劣,主张中西融合,综合创新｡中国人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卑,再到文化自觉,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路,这条路到现在还没有走到理想的境地,但方向已经明确了｡例如,在努力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在内政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确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在外交上,确立和平自主､睦邻富邻安邻､劝和促谈､构建和谐世界｡这种治国理念超出了近代启蒙思想,包含着儒家以德治国､天下一家的精义｡

二

西方近现代文化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便是它的二重性｡它既给人类带来了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而导致财富迅速积累,生活极大改善,也带来现代公民社会的民主法治体制,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有利于发展个性和每个人的创造性,它给人类提供了秩序和自由相结合的可行模式｡同时,它也给人类带来生态危机､道德危机､族群冲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它也在不断自我反省和调整,但至今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真正走出上述危机的道路｡西方近现代文化是在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传统基础上,经过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洗礼之后形成的,因此在体现人类的智慧和文明进步的同时,不能不带有工业文明的局限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它除了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制造富贫和阶级的差别以外,更要在宗主国和附属国､发达国与不发达国之间保持不平等不合理的秩序,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集团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欺凌､侵略是很难避免的｡有时资本集团和国家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也会引起战争｡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总结了法西斯覆灭的教训,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又以社会主义运动为借鉴,对于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和国际关系的处理模式,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例如,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不再轻易发动世界规模的战争,尤其不能轻易使用毁灭性核武器;对殖民地直接的政治､军事控制,更多地让位给间接的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的经济控制,而允其政治独立;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上,取缔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与活动,承认国家平等､主权尊严和民族和解的重要;反对市场垄断,避免资本集团的冲突发展为对抗,发展各种经济共同体;对内强调人权､平等和自由,并通过立法控制贫富差距,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以缓和社会矛盾,等等,应当说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从西方文化的现实表现看,它的转型还不是根本性的｡相对而言,国内问题解决得好一些,国际问题表现较差,出现双重标准,为世人所诟病｡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矛盾引发的地区性冲突不断,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流行,与全球化进程形成鲜明反差｡原因是复杂的,但作为主流的西方国家和西方文化要负重要的责任｡西方人不仅要批评其他的文化,尤其要反思自己的文化;中国人不仅要反思自己的文化,也要批评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主流文化,影响到所有国家;中国文化正在重新成为主流文化和走向世界｡尤其在人类成为“地球村”甚至“地球家”的当代,相互的依赖早已超出相互的对立,人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整体性文化自觉和文化共识,国际政治才能走上正轨,人类才有光明前途｡

孙中山先生早在民国十三年发表的《大亚洲主义》中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这段话虽说有点简单,仅就东西文化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而言,基本上是正确的｡

杜维明教授是生活在西方的开明的新儒家学者,他对中西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的反思｡他指出:“现代西方文化一方面创造了很多价值,但同时也把人类带到了不仅是自我毁灭,而且可能把经过亿万年才逐渐发展出来的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生化环境亦同归于尽｡”又说:“现代西方文明完全以动力决荡天下,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浮士德精神的无限的扩张､无限的发展､无限的争夺这种心态作为主导,必须重新反思｡”[4]这是颇中要害的评论｡尽管西方盛行各种批判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但都不足以纠正其主流文化之偏颇｡不仅以核武器为前沿的军备竞赛还在加紧进行,而且由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接连不断,民族宗教冲突日益加剧(背后都有西方插手),地区性危机(如伊朗与朝鲜核危机)如处理不当会随时演变为世界性紧张局势,而恐怖主义到处肆虐｡西方文化在引导国际形势走向和平的路上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又经常是以暴制暴､暴暴还治的恶性循环｡科学家说,地球在宇宙中是孤立无援的,如果自身出了大问题,不要指望外星生命会来救助｡笔者敢断言,如果地球毁于人类之手,那么必将是毁于西方文化而决不是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在价值层面上有几种思想传统值得深刻反思｡其一,是在政治层面上的马基雅维利的强权政治论｡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政治学之父,他的政治哲学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国家至上,权力神圣,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国家安全统治者可以背信弃义,玩弄权术｡其政治学的最大特色是鼓吹强权,摈弃道德,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韩非之学,或孟子所斥责的霸道｡但中国历代政治以儒家德政礼治为主,法家未能成为主流｡而西方近代以来,政界却把马氏之学奉为圭臬,把政治作为集团利益的体现和协调,无视道德和正义,奉行“强权就是公理”､“弱者无外交”､“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原则｡美国在外交上公开宣布国家利益至上,习惯于单边主义,推行实力外交,虽时有收敛和权变,但骨子里的强权政治很难改变｡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一方面不许它讨厌的国家如伊朗､朝鲜实验导弹,开发核能;另一方面,不仅自己加紧先进核武器和导弹的研制,而且支持印度和日本发展导弹,扩军备战,以遏制中国,其政治的实用性太明显了｡霸道很实用,但也经常碰壁,尤其不符合时代潮流,从而成为众矢之的,成为遭恨的对象,不改进也是不好维持的｡没有道义等软实力的国家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许多美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二,是在思想层面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则,也看作是社会发展的规则,奉行强者为王的狼吃羊的信条,把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建筑在损害和压迫其他民族之上,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达尔文主义不仅是生物学上的一次革命性创举,它还开辟了西方人文学科的新阶段,摆脱神学,进入人学｡但它是有局限的,它忽略了即使在生物界除了竞争还有相依共生的一面,它也不能解释生物物种的停滞与突变｡而人类社会有文化有信仰有道德,在生物学规则之上还有人学的规则,即文明的规则,它要求人类脱离野蛮和残忍,学会和平友好的相处,改善人性,改良社会,提升人生,消除罪恶和苦难,争取人类共同的繁荣和幸福｡一切健康的学说和宗教都致力于这个崇高的目标｡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社会如动物界,充满了争夺与拼杀,认为以强凌弱､以富欺贫是正当的,为了生存的需要也可以发动战争｡以此出发,可以发展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大的弊害是种族优越论,视其他民族为劣等,把民族压迫当成常态｡在西方国际政治生活中,进化论情结是很深的,民族优越感是强烈的｡我们看到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种种行径,骨子里就是大民族主义,它把本民族视为上帝的宠儿,应当得到世界上的最大利益和最好的生活,为此损害和控制其他民族是不可避免的和正当的｡他们相信斗争哲学,相信凭实力说话｡我们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否认民族发展有差别､民族之间需要竞争,而是主张竞争必需是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此外民族之间也需要互助与合作｡民族之间的比对,既在军事上经济上,也在文化上道义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不是民族的长处,恰好是民族的污点,说明他们没有博爱的胸怀,还带有野蛮的气息｡西方中心论者当他们以全球价值的代表到处指责别人的民族主义的时候,不妨对自身的更深度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严肃的省察,不挖出这条毒根,西方文化难以转型｡

其三,是在信仰层面上的基督教的排异性｡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中的信仰价值体系,是社会道德的支柱,是西方人借以安身立命之所,至今仍然如此｡基督教宣传上帝的爱和爱人如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可做损害他人的事｡它的天堂地狱之说､救赎论和灵魂拯救说有利于劝人去恶从善｡基督教在其发展历史上,历经改革,从迫害异端､扼杀科学,到主张宽容､协调科学,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促进和平､宗教对话的积极力量｡但基督教传统里的排异性并未彻底清除,尤其它的基本教义派仍坚持旧说不思改革,所以仍存在着它的消极面,在当代多元文化并存中发生着负面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基督教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便是爱上帝髙于爱人类,如果崇拜其他神或者主张爱人与爱神合一便不可以得救,所谓的“基督之外无拯救”,这种一神论的独尊性和排它性是一个很大的弱点｡正如韩国学者李明汉所指出的:“基督教虽然讲的是爱与和平,但只有基督教人的爱与和平才有价值才能进天堂｡若是其他宗教的爱与和平入地狱的话,这种爱的根会是恨,和平就会成为战争之母｡”[5]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观念上是与此相关的｡当然现在的基督教大大进步了,对历史有所反省｡但“十字军情结”仍在一部分人心中存在,基督教世界不断有人把伊斯兰教妖魔化,加剧与穆斯林世界的对立情绪,这是客观事实｡因此,基督教很难承担起引导世界､化解对抗的重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中心论”和“十字军情结”的再现,这种理论无法为人类的文明找到出路｡

基督教独尊性和排异性的另一个理念,便是要把基督福音传布到全世界,并以此作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从而有到各国传教的周密计划,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由于缺乏对其他民族信仰的尊重,这种只顾扩大本教不顾其他的传教意识和做法,再加上与霸权主义政治相配合,便容易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需要基督教主体加以反思和调整｡曾任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的艾克曼写了一本《耶稣在北京》,透露出西方有人要使中国基督教化的行动方案,所谓“基督教的‘羊羔’将驯服中国‘龙’”,表现出一种野心勃勃､傲慢自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心态｡美国有些政治家总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其他民族和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这其中就有着基督教的福音情结在作怪｡台湾学者蔡仁厚教授指出,西方的“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比不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会给人类带来灾害｡他说:“西方宗教所表现的‘狂热’,便正是‘以自己之所欲’,而‘强施于他人’,就其初心而言,虽然是一番好意(希望他人亦能得上帝之恩宠而赎罪得救),而结果却无可避免地干涉了他人的信仰自由｡同时,基督徒又判别人之所信为异端,而加以贬视,加以排斥,于是乃有酷烈地迫害异教徒之惨事｡如今,宗教迫害之事虽已革除,但近世以来,西方人挟其强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直接间接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强迫推销西方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其背后的精神,亦仍然是‘己所欲,施于人’｡这正是‘强人从己’,‘强人所难’,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恕道’｡”[6]

现在基督教的自由主义派神学家们努力提倡宗教对话和多样性宗教的和平共处,认真寻求全球性的普遍伦理,已经在改变着基督教的独尊性和排它性｡由于传统的强大惯性,基督教要真正变成一个宽容的现代的宗教,还要走很长的路｡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西方文化找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管理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理念与模式,但没有提供建设现代合理世界秩序的基本理念与模式;前者面对的是有统一制度的民族国家,后者面对的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多国并存的世界｡西方文化现有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主流理念与模式,即强权政治和霸道文化,是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这是西方文化致命的弱点｡

三

看来世界要走向和平与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智慧和指路明灯｡西方有识之士从孔子和中国文化那里看到了希望｡198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集会巴黎,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7]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8]在笔者看来,孔子的智慧和中国文化在国际族际关系之道上的精义便是“天下一家”与“和而不同”,前者以仁为体,后者以和为用,颇能对治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一､“天下一家”重在爱心的扩展和情感的沟通｡人作为一类是一体相关的,不在互爱中生存,就在互恨中灭亡;尤其在“地球村”的今天,相互的依存远大于彼此的矛盾,所以“共荣”､“双赢”的理念取代了“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互相残杀必然两败俱伤,再没有真正的赢家,更不能齐心去克服生态危机｡两伊战争谁是胜利者?巴以冲突谁能得到安宁?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其成员就是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彼此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当和能够相亲相爱过日子｡爱自己民族,也爱其他民族;爱其他民族,也就是爱自己民族｡民族歧视和仇恨是当今人类心头一大孽障,必须在心灵上打通这种族群之间的障碍,视天下为一家,视他族为兄弟,人类的精神便会得到一次大的提升｡如果说历史上以强凌弱､军事冲突､以邻为壑､四分五裂是常态,而天下一家､和平共处､互助共荣､睦邻友好是理想,那么在全球化､信息化､地球村的今天,族群仇恨､武力对抗､征服世界便成为过时的野蛮的不能有好结果的东西,而族群和解､文明对话､合作交流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类如果不能培育天下一家的情感,地球村是无法维持的｡

二､天下一家的理念要求人们在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推行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其精神是体谅人､尊重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其精神是同情人､帮助人｡人与人之间应当如此,族与族､国与国之间亦当如此｡与它相对立的便是霸道和损道,霸道引起反抗,损道招来报复,冤冤相报,无时可休｡纵观世界上的民族冲突和国家对抗,出于3种矛盾:一曰利益争夺,二曰信仰扞格,三曰尊严受损｡皆不知忠恕乃文明相处之道,其作用是相互的｡爱人尊人者,人恒爱之尊之;害人侮人者,人恒害之侮之,这是一条定律｡国际政治生活中常见到的现象,一是强势国家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向弱国说话,而不能放平身份;二是自认为先进的国家到处指责别国而无自知之明｡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要改变一下传统的作风,学会关心人尊重人,把博爱平等的理念推广到国际事务中去,这是当务之急｡大国领导人要认识到,今后国际交往只有“共赢”,没有“单赢”,“仇必和而解”是唯一的出路｡

三､天下一家的理念要求人们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实行“和而不同”的原则｡经济的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的趋同化,更不等于世界的西方化｡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其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也必然各异｡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到文化特色､生活方式,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而多样性和彼此的比照互补,是文明发展有生命活力之所在｡无论是前苏联式的输出革命,还是美国式的输出价值,都是一种冷战思维,其背后都有强同排异的文化观作怪｡强同不成,便施之以斗,于是野蛮便取代了文明｡政治霸权主义必然伴随文化霸权主义,这是世界长期动荡的重要根源｡多样性的和谐共存,如今不仅仅成为体现现代文明的文化理念,也成为体现现代文明的人权理念和政治理念｡尊重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制度选择权和文化传统,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包打天下,才能和平共处｡

四､天下一家的理念,要求大国强国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欺人,实行王道,抛弃霸道｡孔子孟子看重大国强国的地位和作用,具有联合群国､开辟局面的举足轻重的权威｡但孔孟希望大国以仁德率令天下,不要以武力征伐天下｡孔子称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更主张“以德行仁者王”,“仁者无敌”,反对侵略战争,“善战者服上刑”｡虽然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军事实力是后盾,倘若大国不行仁义,专以残暴,亦不能行之久远,德日法西斯的覆灭便是实证｡所以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至今仍是至理名言｡美国因萨达姆侵占科威特而发动的海湾战争和反对毁灭文化的塔里班而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虽然不符合儒家反战的宗旨,毕竟有其合理性,得到联合国授权和国际舆论的支持,所以进行得顺利｡而美国发动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不考虑法理和道义的依据,一意孤行,虽然暂时赢得军事胜利,却没有取得政治的成功,使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陷溺其中,难以自拔｡霸权主义导致自我孤立,证明孔孟关于大国以德行仁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值得大国政治家借鉴｡看来,实力加道义才是大国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黄俊杰. 儒家传统与21世纪的展望. 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程颢. 二程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4:15

[3]张载. 西铭. 正蒙•乾称篇.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33

[5]李汉明. 从儒学的观点看世界和平问题. 林安梧. 当代儒学发展之新契机. 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280

[6]蔡仁厚. 儒家思想对人类前景所能提供的贡献. 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51

[7]骆承烈. 西方人心目中的孔子——兼议巴黎会议“宣言”. 北京:中华文化研究通讯,2006(1)

[8]汤因比. Choose Life (第2编第4章第3节). 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59

编辑 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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