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道路之澄明]什么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时间：2019-02-14 05:45: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章炳麟，作为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并且走过曲折道路有着复杂思想，受到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人的毁誉不一的反复评论――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深长，乃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澄明，或许能为我们提供走向未来之某种例证。
太炎先生为了推进革命，复兴民族，十分重视道德问题。他指出：“戊戌变法，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见《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407页)而增进道德之手段，他认为是推广改革了的佛教。这提议虽然还有模仿痕迹，所提倡的内容毕竟“中国化”了。
然而，他的提议能否有效却是令人生疑的。且不说无人响应证明了他的寂寞，假令应者如云，就会生效么？在中国，佛教早已盛行了十几个世纪，实际传布的佛教也是中国化了的。中国民众信佛的越多、佛教变质的程度就越深。佛、菩萨本来是信者精神境界达到相当高度的标帜，在民众心目中却成了法力高度的标帜。“救苦救难”之本意是要信徒提高自己的觉悟，在民众那里却变成跪拜法力无边的佛祖祈求消灾降福的暗示。赚足黑心钱的富翁交上一份丰厚的贿赂，便心安理得地回家睡安稳觉去了。穷人则企望用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讨好佛祖，作为投资，换取日后或后代“不意之中”获取的大福分。佛寺日益兴盛，民众日益懦弱和失去自主能力。
西方道德的核心内容是禁欲主义，这是基督教培养的风气。佛教也提倡禁欲主义。从绝大多数国民倾向于借别人奉行禁欲主义求得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之满足看，中国人并不接受禁欲主义。西方道德近代以来强调自律，既自觉。自觉到自己作为人是世间最高贵的，也自觉到他人与自己同等高贵，从而时时处处遵守道德、法律、纪律。佛教增进中国国民道德却一向依靠地狱的惨酷之威吓。佛教本来以增进觉悟为主旨，变质(即“中国化”)如此，岂不证明面对的民众不实行自律，只有他律么？
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中世纪”(即炼狱阶段)。关于“走出中世纪”的说法，其实质不过是希图西方化而又跳过中世纪。中世纪的哲学意义是“存天理，去人欲”。程朱理学仅仅为中国进入中世纪作准备而已，刚露端倪，就被骂得狗血喷头。太平天国(冯友兰先生近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认为其意在建立中世纪神权政治，所论极是――由此可推论中国未经历过中世纪)也失败了。中国人极力抗拒中世纪化，其实质就是抗拒西方化。中国人要成为西方人很不轻松，不是飘洋过海穿上西装坐上汽车就能实现的。文化本性的变更不经过炼狱之火的考验是不可能的。
章太炎借用佛教增进国民道德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其实是空想。他企望的内容是西方化，尽管形式是中国的。倡工具理性、摒价值理性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没有道德的人不配称作人。因此，首要问题是必须讲道德。第二个问题是讲什么样的道德――西方道德还是中国道德。中国人面临的危机实质上是要什么样的道德。这里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人在道德上西方化不能说全无可能。可能性是有的，朱熹思想中就有这种成分。可是要实现这种可能极为艰难，因为中国人不情愿。可见中国人只有采取传统道德一条路可走。危机在于，由于不了解西方化必须首先在道德上西方化，也不了解道德西方化成功机会极小，于是陷入迷乱，或者欲引进西方的社会成就如经济、政治、法律制度而摒斥其道德，或者顾及西方道德而失败因此大肆挞伐传统道德，或者视一切道德为累赘而赤裸裸地鼓吹钱和性，引导民众向禽兽化进军。中国人面临的危机是道德危机。太炎先生的主张是中国人迷乱之表现――佛教尽管已中国化，其根底所传达的终究是外来的道德。但他的迷乱是积极寻找出路的探索中的迷乱。问题太难，不是一代宗师所能解决的，也还须历史作出鉴定。先生的努力向我们后学提出了问题，这已是伟大的德业。我们票重视的是问题，而不仅仅是答案。前贤的答案不容忽视，，也不应照搬，而须参照历史重审。章太炎先生为见识高卓的先驱，不亦宜乎！
章炳麟，以及早于他成名的康有为、严复，早年或变法图新，或提倡西学，或鼓吹革命，晚节皆落伍倒退、顽固保守――已成定论。这个结论的内涵很清楚：凡尊国粹者即为反动派。几位原来倾向大相径庭的大师居然殊途同归――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以性情怪僻、落落寡合、政治失意说明大师的思想转向，似嫌鄙陋。以美人迟暮说明，也于理不合――为何不说“文章老更成”？大师们总不会一律老而糊涂且糊涂得趋向一致罢？
宋朝的大儒张载、二程、朱熹，明朝的大儒王守仁，都有一段时期沉溺于佛老之中，而后才归于宗儒，成为大思想家。后儒有批评他们(主要是程朱)排佛不彻底的，却没有由排佛而指斥他们落伍、保守的。为什么近代、现代思想家西方化才算进步，转而维持、阐释传统就算倒退，反动？西方思想史上的大家往往批评自己的前人，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多半回护前人，寻找印证，和合会通。做法不同，各自围绕阐发自身传统则一。为什么西方思想家固守自身文化不算反动，中国思想家维护自身传统就算反动？岂不是把西方文化看得在价值上高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估价太高了吗？我们今天正在受用的种种苦果，不正是迷恋西方化带来的吗？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有一个误会：想打倒的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朱熹解释的孔子――其实要打倒的是朱熹。也不是朱熹之全体，而是“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说起来，孔夫子真是冤枉：他老人家从来不曾鼓吹过禁欲主义。孔子之所以到今天还常被抬出来尊崇，归根到底，在于他的学说阐发中国传统最为透。禁欲主义不合乎中国传统，它来源于佛教和西方哲学(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康德)，当然不能归为孔子思想。如果想打倒禁欲主义，那么，不应该反孔，倒应该尊孔。
禁欲主义的根本思想有两条：一是把理、欲看作两个可以割裂开来的事物，并且把它们对立起来，水火不相容；二是把情欲看作卑污的，看作罪恶的根源。孔子却未曾把情欲看作卑污，恰恰相反，他认为那是最根本的：“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学有主张“良知即是天理”，“心即理也”。孔子思想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礼记》、《中庸》、《礼运》)禁欲主义是西方思想之正统：“男不近女倒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国传统则把男女交合生育看作宇宙人伦的根本原理：“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为生”，“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国传统顺人情，把男女交媾看作最自然、最正当的，因而人伦以夫妇始。西方传统递人情，男不近女才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人们应当一心事奉上帝，夫妇乃不得已而退一步的办法。
按孔子思想，全然不可把理、欲分裂成两物，因而谈不上二者之对立。明末清初的大儒陈确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极合孔子思想。中国传统反对禁欲主义，不等于“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纵欲主义。《中庸》说“过犹不及”。禁欲不对，纵欲当然也不对，要的是“节欲”――不是节省，而是节制。靠什么节制？靠礼。“礼之用，和为贵”――并非心平气和。敌人骂我们，甚至打了进来，难道能不发怒？要点在于发怒恰到好处：(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礼之要义在于分寸把握得好，故而不是死守条文，须因时变通。这与西方思想强调“绝对命令”(康德)成为鲜明对照。绝对命令来自纯理性，不论情况如何，情欲必须服从它，它与情欲的关系是分裂面对立，压迫、遏制情欲。中国思想则强调既要懂得通常的法则，又要懂得权变，目的是满足人民的要求――遂天下之欲。所谓天理正是满足人民的要求到恰好处。
这就是“国粹”、传统。太炎先生倡国粹、并没有错，不该批评。若要批评，至多批评他提倡的国学还不够纯粹精当。中国人能接受和实行的道德是中庸，章氏借佛教增进国民道德的主张显然不合国情。比较下来，倡国粹还算是进步。
发扬真正的中国传统，合乎现代潮流，真正适合于现代化之要求。
西方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新潮流。费尔巴哈为男女之爱“平反”，揭开了反对西方禁欲主义正统思想的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受他启发，为衣、食、住、行这些“人欲”“平反”，在西方思想史上成为转折性人物。马、恩批评旧唯物主义“敌视人”：“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变成禁欲主义者。”因此，他们不但反对抽象的唯灵论，而且反对抽象的唯物论――要害在于反对精神与物质之抽象的割裂与对立。这与清朝大儒戴震批评朱熹把理与气分成两物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之要义正在这里。它与真正的中国传统相合。这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文化上的深层原因。近几年猖獗的纵欲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禁欲主义的惩罚、报复和反动。纠正纵欲主义是当务之急。纠正之道，是必须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就是发扬真正的中国传统。
马克思开启的反对西方古典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潮流，在二十世纪蔚为大观。尽管西方思潮中各种流派五花八门、此起彼伏、绕过来转过去，终究离不开马克思指出的方向。这方向有时鲜明，有时晦黯，各种流派有的偏得远些，有的离得近些，总潮流顺着这方向发展着，则是确定无疑的。现代潮流如此，发扬中国传统就有着世界意义。现代化事业正遭受工具理性增长之危害――纵欲主义是它的伴生物。倡价值理性或许会有补救作用。然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一分为二的理性主义属于抽象的形而上学传统。价值理性――且不谈它难免遭冷遇――无疑会助长禁欲主义抬头：后者是它的伴生物。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统一不是出路。保持二者分离、对立的统一，其结果不过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从而损害现代化之顺利进行。根本出路在于二者分裂之消解。这正是现代潮流之趋向。它不是不要道德。不要的只是抽象理性主义的道德，即禁欲主义。现代潮流呼唤着新的道德――它是古代道德之复兴(《老子》又名《道德经》，可借以领悟“道德”二字之古代意义)。所谓道德复兴指传统实现为适合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形态――这种形态(即制度和境界)就是现代化之道路。它是中国的，可能还是世界的。这决不是复古，而是从自身传统中开掘出新的生机，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现代化。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已经这样做了，如海德格尔(他反对被加上“生存主义”这个“恶溢”)。向着现代化道路之澄明努力――是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章炳麟留下的遗产。它是中华民族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若轻轻抛置一边，难免再付出代价，甚至是更大的代价。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章念驰编，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4.5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