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公共政策论文5篇（全文）

时间：2023-07-27 22:50: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公共政策论文浅析房地产政策中利益相关者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所有对政策的目标和执行感兴趣并对其具有影响的团体和个人。房地产政策一直关乎多个群体的利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政策论文5篇,供大家参考。

公共政策论文5篇

公共政策论文篇1

浅析房地产政策中利益相关者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所有对政策的目标和执行感兴趣并对其具有影响的团体和个人。房地产政策一直关乎多个群体的利益，这其中包括政府、公众、房地产企业、媒体等。可见房产政策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这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透视这些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发现众多利益相关者。

1、政策制定者―政治领袖

通常来说，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政策决策主体，他们是房地产政策的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政治首脑又是中央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政治首脑主要是指副以上的政府官员，具有巨大的政治权力，负有重大政治责任，往往着眼于全盘作出公共决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JP

2、政策操作者―技术官僚

技术官僚是指部委内负责起草具体方案的技术官僚，主要是各个部委的正副部长以及下辖的各个司局的正副司局长，比如住建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官员。他们长期负责该领域中的具体事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是政策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在政策方案起草过程中，部长级官员并不亲自参与，他通常是根据政治首脑的政策意图和本部门的利益考虑，在听取司局长汇报的基础上作出指示；司长级官员则负责秉承旨意，拟定具体方案。在政策制定中，他们起到了如下作用：频繁地调研，召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委托思想库研究某一政策问题，由此酝酿和拟定政策方案；积极响应政治首脑的垂询、意见与要求，及时调整政策方案，支持政策方案上传，设定政策议程；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调整政策执行，制定政策实施细则，在政策执行中实现政策再决策。

3、政策执行者―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主要包括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他们是主要政策执行者，也是房地产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获得大量非预算收人，显示出“土地财政”的特征；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在任期制与功绩制的约束下希望维持高房价以获得更多土地出让金，增加财政收人，赢得晋升的政治资本；此外，长期以来由于监管与约束机制的缺失，地方政府部门组织出现碎片化趋势，秉持本位主义态度“养寇自重”，为利益集团所“俘获”，导致软政权化现象，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在决策与施政中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为谋取特殊利益大开方便之门。这样，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基本不能反映老百姓利益；与房地产商结成利益同盟，共同维持高房价；采取机会主义态度，消解中央政策，有利者行之，不利者避之。JP

4、政策影响者―利益集团

自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利益集团得以形成，主要有三个：由国营城建系统和中房系统组成的房地产协会，属于建设部系统，更多的是代表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利益；全国工商联下属房地产商会，其成员多为民营中小房地产企业（包括建材等相关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代表各大城市拥有领导地位的民营房地产企业的“中城房网”，“大公司俱乐部”或`好公司俱乐部”。此外，还包括那些将住房作为投资工具的少数民众，如专业的炒房客、房地产中介以及国际投机商等。在政策制定中，他们积极进行幕后游说，影响政府决策，既插手政策目标选择，也干预政策方案制定。比如，开展调研，提供行业报告；资助科研机构，借助媒体公布结果，制造舆论；高新聘用学术精英，作为政策代言人；密切联系技术官僚，提供政策方案或干脆贿赂；与媒体、地方政府建立利益同盟。

面对政府已经或有意颁布的旨在抑制房地产暴利的政策，这个利益集团通常高举“市场”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来自“行政意志”的“不合理干顶”；而对政府颁布的符合他们利益、有助于维护并扩大其暴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又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得来的），无论这种政策需要政府部门动用多少行政资源强力推进，他们都赞赏有加。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他们展现了巨大的能量，不可小觑：获取大面积廉价和珍稀土地供给；为房地产业获取廉价融资创造更有利环境；维护房地产不合理高价与暴利；削弱、扭曲政府关于小户型、经济类房产供应要求，满足暴利需求；排挤新进入竞争者。

5、政策研究者―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亦称思想库。在目前中国，涉足房地产政策制定的思想库主要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或直接参与、帮助决策部门从事课题研究或基于公共精神独立研究，以直接上书或媒体公布研究成果的形式来引起政治决策层注意。

6、政策传播者一一媒体精英

媒体精英主要是指负责传媒的记者、编辑、网络论坛骨干、政论评论员等，他们也是幕后活动者，主要有引导舆论设立议程、制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一方面媒体精英筛选、过滤新闻事件，刻意放大某些政策议题，旨在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设立政策议程。另一方面，各个媒体精英持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与动机，或为公，或谋私，在公共能量场中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加人到不同的政策论战阵营，有的为地产集团摇旗呐喊，有的为民生疾苦大声疾呼，发出了迥然不同的声音。

7、政策接受者―购房民众

在房地产政策制定中，购房民众主要可以分为消费性购房民众与投资性购房民众。消费性购房民众主要包括大量准备结婚或已婚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想改善住房的普通家庭和从农村进人城市的家庭，他们代表了住房市场的刚性需求，是真正的住房消费者。民众的可承受政策偏好是低房价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普通民众无权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进行政策辩论与对话，也无权对政策提案进行投票表决，他们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主要有：通过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制造社会舆论，对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借助党代表、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党代会、人大或政协会议中反映意见，表达利益诉求，企图引起决策者关注；以公民精神为纽带，抱作一团，集体协作，用一个声音说话；利用政府或专家调研机会，主动反映住房难问题。由此构成房地产政策制定利益JP相关者图谱。

上述利益相关者图谱清晰地描绘出谁是房地产政策制定中利益相关者集团，在针对房地产市场问题而进行公共决策时，代表哪个集团的利益，他们是否可能反对或阻扰某一政策通过，他们的实力怎么样，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通过这一图谱，可以确定公共决策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了解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风险与机会，可以识别和应对任何可能的变化，以便未雨绸缪。

公共政策论文篇2

[1] 梁爽。上海服务业区位选择中公共政策引导作用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

[2] 涂晓芳。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16-18

[3] 涂晓芳。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与分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1):21-24

[4] 涂晓芳。论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J]。郑州大学学报，2001(6):51-54

公共政策论文篇3

一、民初烟酒税改革的背景

民初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实业的政策法令，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民族运动，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税制思想为民初烟酒税改革做了思想铺垫。

为维持脆弱的政局，北洋政府基本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七年，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3.7倍之多。大量的借债刺激了北洋政府对国内财政的调整，烟酒税逐渐“崭露头角”，上升为国家税，甚至在对外借款中充当抵押品。

二、民初烟酒税改革的经过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征税情况比较混乱，北洋政府积极筹划整理烟酒税。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设立了杂税整理处，专门从事包括烟酒税在内的各项杂税整理工作。1915年3月，公布整理烟税、酒税两项章程，章程要求各省将原有的烟酒税捐合并征收，提高税率，并统一用银元计算，但仍旧无法达到全国烟酒税法的统一；同年4月，推行烟酒公卖制度，拟将烟酒税、捐、厘等并入专卖利益中逐步解决。但原有的烟酒税、厘捐等仍然保留，继续按各省原有规定征收，出现重复课征现象。1917年，全国烟酒事务署设置烟酒税费统一征收筹备处，后因政局动荡未曾实行。

政府对烟酒税的重视，烟酒税地位随之提升，烟酒税丰厚的利润，为北洋政府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北洋政府内政外交，北洋政府更以烟酒税作抵押，换取外国侵略者现银的支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面前明争暗斗，截留现象一直存在，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源，更是巧立新税，沉重的负担转移到广大群众身上，引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唇枪舌战，更有实际性的“税收保卫战”。

三、民初烟酒税改革之社会动议

在烟酒税率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强调重征烟酒税，1915年4月26日，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窃查烟酒为消费品中近于奢侈品，各国皆课重税……注重公卖办法不可……各省烟酒两项并办，以节经费。”梁士诒也提出增加烟酒税率，尤于严禁奢侈之中，可增加收入之效。

在烟酒御侮上，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参议院报告财政施政意见中认为“烟草专卖，虽有外交上之关系，然亦可逐渐设法，以为抵制之计”。熊希龄注意到烟叶税被外国侵略者把持，但考略到烟叶税的高额利润，还是尽力采取挽救措施，竭力与外国人争利。民族烟草企业代表简照南主张取消外商烟厂享受的特权，给予国产卷烟以一定的优惠税制。他指出：“纸烟一业……虽由时势人情所致，实缘税率不平之一大关系也”，“查外来纸烟于进口时完纳正税一次，以后无论至何通商之埠均不重征，此舶来品之权利也。”简照南主张卷烟统税，以便取得与外商产品对抗的相同竞争权。

四、民初烟酒担保的社会抗争

1916年11月21、22日，美国芝加哥大陆产务银行借款500万美元，借期3年、并批准借款合同，以政府烟酒公卖费税为担保。1919年，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续借美金2500万元，仍以烟酒税全数作为抵押。为支付到期的还款，财政部改向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条件是聘美国人兰庆为烟酒署稽核。

中国烟酒联合会1919年10月31日致电大总统及国务院相关部门云：“烟酒借款，主权丧失，授人以柄，万民嗟怨，迭次争阻。”12月13日再致电云：“烟酒借款一事，迭电呼吁……顷报载此项借款现已成立，仿盐税抵押办法，用外人为稽核，全国震恐，罔知所措。”

1920年1月6日，上海总商会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全国烟酒事务署及参众两院，指出烟酒借款“辱国病民”，授稽核之权于外人，“垄断凭凌，势所必至”，外国烟酒将更加充斥国内市场，故敦促政府“迅予设法取消。”

1921年9月，财政部提出第三次向美国借款，其借款金额3000万美元，限期10年，利息8厘，以烟酒税收入及陕西、福建、河南、安徽4省之货物税为抵押品。此项借款一开始就遭到北京银行公会等反对，继而4省督军、省长均要求取消以4省货物税为抵押品，此续借款方予终止。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几年期间，中国烟草税赋体制经历过一个动荡与变革的阶段。

结束语:民国初期烟酒税改革，不仅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的烟酒税改革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改革，基本沿袭了民国初期关于烟酒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挽回烟酒税主权的斗争，也在局部小范围推动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势。对于烟酒税的探讨，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也不仅仅止步于思想领域，更在于广阔的现实实践，对烟酒税的摸索，必然随不同的实践发生改变。

公共政策论文篇4

浅析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变迁

引言

2014年1月1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2014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12月21日，由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知识产权智库建设研讨会在武汉举行。12月23日，国家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托管工程启动暨镇江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成立大会在镇江市政府会议中心举行，镇江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国家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托管平台）正式开通运行。

这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推进都表明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竞争的核心要素。其制度在整个国家体系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知识产权政策涉及众多政策活动者，他们共同构成了知识产权管理的政策主体，知识产权政策的出台和变迁是由内外部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共同体间的互动以及有关机制的作用，促成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合，开启了知识产权管理的政策之窗，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发展。“多源流”理论作为政策过程研究中屡试不爽的长青理论，在此框架下分析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可以很好地梳理一条清晰的发展路线，而且对未来的发展前途也将产生指导作用。

一、多源流理论概述

多源流理论(The Multiple―Streams Theory)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翰？W?金登(John.W.Kingdon)在1995年提出来的。在“垃圾桶”决策模型(the garbage can modal)的基础上，金登发展出了多源流分析框架，将原先的四股源流发展为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股源流①。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影响着政策的制定过程，三者相互独立，它们共同作用，促使政策议程设置发生变化，特别是问题源流和政治源流在推动议程设置上起主要作用，政策源流则在引起阐明备选方案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三者在一个特定时间，聚合在一起，从而打开一扇政策之窗。

多源流分析框架回答了三个重要的问题：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具体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发现是怎样和在哪里进行的。通过这个模型，金登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而另外

一些却被忽略。他认为联邦政府政策制定中三个主要的过程流是：问题识别、政策建议的阐明和精炼、政治活动，即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②。多源流分析框架的主要观点是：政府议程是由政治溪流中的事件、紧迫性问题以及各类较明显的参与者所决定的，备选方案的阐明过程既受政策溪流中的选择过程的指引，也受相关领域内相对幕后的专家的影响。此外，如果出现一个机会使三条源流都汇合在一起的话，一个项目进入决策议程的可能性就会明显增强。虽然与传统的过程理论相比，多源流理论更加突出政策治理过程的复杂性，但它对现实生活中的政策现象却有着极强的解释力。多源流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能够应用到我国社会管理政策制定的分析之中，进而更准确地分析我国社会管理政策的制定议程、备选方案和政策出台所需要的机制。

二、知识产权政策变迁的“多源流”分析

我国在知识产权政策方面给予高度的重视，在“问题、政策和政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下，可以梳理一条知识产权政策完善变迁的路线。“问题源流”可以找出最初提出的需求，“政策源流”可以看到在实施过程中的可行性和效果，“政治源流”可以领悟出我国整体向国际接轨并将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国的目标。

（一）问题源流分析

金登指出，政策发生改变的原因，是由于人们确信存在问题，而且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该问题。在清朝末年我国就有了知识产权制度，当时虽然是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制度上的被动移植，但它实现了知识产权从“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的转变，特别是从政策文本上把法律理念和知识产权紧密联系了起来。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在全国实施，法律保护理念深深嵌入了政府部门、企业以及专利相关人员的观念之中。回顾历史，中美双方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矛盾始终非常尖锐，在我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大都通过“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来处理与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矛盾，直到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美国不仅开始利用WTO多边解决机制来解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并且一面对中国展开“特别301调查”，一面越来越多的运用“337条款”对我国产品展开侵权诉讼。很明显，我国与美国在知识产权的维护和制度上仍有差距，我国也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加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执行力度对我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从我国整体上来看，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程度是衡量我国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此的关注是不可忽视的。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在“被侵略到自强的中国”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随之的知识产权政策也有所改变，更加注重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在提升，真正意义上的走起了“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战略脚步，改变了传统的被动的局面。各种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重新的定义，我国开始主动调整适应并制定战略来提高制度的可行性，这一系列行为都是出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维护我国公民的相关利益的需求。

（二）政策源流分析

在政策源流中，当问题被辨别出并得到社会中一部分人们的关注时，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会产生许多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是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产权保护助推经济发展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功能，要发展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在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大保护力度并完善整体机制。在完善整体机制上，构建了“1+6”研究支撑体系，为谋划专利战略推进工作重点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在运行体系建设上形成了诸多的方案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知识产权局发布来加强专利制度运行：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专利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制定专利政策体系框架稚嫩，启动建设基于网络共享的专利政策数据库。地方法规建设有效推进。北京、山西、广东、江西、贵州对《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进行修订。湖北发布了《加强专利创造运用保护暂行办法》。截止目前，已有27个省份、16个较大的市人大发布了专利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二是强化工作导向，专利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加强。各省按照“稳增长、提质量、调结构”的要求，积极落实《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意见》，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保持稳定增长，专利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专利结构更加适合地区发展需要。三是创新工作方式，专利运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与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与人保财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四是优化发展环境，专利行政执法能力稳步提升。发布《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专项行动方案》，推进北京、江苏、浙江等重点省（市)建立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电商领域专利执法维权工作机制。五是加快职能转变，专利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四川省知识产权局推动市州知识产权局机构改革，全省有14个市(州）建立了以“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为名称的管理机构，并成为政府组成部门。六是夯实事业基础，专利人才体系进一步拓展。出台《全国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指导纲要（修订版）》，制订《国家知识产权产权局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关于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工作的意见》以及《人才库与人才信息网络平台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七是提升服务水平，专利服务体系不断加强。由此可见，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被广大的学者和政府所重视，各个地方政府都作出了符合当地的具体相关法律法规，这些都为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完善发展铺平道路。

（三）政治源流分析

金登认为政治源流由诸如国民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于问题源流于政策源流而存在。结合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知识产权政策中的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战略三股主要的支流。面对着一系列知识产权问题和焦点事件，我国国民的情绪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波动。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方面侵权未能很好的打击进一步导致个人的不公平心理、技术人员的浮躁和焦虑心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以人为本”，国民情绪的变化，引起了我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视，为了疏导国民情绪，巩固执政地位，知识产权政策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加以完善的。

201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我国要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明确部署建立知识产权评估机制，这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反映了我国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与运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外，2015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最新部署，紧密对接《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制定专利战略推进重点任务，加大投入保障，狠抓工作落实，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努力开创专利事业发展新局面。

（四）三源流聚合：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

金登认为使政策之窗打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法是问题源流中紧迫问题的出现，使解决该紧迫问题成为必然，因为这让决策者信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考虑该问题的必要性；另一种方法是政治源流中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或者在政治源流中发生的任何其他情况，它们支持或者推动建立提案的审议。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之所以发生变迁，正是问题源流和政治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虽然说它是清政府实行新政，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更多是帝国主义列强施加压力的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颁布过一些行政章文来保护知识产权，但始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法律制度。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加强了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先后制定了商标法（1982年）、专利法（1984年）和著作权法（1990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其间的知识产权立法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因为立法工作艰巨，准备时间不长，虽然主要知识产权法律已经制定，但其他知识产权制度未及考虑，而且因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不对等，著作权法刚刚实施，这种情况不能参加国际版权合作。这种根据本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状况作出的选择性制度安排对于中国是有益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可循的，美国和日本都是如此。这说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史上，都有一个从“选择保护”到“全部保护”，从“弱保护”到“强保护”的过渡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这种低水平的知识保护的过渡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而推动了其完善进程。

在问题源流中各种问题出现，政治源流中管理的变化以及其它元素的活动，二者共同作用，打开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政策之窗。

三、结论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聚合的结果，三个源流能够聚合，得益于政策之窗的打开，政策之窗的打开又与问题源流和政治源流息息相关，政党扮演着中心角色，其领导着整个政策的大致方向，在政策参与者中居于中心地位，他们使问题能够顺利提上议程并能有战略方案，其领导的政府能在政策之窗打开时将问题、方案、以及契机带到窗前，促成三源流聚合。

在现今的处境下，知识产权制度仍面临一些困境，如惩罚力度不够与部分保护标准超越发展阶段并存；制度建设滞后等相关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认识上应该理性的清楚这是把双刃剑，适度保护可以促进创新，激发新思想，过度保护会有垄断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相应的法律进一步制约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目前，我国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劳力和财力都相对不足，专利和商标分开管理以致降低了效率。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正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最初的政策之窗开启，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专利体系，到如今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求再次开启政策之窗的契机，从而迈向更加成熟和稳定。知识产权作为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国家予以关注的一个话题，也要对知识产权制度加以关注。

注解：

① 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② 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公共政策论文篇5

一、惠农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惠农政策僵化，不能有效结合实际。惠农政策反映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意志，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农村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发展变化存在多样性，上级政策不可能涵盖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具体详尽。因此，要灵活变通惠农政策，探索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形式。但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却呈现出上下一般粗，硬性照搬上级政策的现象。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照本宣科传达贯彻上级政策，减少甚至从不对变通执行政策，机械主义倾向严重。过分强调原则性，会导致照抄、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一切等待上级政策，不敢试、不敢闯，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效果不佳，甚至工作无法开展。但在考核压力和利益关系牵动下，基层政府经常会动用行政力量完成目标任务，弄虚作假现象随之产生。

（二）政策之间界限分明，无法形成合力。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非是单一性质，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根本原因隐藏得很深，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同问题往往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强烈。惠农政策执行单位非常广泛，关联到林业、农业、渔业、国土、气象等多个部门，它们往往各司其职。首先，由于条块分割，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渠道有限，没有或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执行部门分散，协调难度大，联合执行政策成本高；其次，各职能部门受自身职能范围限制，在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下，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项目建设类政策，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以文件等书面形式规定了政策实施范围、资金使用范围。跨越政策界限一步就意味着违规违纪的危险。因此，相关涉农部门无权，也很少主动将本部门的惠农政策与其他部门整合；最后，出于部门利益和政治、经济成本考虑，部分职能部门从自身角度出发，只顾及自己的工作业绩，对上级负责，而非对农民负责。

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源上找出引发问题的原因，相关联的问题仍然侵扰着农村发展，眼前的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会在未来被侵蚀，同类问题甚至会反复出现。如此出力不讨好，好心办不了好事的现象在惠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一而足，政策的实施只能暂时性、浅层次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解除难题。惠农政策不仅仅要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当前问题，更要立足长远，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考虑如何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三）惠农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惠农政策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重要公共产品，农民利益是惠农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为农民增加福利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而惠农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制定者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冲突性决定了政策制定并非会自觉地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在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压力。上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将压力分解转移给下级政府。对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自己的直接上级是最重要、往往也是最权威的利益相关者，官员提升与评优、奖励与惩罚的主动权完全集中在上级手中。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惠农政策沦为少数人谋求政治、经济资本的工具。

二、惠农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利益博弈。调整与确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惠农政策的目的，惠农政策的实施自然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整体有益性并不一定存在于每一个地区、部门。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它们可能代表着部门、地区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惠农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自利价值取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以惠农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参数，做出执行偏差行为，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出现断层。当惠农政策在整体上无益于，或对本地区、本部门包括本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益处不大，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执行中就会调查研究少，科学决策少，凭经验和习惯决策多，或者消极怠工，执行随意性大，对上级政策的细化操作少之又少，或者勉强完成任务，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激励机制不科学。目前惠农政策的执行以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唯一组织形式，执行过程垄断现象凸出。基层公务员不辞辛劳地执行政策，不能得到现时的物质激励，也不会因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而受到责任追究，执行有效程度如何也难有明确标准。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级别工资所体现的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并不大，激励作用并不显著，考评结果与职务晋升和薪酬奖励脱钩。在一线执行政策的村级干部也无可观的政治、经济可图，引发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和附加执行行为产生。

“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理性经济人”思想的左右下，当执行者的目标和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率就会增高。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制约我国惠农政策执行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因素很多，监督法制不健全、监督方法不恰当、监督机构无权威、监督渠道不畅通，并且存在预算管理不严、投资效益评估欠缺、法律监督不够健全、审计监督难以到位、财政监督方式落后、社会监督渠道较少等缺陷，导致对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缺位与乏力，不能对执行者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影响惠农政策效益的发挥。

三、防范惠农政策失效的机制

（一）以执行需求为导向建立组织体系，提高农业服务社会化程度。一是强化统一领导作用，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有效协调各涉农部门之间的工作，需要减少政策执行的行政层级，精简审批程序和环节。各涉农部门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统一思想，积极投身到惠农政策整合工作中，以强农惠农资金整合为载体，以惠农政策整合为工具，通过对整合政策和调控资金，科学、合理配置资源，统筹规划、调整生产发展布局，实现地区与地区、地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二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供多元化服务方式。在实行惠农政策时，政府承担着多样化的职能和服务，而承担具体职能的机构未必一定是政府机构，在村一级也不一定是村委会等组织。职能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应多样化。执行机构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单一性，“各个部门应该根据职能和任务来组织工作，其体制和内部结构必须有利于高效率地执行政策，提供服务”。在某些层级和领域，执行组织模式和机构类型要打破执行垄断，只要是有利于政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形式都可以采用。

（二）建全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机构与执行者的积极性。以农民、农村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相关执行者应从农民的角度而非政府的角度来评价实施结果，并由关注实施结果、自身利益转为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执行机构急需科学设置惠农政策执行中申请检验、审查、审批、执行等环节的时间，确定工作岗位的执行效率指标。同时，必须逐步健全考评目标和体系，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级别工资的发放相结合，以工作任务或项目绩效考核结果为发放标准，以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项目的多少、好坏、快慢等决定公务员级别工资的高低，严格以评价结果给予执行者相应待遇。

（三）加强农民需求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高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农民本身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偏好和政策诉求，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代替农民表述他们的利益需求。因此，惠农政策的制定最应该聆听农民的心声，把握农民对政策的需求。

参与惠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政策的内容。但目前，农民了解惠农政策的渠道比较单一，村委会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未能显现出来，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够顺畅，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也不能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村委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县级政府应对村委会宣传惠农政策的实际效果严格考核，将辖区内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作为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人们学习成为有能力的话语参与者要经过一个成长过程，这需要时间和充分实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