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的结束？】军情解码

　　收到朋友告知波德里亚过世的电子邮件，一种好奇心情油然而生。在此之前一段时间，我正按一位在法国攻读哲学多年的朋友的建议“按表操课”。她的说法是，法国思想家的原典当中，巴特的作品相对较为易读，而布尔迪厄则因文字较为艰涩，相对更为难懂。阅读巴特作品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巴特的对话对象是他所属时代的法国消费社会，与英语世界“文化研究读本”或是“消费文化读本”当中所选辑的“断简残篇”传递的巴特形象，有相当的差距。也就是，在语言的翻译过程当中，巴特的在地性被切割掉了。
　　波德里亚是否也有这样的“不白之冤”？隔天，我便跑到索邦大学附近的吉伯尔・约瑟夫（Gibert Joseph）书店找寻波德里亚的足迹。大学附近的书店可以说是学术流行趋势的镜影，而我在这里也遇到定位波德里亚的困难。虽然法国报刊总称波德里亚是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不过，在书店的哲学类别里却找不到波德里亚。原来，波德里亚被归类在社会学类。除了《物体系》（Le Systme des Objets,1968）与《消费社会》(La Socitde Consommation,1970)两书与已逝的布尔迪厄的作品以及其他社会学新书一起被摆放在展示台之外，书架上标写“波德里亚”的位置里，仅有寥寥数本波德里亚的著作。这里看不到完整的波德里亚，于是，我再转换阵地到附近一家专卖哲学书的书店。真的没有“哲学家”波德里亚！
　　在书店，我看到一个被归类为“社会学家”的波德里亚，在这里他的早期著作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至于英语世界所大书特书的“后现代”，至少在书店里，似乎看不出和波德里亚有什么连结。
　　法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与批判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波德里亚确实是一个被错置的人物，他的著作被翻译为英文的过程，让人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他的立基之作《物体系》的英译本迟至二○○六年问世、《消费社会》的英译本则是一九九八年出版，相较之下，他另外那些被视为后现代文本的著作却早已被翻译，这显得有些讽刺。
　　事实上，如果从波德里亚早期的作品开始阅读，我们会看到波德里亚尝试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脉络。也就是说，对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解读，应当将之置于“二战”后包含法国在内的欧美国家高度工业化发展的脉络当中。战后，欧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重新启动，而美国尤为其中翘楚。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猫王、超级市场开始奠定基础并逐步外扩，而当时的媒介环境，则是收音机与电视并存，当然电视仍属新鲜事物，在收视人数上则是美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就法国的情况来说，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曾于一九七九年回顾一九四五年以来该国的经济发展，以“三十年荣景”(Trente Glorieuses)来加以形容，而这个描述也广被接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通过新产品的问世、技术创新以及战后逐步出现的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制造业担当了法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而在法国的文化风景方面，此时也出现多线发展的现象。知识精英的文化生产，无疑构成一道亮丽的景观――五十年代加缪与萨特是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六十年代，列维－施特劳斯、巴特、福柯、拉康跃上舞台。与此同时，法国新浪潮运动也在五十年代逐步开展起来。
　　然而，一种崭新的消费形态也在战后法国出现。就读书市场来说，分众化的现象快速地发生，以现代女性生活为主题的刊物重新活跃起来，本来在“二战”前便已创刊、但因战争而一度停刊的《法国女性》(Marie France)二度出世，不过，比《法国女性》更有影响力的时尚杂志《她》(Elle)则是早在一九四五年便开始发行，面世之初，发行量便达到七十万册。《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同样是创刊于“二战”之前，而于战后的崭新环境下重新包装出笼，她的目标定位在仿效美国《生活》(Life)杂志。另外，体育杂志在战后初期也曾昙花一现。值得注意的是，因于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逐渐成长，专属青少年的次文化出现并渐成气候。改编自英国一九六○年流行歌曲《Yeah！》的一曲《Yy》，便成为彼时法国青少年次文化的时代标记。这一现象之下，杂志出版业还衍生出一种专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杂志类型，如《你好朋友》(Salut les Copain)。除此之外，与其他欧美国家相同的，超级市场、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等消费空间如蘑菇一般在都会里快速繁殖；新兴的科技与媒介形式――电视，在六十年代正式取代收音机，一个新颖的视听社会由此而在彼时出现。正是在“三十年荣景”的发展进程中，描述六十年代消费社会生活的重要小说家格乔治・珀雷克（George Prec）的首部作品《事物》(Les Choses)得以酝酿并问世，而这部小说的文本，被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一书当中大量引用。
　　面对这样一个崭新消费形态包抄合围的年代，战后西方批判力量的新动能也因之而激发。当时生活在美国的马尔库塞，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在这本引起西方左翼力量高度重视的著作当中，他首先质疑到，在当代工业化发展的情境之下，技术理性成为宰制社会的主要力量，在此力量之下，政治经济、艺术文化、语言文化正趋于同质化。当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构之下，英国的文化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批判理论的内涵与分析方式或许各有不同，不过，对马克思理论重新进行审视则是一致的。就法国的脉络来说，居伊・德博尔（Guy Debord）与境遇主义者(situationniste)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检省，对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于马克思仅重视生产，他们同时重视生产与消费；不同于马克思强调工厂，他们则将焦点放在城市与日常生活。德博尔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景观社会》(La Socitdu Spectacle)就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德博尔与境遇主义者来说，人们可以尝试通过日常生活中积极、富想象力的实践、参与而改变其境遇。
　　挑战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活，也成为法国一九六八年五月石破惊天的革命的诉求之一。当时索邦大学门口的一张大字报，便相当有着境遇主义者的色彩：
　　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
　　“消费社会”的理论构造
　　索邦大学门口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放在波德里亚身上也极为贴切，他也正发挥高度的想象力分析“消费社会”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对抗的问题。“五月风暴”之前，波德里亚正步向教坛。在一九六八当年，他的《物体系》出版。这部著作应说是他的“消费社会”理论构造的起点。
　　就《物体系》的理论构造来说，书中的一段话，无疑是理解整个理论开展的切入点：“所有的物品都有两个功能：或是为人所实际运用，或是为人所拥有。”在波德里亚的观点当中，物是有不同层次之分的：第一种层次是功能性的，例如一张床以床的功能为人所使用；在此情况之下，床仅是一种功能性的物。第二种层次则是，物被剥夺了物的功能性，被赋予主观的意义，例如该书当中波德里亚花费许多文字着墨的收藏品。收藏者对于例如陶瓷之类的收藏品，并不会履行陶瓷的物的功能性，相反，则是给予其“古典”或“美丽”等主观的评价，也就是陶瓷超越了功能性的存在。波德里亚在此真正着墨的，并非物的功能／非功能，而是在消费社会当中超越功能成为符号的物。也就是，波德里亚之所以将物的功能进行分类，他的企图仍是将物的功能放在消费社会当中进行分析。在波德里亚眼中，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实践，而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在符号的建立与操控过程中，构成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所谓的“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该如何解释？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当中举了一个洗衣机的例子。洗衣机具有洗衣的工具功能，也有被认为舒适、优越的要素，舒适、优越的要素正是消费的领域或对象。
　　然而，波德里亚所举的洗衣机，仅是一个从物通过意义延伸成为消费对象的个案，一个“系统化的操控活动”与“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的整体阐释又从何而来？后面这句话其实出自《物体系》的结论部分，如同预告一般，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很快地给予答案。《消费社会》可能是作为社会系教师的波德里亚最具现实感的一本著作。此外，如果说，波德里亚的《物体系》尝试建立一个关于物的功能体系，那么，《消费社会》则是尝试将物摆放在一个他所建构的社会型构当中。在阐述他的消费理论部分时，波德里亚选择与当时主流的政治经济论述――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对话。经济学出身的加尔布雷思在战前与战后的美国学界与政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在经济学领域里，他站在凯恩斯学派与制度学派的立场，在政治上，他则分别担任过罗斯福、杜鲁门等总统的策士。基本上，他的政治光谱是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主张者。除此之外，加尔布雷思在战后所写的《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富饶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与《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es State）等著作更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而后两者成为波德里亚对话的对象。在《富饶社会》当中，加尔布雷思的基本观点在于，战后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然而，这个富裕是不均衡的，因为财富多集中在私有部门，公共部门资源仍相对匮乏。在《新工业国家》当中，他则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供应／需求之间已出现一些变化，例如供应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通过广告等方式塑造需求。对加尔布雷思来说，这种需求的塑造并非坏事，可能让原本慵懒的人因为想满足需求而投入劳动市场。
　　波德里亚之所以选择加尔布雷思作为对话对象，可能在于加氏的观点既有部分的先见之明，也有传统论述。先见之明在于，加氏观察到广告在资本社会当中的巨大影响力。传统看法总以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占有主动选择权，但是加氏的思路全然不同，他看出，企业在生产之前便进行市场调查，之后则通过广告、市场营销等塑造关于产品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产品需求其实是由企业所塑造，而非消费者的自主选择。至于加氏的传统论述，一方面仍然以为生产产生相对应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加氏也仍以传统的“异化”加以解释。对波德里亚来说，加氏对广告的先见之明他至表赞同，不过，他坚决反对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波德里亚眼中，“需求并非生产的结果，而是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为此，波德里亚提出消费的系谱学（gnalogie de la consommation），他从工业体系发展史的角度，就生产工具、交换模式、劳动形式的改变等加以论证。虽然在全书当中，相关论证简短，并非书中的重点，不过却也为波德里亚的后续作品埋下伏笔。
　　事实上，在《消费社会》当中，波德里亚之挑战加氏，更大的雄心乃在于对经济学家论述的挑战，特别是针对像加氏这样标举改革、“进步”论述的经济学家与政治活动者。波德里亚的用心其实是想粉碎传统政治或经济的“宏大论述”。以加尔布雷思为例，他力倡通过公／私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实现传统政治论述所追求的公平等价值。但是，波德里亚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只要有稀缺性的资源出现，就必然成为新的争夺的对象，于是，稀缺性资源拥有者／非拥有者的一般大众之间，就始终存有社会区隔。对波德里亚来说，社会区隔是一种现实存在，只是，它并非决定于稀缺性资源之拥有与否，而是由消费社会的符号系统决定。
　　《消费社会》一书的紧要之处，在于他提出了“编码”（code）与“区隔”（diffrenciation）的观点。对他来说，编码意味着“能把一系列稳定买卖关系的组合转换为信息的规则系统”。某种程度来说，这也就是将《物体系》中对物的功能／符号的分析予以社会化的一种进程。所谓的“规则化系统”，在波德里亚心目中，最好的例证就是广告，广告在《物体系》与《消费社会》当中总是扮演着印证其理论基础的角色。与之相联，在《消费社会》当中，让波德里亚花费不少文墨的另一个例子，是女性的身体。在广告的塑造与无所不在的宣传之下，女性的身体成为“最美丽的身体”，当然，这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消费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女性身体的分析，还仅是一种整体的个案，事实上，在广告系统当中，它还曾细致地区分中产阶级女性／流行时尚女性等种种的不同类别，这也就是波德里亚所强调的“区隔”。对他来说，“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及符号之间的整合”。区隔是必要的，因为区隔，使得某个群体的人感觉自己与其他的群体有所不同，然而，这种区隔却也被整合到一个符号运作的逻辑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人们并非被动地为符号所诱惑，而是人们为了社会区隔，主动追求认为符合自己社会地位并与他人进行区隔的符号。只是，消费社会其实整合了不同的符号，人们最终仍归属于这个消费系统。也因此，波德里亚认为，“流通、购买、销售、对区分了的财富及物／财富的占有，构成了我们今日的语言、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交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月风暴”过去未久，波德里亚对之很是难以忘怀，《消费社会》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正是：“我们需要‘一九六八’那样的运动来戳破消费神话！”
　　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决裂
　　波德里亚著作的特色之一，在于他在结论部分经常预示下一本著作的内容；此外，他还经常将前书未能充分阐述的概念，在之后的著作当中加以高度理论化。《消费社会》当中所说的“需求并非生产的结果，而是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旋即成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Pour une Critique de l’E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1972)一书的重点，而其对话对象是马克思。为了阐述这个论证，波德里亚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着手。在他看来，马克思理论当中只讨论了作为商品形式的交换价值，被视为先于交换价值存在的使用价值并未给予充分的讨论。波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用价值并未外在于这个需求系统之外。他并通过符号学说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至此，所有东西都被符号化了。
　　接下来的《生产之镜》（Le Miroir de la Production,1973）则更全面地与马克思对话，书名之所以为“生产之镜”，主要在于马克思固然照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像，此镜像也描绘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不过，这个镜像本身却也被资本主义扭曲了。既然如此，那么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构成逻辑是什么？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构成逻辑乃是由符号所组成，他借由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的“炫耀性消费”概念指出，符号依商品的层级而区分。也因为消费社会是由符号逻辑所构成，其社会变革之道也就会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波德里亚利用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关于原始社会的体物交换理论，推出“象征性交换”的模式：它是非生产性的（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它是朝向自我毁灭的（相对于资本主义里商品的周转流动）、它的互惠性是持续且无限制的（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选择性）以及它是商品交换式有严格限制的（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无限制的选择性）。可以看到，此时的波德里亚已与马克思渐行渐远。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其所著《第二媒介时代》当中，对波德里亚做出了相当敏锐的观察。他认为，波德里亚在接下来的《象征交换与死亡》（L’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1976）一书里，在理论层面对之前的著作进行了一些总结，然而，却也从坚定的左翼立场走向悲凉凄清的宿命论。如同书名所示，他给了大家一个沮丧的答案――只有死亡才能逃脱符码的控制。不过，就理论层面来说，他针对之前著作所提到的重要概念――例如作为符号的生产逻辑的仿像等――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历史图像。在他眼中，仿像（simulacre）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时期的仿造，其逻辑是符号从自然中发现它的价值，例如艺术模仿生活；第二阶段是工业革命到拟仿时期的大量生产，而其逻辑是商品法则，在机器生产的情形之下，符号具有无限的可复制性。而此一时期仿像所依赖的是立基于使用价值之上的交换价值。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迄今的仿真（simulation）阶段，符码则成了社会组织的模式，而在这一阶段里，符号与实体不再具有任何关联。在这里，我们逐渐看到波德里亚此后的理论进路，或者说，一个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读本”或是“传播研究读本”里熟悉的波德里亚――既然符码已成为社会组织的模式，生产符码的媒体自然成为重点所在，以及其他诸如真实与虚拟已融为一体，或者比真实更为真实的超现实（例如波德里亚认为迪斯尼乐园比真实的美国更像美国）、内爆等观念。
　　符号的终结？
　　在关于消费社会的理论这一层面，波德里亚还是一如既往地扩展他的论述。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后半部分，他的思索围绕着莫斯的礼物交换以及索绪尔的易位书写而展开，在此之后，更从这一思索中再开创新的理论路径。例如，为了让象征性交换得以出现乃至得以维持，波德里亚力倡通过“诱惑”一开新局，事实上，这也正是他《论诱惑》（一九七九）一书的写作主题。不过，一如“一九六八”之后左翼力量在学术政治当中步步后退，波德里亚也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起家、主张朴素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他所编选的波德里亚读本与专著在英语世界当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他对波德里亚的批评或许是相当中肯的：波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是相当有想象力的，然而，他总是放弃他最好的理论路线另辟蹊径。
　　文章写作期间，我多次出入索邦大学附近的书店，而书店橱窗里也摆出了《解放报》为波德里亚所作的纪念专辑的首页。不同于二○○二年布尔迪厄与二○○四年德里达过世之后媒体大加报道或制作专辑的盛况，波德里亚的辞世，相对显得沉寂许多，似乎只有《解放报》为其制作了纪念专辑，其他文化思想性的报刊则多以单篇的评论或报道而带过。《解放报》的标题也做得相当妙：《解码的结束》（Fini de Dcoder）。然而，看到标题的同时，我却也想到在书店买的波德里亚著作，那是一个符号？还是一本书？凯尔纳所说波德里亚的好的理论，之后会有人承继吗？符号的社会分析真的会终结吗？
　　（《消费社会》，〔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19.80元；《生产之镜》，〔法〕让・波德里亚著，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五年版，18.00元;《象征交换与死亡》，〔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二○○六年版，22.50元）

相关热词搜索：解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