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分化波动，中国难辞其咎？
时间：2020-05-26 05:19: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作为一个与国际市场密切关联的经济体，全球经济情况总体偏弱，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时国内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逐步显现，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是一个充满着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所以这期间经济增长难免有波动、起伏，这是调整转型期的一种正常的现象，用中医说是‘脉相’。”
——摘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特别致辞
“分化”是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特征
任琳：我先来列举一些数据，由此可以看出“分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基本特征。从增长面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3%，维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发达国家整体只有1.8%，其中美国是2.3%，欧洲是1%。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取得了4.4%的增长，较2010年的7.5%有较大幅度回落，其中巴西为-1.5%，俄罗斯是-2.4%，但印度和中国继续充当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高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两驾马车。从失业率角度看，2014年全球总体水平还可以，但各国数据落差太大，南非高达25.4%，欧洲为11.1%，美国是5.3%，巴西4.8%，日本3.5%。贸易形势令人失望，2014年全球增长率仅有2%左右，美国是-2.3%，欧盟和中国都为2.3%，德国却高达7.3%。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处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如无大的意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中低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各方都需要适应的“新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缘自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相互影响，当然也要归因于贸易、投资领域多边谈判的举步维艰。此外，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增量而不看质量。一个略低增速的“新常态”期有助于世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向注重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等全方位的发展状态看齐。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特点的确是“分化”。这里面，有东、西方利益和诉求的分化，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短期内恐怕不会告一段落，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制裁中国的论调;有增长速度的分化，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内部也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分化，原油、铁矿石价格在下跌，部分贵金属却在上涨;还有汇率的分化，不同货币升贬不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匀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国内消费指数等均呈现明显的下行、回落态势，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0%以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非国家转移。未来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出路在于产业调整与升级，在于健全国内消费市场，在于建立生态文明，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尽管国家已经喊出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但鼓励创新的机制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须拥有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教育和就业制度、大规模的科技研发能力、完善的全球资本市场和国内信用体系，以及成熟、高效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模式。外界反复渲染中国的所谓“过度投资”问题，这个现象有，但同时还有“浪费投资”现象，也就是过去政府主导的竞争性项目投资过多，相关项目随意性强，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投资效率也比较低。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很不健全，竞争性严重不足，国内泡沫比较大，资金成本高，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层面。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改革开放道路要走，需要耐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由于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压力显著增大，“中国经济崩溃论”在国际上再度甚嚣尘上。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像某些人评论的那么坏。这样讲的主要根据，一是中国政府可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还很多，财政、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二是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劳动力成本还在继续攀升，而一旦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成本就应停止上升。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结束。目前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45至49岁的人占最高比例，第二高的是25至29岁的人，第三高是40至44岁的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然已过最高点，但仍是相当高的。三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不少增长亮点，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仍是正增长，显示国际资本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服务业、高科技领域吸引的FDI数额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仍然比较旺盛，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仍然比较旺盛，全国用电量也已在2015年8月转为正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上升，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都说明，经过前一阶段连串的保增长措施，中国经济的企稳迹象在不断增多。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一旦超出合理区间的迹象出现，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不是空话”。2013年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因早早预言国际金融危机而得此称）的鲁比尼对话，那时他就断言中国经济要下滑。今年，他却调整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
中国仍不失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张建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降速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没那么高了，今后仍要靠美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积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独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火车头，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3年起已经超过50%。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肯定也要减速。目前中国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规模，即便是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的水平，每年也能确保大约7000亿美元的增量。而美国的年GDP约为16万亿美元，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2.3%，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不过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中国是大趋势。另一个潜在的增长引擎是印度。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国家的GDP正在逼近2万亿美元的水平，去年的增长率高达7%（世界银行评估为5%），但印度经济总量与中国、美国仍然相去甚远，所创造的增量无法与中美相提并论。此外，印度的高增长与其GDP核算方法调整有很大关系，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已多年零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然为零。
判断各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最主要指标，还是要看国际分工。模型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主要发挥着“生产者”作用，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目前，制造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仍然高达41%，服务业是52%，农业为7%～8%。全球体系中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中东、非洲国家，消费的主力军则是西欧、美国和日本。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消费是最终拉动力，欧美日的消费需求一旦熄火，中国的生产就会失去动力，而中国能源资源消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用于制造出口产品的，有关降速效应形成了，必然会进一步传导至那些充当着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国家，这是全球经济波动的总体格局。而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日本经济停滞，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经济模式难以长久支撑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
当然，新兴国家也有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中国是有些过度依赖制造业了，而俄罗斯70%的出口、50%的财政收入要靠能源资源产品，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风吹草动过于敏感、脆弱，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得罪了西方也很容易被对手以经济手段加以打压。巴西除了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国内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社会上贫富差距过大，也没有发展出一整套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经济社会发展未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足为奇。印度还没有全面步入工业化发展进程，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仅有20%。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均为800多美元，现在中国已超过8000美元，印度仍只有1800美元，全国80%的人口尚未脱贫。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形势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导致波动的因素既有短期性的，也有长期性的。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多重复杂因素综合导致的，中国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波动固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都有责任、都有问题，不能把当前世界经济的波动都归罪于中国。美国经济已步入真实复苏的轨道，尽管显得“一枝独秀”，但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其退出“量化宽松”（QE）的忧虑预期是导致全球市场不停波动的重要因素。（美联储是否加息取决于两个指标：美国的失业率要降到6.5%以下，这个目标已实现;二是实现2.5%的温和通胀，这个目标尚未达到。9月12日美联储确定暂不加息，市场对12月加息的预期显著增长，不确定心理更盛。）中国的股市、汇市再怎么波动，但由于引入或设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等制度和方式的时间并不长，且人民币尚不可完全自由兑换，因此中国股市、汇市对国际市场的影响终归有限。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前些日子是发生了明显贬值，但相较于过去十年累积50%的升值幅度还很狭窄，较之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表现仍是好的。总体而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表现称得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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