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的创始者?] 永乐大典正本值多少钱

时间：2019-02-08 05:33:1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书屋》2011年第7期所刊李镛《答“文化史上的一大谜案”》一开头就说：“世纪之交的200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栾贵明提出寻找《永乐大典》正本下落的‘永陵地宫说’。几年来，新闻媒体纷纷以此为题予以报道，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此说值得商榷。
　　首先，首创《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永陵地宫说”的根本不是栾贵明，而是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张忱石编审。
　　诚然，栾贵明在1999年6月29日、30日（非李镛文中所说的2000年）在北京十三陵管理处召开的史学家座谈会上提交了《〈永乐大典〉之谜》一文，文中谈到《永乐大典》正本“没有毁亡，更没有佚失”，而是可能“做了嘉靖帝的陪葬物”，亦即埋于永陵玄宫。对于这一观点，媒体当成爆炸性的新闻报道、渲染、吹捧和喝彩。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于当年7月3日用了近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栾贵明压缩整理后的《〈永乐大典〉之谜》。但把这个早已传遍读书界的不一定科学的假说归到栾的名下，大违事实。
　　实际上早在1986年，张忱石就撰写了《〈永乐大典〉正本之谜》一文，最早提出《永乐大典》正本殉葬于“永陵地宫说”，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第二期上，引起新闻报道和读书界人士的极大兴趣。此后他又将此文作了修改与补充，先后刊发于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大观园》1987年第2期和北京的《百科知识》1988年第6期，并为《新华文摘》杂志转载。这些杂志发行量都相当大，传播非常广远，影响也很巨大。
　　张忱石文中着重指出：“归纳起来，正本下落大体上存在五种说法。首先，毁于清乾清宫大火……其次，毁于明亡之际……第三，毁于明万历宫中火灾说……第四，藏皇史�夹墙说（按：这是王仲荦教授私下与张忱石先生聊天时提出的看法，张在此文中首次予以披露）……第五，殉葬说。《永乐大典》修于明代，而明代帝王阅读《大典》者，仅孝宗、世宗二人而已……更为喜爱《永乐大典》的还是明世宗，他‘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按韵索览’……嘉靖三十六年宫中大火，他一夜下三四道命令抢救《大典》；之后他又决定‘重录一部’……由于明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正本为其殉葬于永陵……安葬世宗在《大典》重录完成之前，在时间上存在矛盾……依笔者之见，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元年三月之间就可能完成了。由于世宗之死，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直至这些急务处置妥当后，才下达嘉奖令（按：指嘉奖重录《大典》的有功人员徐阶、张居正等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从永陵的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正本如能发现，那将是轰动世界文化学术界的奇迹”（转引自《北京观察》1999年11期，王春瑜《〈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溯源》）。这明明白白、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的首创者是张忱石，而非栾贵明。
　　当时，栾贵明的《〈永乐大典〉之谜》一文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大概是因为栾在其文中和记者访谈文中一再申明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关系如何亲密以及钱亲自定题、具体指导、一再审改并推荐发表等有直接的关系吧。栾的文章开宗明义即说：“1972年夏天，‘五七干校’结束，我们返回北京。钱钟书先生没有忘记在‘干校’工棚里给我的允诺――为我命题，规范我的研究方向，从那时开始，这部含有十数万条目的《永乐大典索引》，就在钱先生的悉心指点下，用了十年时间，渐告完成。”而《文汇读书周报》为提高宣传栾在钱指导下完成其书其文的功劳，特在该期头版显要位置套红刊出《谁能解〈永乐大典〉之谜》的要目，强调“栾贵明……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学生，他的这一研究就是在钱钟书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历时二十五年才最后完成的”。在用近两个整版刊出栾文后配发的刘绪源的《一部大书的诞生》一文，也极力称颂钱钟书与栾在“文革”患难中形成的亲密关系和悉心具体指导成书成文的铁定事实，指出“钱先生终于为栾贵明选定了题目――对《永乐大典》进行研究和整理。钱先生对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目标，都作了非常具体的指导。甚至连时间的安排也替他想好了：从现在起，将所有时间一分为二，一半应付上班，一半搞自己的研究；这样，达到目标，大概要十年时间”。而“序文《〈永乐大典〉之谜》，长约两万字，是这部大书中最醒目的地方……这篇长文，是经钱先生杨先生反复指导和一再删改之后，才得以完成的”。由于有了钱钟书与杨绛于栾书栾文的影响，更由于钱钟书在学界被一些人捧上尊神的地位吧，所以这才有1999年夏季大捧栾书、栾文的炒作。
　　回到李镛的《答“文化史上的一大谜案”》。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不仅没有“答”出什么谜案的谜底，却一开始就把栾贵明掠人之劳的“《永乐大典》之谜”事件的时间搞错了，不查事实，只人云亦云，跟风炒作旧闻。
　　此文更有许多说法不准确、欠推敲甚至失实。
　　如说：“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下令纂修，由太子少师姚广孝、翰林学士解缙等主持。全书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零九十五册，约五十四万五千余页，三亿七千万字。1408年在南京文渊阁完成，运藏北京。”这里所说就大有问题，是把两次纂修混为一次了。实际上《永乐大典》经过两次纂修，第一次姚广孝根本没有参加。首次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十九日，终于永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由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由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一百四十七人参编完成，名曰《文献大成》。进呈后，“明成祖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绘图、圈点等工作”（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经过五年的紧张工作，终于在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八日纂修全书告成，这就是后来盛称于世的《永乐大典》。将两次纂修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再如说：“亦有认为藏于故宫夹墙。”这是本文作者的“首创”或曰主观臆断了。因为凡我见过的有关《永乐大典》的书籍文献从未有此说的，只有说“藏于皇史�墙说”的，见上引张忱石文。
　　第三，文中说：“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焚烧盗取珍贵典籍，近万册嘉靖副本《永乐大典》锐减近半。”此说似是而非。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肯定罪恶滔天罪不可赦，确实焚毁了包括《四库全书》文源阁本在内的大批珍贵古籍，但应该说《永乐大典》的丢失损毁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把“近万册嘉靖副本《永乐大典》锐减近半”归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我以为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永乐大典》从未收藏在圆明园。对此郭沫若在1959年撰写的《影印〈永乐大典〉序》中讲得极为清楚：“原书编成后，原藏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北京皇宫落成，文渊阁藏书大部分北迁，《永乐大典》亦被迁移，贮藏于文楼。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内奉天门、三殿和午门被火，《永乐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其后五年（1562），明世宗朱厚�恐孤本或遭意外，命阁臣徐阶、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写副本一部，经历五年，至隆庆元年（1567）始告完成。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副本传至清代，不被重视，雍正年间曾由皇史�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已缺二千余卷。嗣后清政腐败，官吏盗窃，又颇散失。光绪二十六年（1900），帝国主义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破坏与掠夺，《永乐大典》亦遭浩劫，一部分被焚毁，未毁者几乎全被劫走，运往英、美、法、日等国，作为古董贩卖，或入私家庋藏，或入博物院当做点缀品陈列。”（《光明日报》1959年9月8日）这段叙述《永乐大典》庋藏散佚史的文字是于史有据的，是实事求是的。《永乐大典》修成后从未在圆明园庋藏过，说英法联军焚毁抢劫了《永乐大典》是不合实际的，是“众恶归纣”的冤枉。应该说，上万卷《永乐大典》的消亡散佚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无法直接挂上钩的。对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行也应实事求是地清算，不能将子虚乌有的事也硬按上去，看似揭露了英法联军的罪行，实际上是失实的，没有多少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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