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主题探究兼论鲁迅与《新潮》

时间：2022-09-04 15:30:0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明天》是鲁迅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这个历史的偶然，成就了鲁迅与新潮社同人师生两代之间的一段佳话。从《明天》的创作意图来看，鲁迅所说的“听将令”只是一个幌子，“俯首甘为孺子牛”才是实际行动所指。通过对《明天》研究史的条分缕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主题探究方面，《明天》寄托了对妇女解放和鲁迅最深沉的思索：那种终其一生的国民性批判。两相结合，鲁迅其实对《新潮》同人寄望颇为深远。
　　关键词：鲁迅;《新潮》;《明天》
　　《明天》写于1919年6月至7月初，发表于1919年10月《新潮》杂志第2卷第1号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篇小说只有三千余字，没有过于复杂的情节。大略地看上去，只是一个寡妇失去儿子的普通故事。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甚至有些细碎的故事，没太吸引众多鲁学大家的关注。也许这正是理论的悲哀，就如伊格尔顿所说，“并非所有的方法都同样经得起不同特殊目的的考验”（1）。就文学而言，也不是理论与文本之间可以完全对号入座。总有一些作品超出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外，《明天》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把《明天》投给《新潮》是否鲁迅有意为之？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一点。是大有深意，还是一个历史的偶合？鉴于此，我们必须追问：
　　一、《明天》的创作意图：是否为“听将令”之作？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称这部作品为“听将令”的“侥幸”之作，因为当时的主将不主张消极，“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2）。这里的主将当然不需要实指，可以虚化为主张以文学革命拉开民族启蒙大幕的五四一代学人。《新青年》就是他们驰骋的战场。《呐喊》中的前三篇小说都发表于《新青年》杂志，而紧接着的《明天》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之后不久，《新青年》同人就分道扬镳，《新潮》上却涌现出了一批青年作者，叶绍钧、俞平伯、杨振声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正是《新潮》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一代的新文学作者提供了平台。
　　从各类资料都表明，鲁迅曾经寄厚望于青年一代。《新潮》正是一份青年学生创办的刊物。在创办之初，鲁迅就曾关注过这份刊物。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鲁迅给《新潮》下了“颇强人意”的评语（3）。对向来吝啬嘉言的鲁迅而言，这评语不可谓不高。若干年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有针对《新潮》小说创作的评价：“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在鲁迅看来，这些青年学生的创作实在是有些幼稚，只是当时出于一种对新生事物的保护，没有过多地苛责。（4）那么该如何促成他们尽快地成长进步？首先是鼓励，在信中鲁迅评价青年们的小说创作，虽有微瑕，“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5）。在鲁迅的鼓励和支持下，新潮社成员中有多人和鲁迅过从甚密，比如罗家伦、孙伏园、李小峰等。
　　早在1918年1月罗家伦就曾在老师们的阵地《新青年》上发表了《青年学生》一文。该文从“主义”、“结婚”和“学风”三个方面对当时“暮气沉沉”的青年们当头棒喝。1918年6月胡适主编的《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发表了《娜拉》的剧本，其前两幕的译者也是罗家伦。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特别表达了对《新潮》的赞赏：“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6）。鲁迅在日记中关于罗家伦的记载就有近十处之多，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二人之間的书信往来和罗家伦的拜访。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二人书信的内容并未为学界所见。
　　地缘政治或者罗家伦的一再拜访终于产生了积极的结果：鲁迅给予《新潮》稿件支持，一篇小说《明天》和一则译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鲁迅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晚钱玄同来，夜去，托其寄交罗志希信并稿一篇”（7），这里的稿即小说《明天》。只是很显然，鲁迅不太可能把罗家伦看成“当时的主将”，而是出于对青年的爱护和关心，才给予了这份支持。结合鲁迅后来评价，可以看出鲁迅对这帮年轻人的创作技巧实在不甚看好。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捷径，或者说提升技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临摹经典。《明天》在《新潮》上发表，在某种程度上就完成了一种示范意义。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如此看来，“听将令”只是一个幌子，俯首甘为孺子牛才是实际行动所指。
　　二、《明天》的研究史：从妇女解放到心理分析
　　明确了“听将令”与做“孺子牛”之间的分野，我们就要探讨一下《明天》的主题。在分析这篇作品的时候，很多论者都会把它和封建礼教、妇女解放之类的宏大主题结婚起来。曾有识者谈到，长期以来学术界大体上把它归为鲁迅深切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一类主题（8）。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把单四嫂子与祥林嫂和爱姑等人物形象放在一起。比如一篇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中，作者这样论述道：“《明天》、《祝福》、《离婚》是鲁迅反映劳动妇女命运的三篇小说，主题都是写在黑暗的宗法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的迫害下，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挣扎和奋斗的悲惨遭遇”（9）。这就是很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断方式。而这种方式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然有其市场，有论者说她们由‘安分’走向‘不安分’，由不觉醒走向觉醒，必然能走向斗争解放之路。“斗争”作为阶级分析法的标志之一，仍不鲜见。
　　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评论者还是喜欢把单四嫂子和祥林嫂、爱姑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探讨她们身上背负的不可承受之传统重负，认识到她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进而承认“她们身上的弱点在现在的人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10）。如此认识，更见到鲁迅对传统认识之深刻。通观这些评论，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印象，他们首先把单四嫂子看作是一个需要解放的妇女，然后是一个需要被启蒙的落后农民。可以说，这两个角色就是对单四嫂子的基本定位。要知道，鲁迅反复强调的是“人”，“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玩赏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11）准此，我们就要怀疑：把单四嫂子从“人”当中析离出来，完全突出其妇女解放的意义，是否使之狭隘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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