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疲敝” 周文疲弊

时间：2019-02-06 05:38:5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后世不用“鲁”作国号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名常被后世用来作为新政权的名号。最早的例子是楚汉交争之际项羽的“楚”。延至汉末又有曹丕和孙权分别以“魏”、“吴”立国。而后司马氏建立的“晋”更是第一个以周代大国为名的全国统一政权。十六国时期这种情况大爆炸，陆续登场的有前赵（匈奴人刘渊创）、后赵（羯人石勒创）、前秦（氐人苻健创）、后秦（氐人姚苌创）以及鲜卑慕容氏割据的多个燕政权等。唐季的五代十国同样如此。最后一个是宋，跨黄河、长江的大帝国，享国数百年。国号之外，历朝历代所封之同姓异姓王以周诸侯国为名者更是不胜枚举。
　　五伯七雄，人物虽逝，其邦土却为天下后世所乐道。秦、魏、赵、齐、燕威名不减，以至一再重得生机，为万民呼唤，得四夷稽首。然而有若干却随着分封各地的周氏子孙的亡国灭身而仅存于简册，不再崛起，包括鲁、韩、卫、郑、虢、邢等。它们多数因曾经太小太弱而不足以号令天下，卫、郑、虢、邢等等皆如此。而今有韩国，想必朝鲜半岛出现过叫韩的政权，于是只剩下鲁。
　　鲁国没称过霸，不可谓强盛，然其实力于当时亦在中等左右。更重要的是，鲁国的名声好得不得了。首先它是圣人周公的封国，礼乐等级同于天子，建国之初地位便在他国之上。其次鲁国在灭亡之前一直被当做周室正宗，享有崇高的名望。最后，齐鲁之地直到汉武帝时仍被称作诗书之邦，文化传统根深叶茂，流播广远。如此种种，后世帝王豪杰却没有一个看上，不亦怪哉？
　　如果新政权的创建者出身于“体制内”，那他或他的子孙就会倾向于用原有的封号作国号。典型的例子如曹操封魏公、魏王，然后曹丕接班成魏帝。此外，中央政权瓦解时，原来的地方长吏割据辖地并以辖地古名称王的也属于该范畴。唐末节度使裂地自立多从此例。这一前一后的区别在于当事者是朝廷权贵还是方面大员。然而似乎也有特例，例如武则天。武则天自然是没有封地的，充其量有个出身地，若说有发祥地，亦不过是在宫廷卧室之内。她篡唐后以“周”为国号，一定是看到了周代的文治武功，也就是“周”这个字本身所带有的力量。在这点上，它与下段要说的体制外的情形相同。
　　如果新政权开始便以对抗的形式出现（亦即体制外），包括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等，那情况可能就要复杂得多。因为这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往往是以大规模的军事运动为基础，爆发急骤、发展迅速，所以一般不具备如第一种情况下长期经营所得的传统势力范围。先天不足，但名号同样要富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故只好以名字本身的好坏来作出选择。对政治来说，一个好名号，首先要响亮，也就是认知度要高；其次是要“正确”，也就是认同度要高，具备道义性。这时候主观性和随意性就出来了，可能用这个，也可能用那个，而未必依赖于最初所在的地域，全在起事者如何考虑。作为夷人，赫连勃勃以“夏”为号应该就是考虑到“夏”在汉人中的认知度；作为草根，洪秀全以“太平天国”为号则应该是考虑到这四个字在百姓中的道义性，亦即认同度。
　　如是观之，以“鲁”所具之尊崇，被用作国号的可能性实在很大，可事实上历史偏不如此，因此不能不叫人疑惑。
　　
　　（二）原因试析
　　
　　一般而言，诞生地及立足地较容易被用作新政权的名号，因此我们可以先看看鲁地的大小政权。
　　肇端于鲁地或鲁之近地的政治运动并非阙如。以《隋唐英雄传》和《水浒传》两部小说为线索，我们发现，隋末和宋代这里频见农民起义，与一些地方相比，甚至还是农民起义的高发区。然而，它们几乎没有一个形成气候，或短时间即被招降，或未及壮大即被发源于他方的起义队伍兼并。故而鲁地尽管不缺“起义”，却没有“起义政权”可言，因此我们也失去了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机会。
　　以立足地而论，今山东一带又是否有过此类历史际遇呢？立足地即政治中心所在，所以立足可以理解成一政权在某地建都。战国以降二千多年来，南燕曾建都于山东，却不曾以“鲁”为号。究其原由，南燕继后燕而来，国主亦为慕容宗族成员，为表正宗，自然一切袭旧，断不会因脚踩鲁国旧地便轻易变其国号。南燕而外，不复有可征之例，由此我们亦不再需要以地缘为论，抛开古国名之地理属性，但从其超时空之内涵以视其可用不可用即可。
　　正如前文所述，鲁以礼乐传国，以诗书名邦，且不论其真实情况如何，名义上至少是这样。这里说“名义”，并非鲁国人自己声称如何如何，而是鲁国留给后世的整体印象。印象之为印象，已然主观化并定型，大可不必与原初事实吻合，所谓超时空的内涵盖即此意。换句话说，鲁之邦即代表礼乐，代表文治，此是定型之观念，至于东周之征伐出诸侯、鲁君之屡屡相弑等乱象自可全然无视。由于鲁国的这一标签已经是后人思想时的一种预设，因此所谓“名义”的礼义之邦便成了实然的礼义之邦。
　　鲁国能以诗书礼乐闻名后世者，端赖二人之力：周公与孔子。周公兴起礼乐，孔子挽救之于将坠，一前一后围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这是一个饱含高尚文化情怀的时期，甚至在许多人看来，西周、春秋便是理想中的国度。春秋是周室从治到乱的过渡，但根据学者的研究，与战国时代各国征战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功利性和野蛮性相比，春秋实在仍是典型的重礼重义的社会。春秋延续了西周的核心价值，只是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这个意义上，将之与西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当无不妥。周公和孔子是分别立于这个区间两头的巨人。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分别，那便是周公从实质上创制了礼乐文化，并使之挺立于一时，而孔子有德无位，祖述尧舜之道，使传之无穷。
　　周公的第一身份属周，同时又是鲁国的始祖。孔子则第一身份即为鲁国子民。单以二人与鲁国在身份上的这层莫大关联，就足以使鲁国独享殊荣矣，何况还不止于此。前文提及，鲁国礼乐等级同于周天子。凭着这一特权，在周天子尚能节制天下时，鲁国即位列诸侯第一等，其名与器为天下所宗仰，可以说与宗周一东一西共同代表着最高的礼乐文化；当衣冠东迁、周室零落之际，传承和实施先王礼乐之教的担子完全落到鲁国肩上，以一诸侯国之力承担垂范天下之重任，鲁国声望无疑更著于昔时。换句话说，春秋之际的鲁国其实是列国的精神领袖，扮演着示范和评判的角色，尽管它无法根据评判的结果作出奖惩，因为精神领袖毕竟不等于政治领袖。如果说这些都是周公的遗泽，那么鲁地至前汉尚可见的君子国风则更多的是孔子的功劳。何以见得？诚然，经过西周几百年的化育，鲁地已形成崇礼尚义的民风，但孔子并未因此而湮没其中。是他巩固并极大地强化了这种风俗，进一步，因为他，邹鲁一带生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些儒士以弘扬周礼为职志，重仁义轻功利，并四处活动，以求王道之行。因为是一个专门而稳定的力量，所以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原有的民间风俗层面。当战国功利称霸之术横行之际，孔门之教并不得意，相反，它是个异类。也正是因此之故，鲁之独特的声名才凸显出来，成为其标志。
　　周公和孔子成就了鲁国的正统宽厚之名，换一个角度来看，亦即束缚了鲁国在武力方面的发挥，使之在军事攻伐上无足称道者。的确，鲁国虽为周初大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却往往被欺侮，不是晋、齐、魏、楚等国的对手。治国观念决定了内政外交，使鲁国内不修战备，外不事侵略。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这点窥见一斑：郑国有子产，齐国有管仲，秦国有商鞅，鲁国则从来不闻有如此为了仓廪之实和兵甲之盛而进行改革的人物。说到这已经可以看出，鲁国的形象与依凭弓马刀剑来实现的创国事业正好相背。当其“打江山”、“干革命”之时，以仁义相劝，以礼让相待，绝非成事之法，这时候只有峻急的法令、超出常规的赏罚制度才是能够带来胜利的手段。以儒术治天下或可，但以之夺天下则万不可行，很多帝王肯定都是这么想的。刘邦认为在马上不能治天下，但依然默认了在马上得天下。一个是和平清净的代表，一个是武力血气的运用。以鲁为国号，不仅根本上名实不副，在一国一朝的草创期甚至还会影响战斗号召力。如此，朝堂弄臣、草莽英雄（都是可能的皇帝）自然是不愿意用“鲁”字的了。
　　由是观之，“周文疲敝”（牟宗三语）不仅是周室衰弱后出现于某段时间的问题，而且是周秦以后整个古代史中存在的问题。后世虽念念不忘周、孔二圣，实际行为却去之甚远。承平时期或知以“儒”为表，一遇争夺则内外皆“法”，凶相毕露，不仅不知有王霸之分、义利之辨，乃至连孔子、鲁国的名号都没勇气去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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