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_我所知道的新闻记者夏衍
时间：2019-01-30 06:06: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00年夏公一百岁,人们没有忘记他。文学界电影界和他家乡的有关当局联合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活动,我有幸参加了盛会,很高兴。当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他的部下来追思这位报业巨人的时候,尤其感到十分亲切。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他曾来代替章汉夫担任总编辑。他以一位大作家和中国戏剧电影艺术的创始人之一知名于世,自己却说:“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这是他七十九岁时在《夏衍杂文随笔集》的“后记”中说的。
他从1937年奉命办《救亡日报》开始,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他写社论、写时评、写漫谈、写通讯、写杂文随笔、写新闻报道、写几千字的论文到几十个字的补白。他不仅是一位记者,而且是一位全能记者。就文字的形式而言,除了诗之外,他什么都写;就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而言,需要什么他写什么,可以写什么他写什么;他千方百计,只要有利于抗战与进步,只要能逃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什么都写。总而言之,办一张报纸的十八般武艺,他般般皆能,样样皆用;而且出神入化,花样翻新。他还常说他有新闻记者的职业病;又说他天天写、写惯了,好像不写就手痒。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是原来在上海出版的报纸可以复刊,并且同意新华日报在南京或者上海出版。夏衍奉周恩来之命到上海继过去的《救亡日报》创办《建国日报》,他仅仅找了一位记者,总共两个人就把这张报纸办了起来,而且一炮打响。国民党眼看大事不好,只让它出版了十二天就把它封了。这恐怕是报业史上办报人数最少、影响很大、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份报纸。同时,国民党又迟迟不允许新华日报出版。自己的报纸出不来,怎么办呢?借窝生蛋。共产党的笔杆子们为别的报刊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办人家的报!夏衍的成绩最突出,1946年夏季他被调到香港办报离开上海,他一个人开辟的阵地要好几个人才能接下来。因为其中有社论、有时评、有本报或本刊专论专稿、有某版或某个副刊的专栏。从内容说,有谈国际形势或国内问题的论文,还有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的杂文随笔。从文稿的时间说,有每月一篇或两篇的,有每周一篇两篇或每天千把几百字的。那时胡绳和夏衍两家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后来胡绳给我谈起这一段,对夏衍这样多才多产赞叹不已。
在这篇“后记”中夏衍自己这样写道:
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这段时间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
他说他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他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他说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打击。
这十二年之后还有一笔账。上海解放以后,《新民晚报》赵超构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一点”,他请示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陈毅鼓励他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可以用笔名,也不要用一个固定的名字,我替你保密”。这样,他每隔一两天写一篇,每篇四五百字,几乎每篇换一个笔名,主要是想从民办报纸的立场,匡正一些时弊。本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他只写了几个月,总共一百多篇,“为什么不写下去呢?”他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自问自答道:
一则是忙,二则是‘密’保不住,渐渐传开了,有人讲怪话,我就主动收摊了。怪话各式各样,有的说我贪稿费,有的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上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
我引用他这段文章,抄到“自由主义”四个字,忽发奇想。当年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争取自由,不得不借窝生蛋,办人家的报,他何其多才,何其多产!这时全国解放,却见一顶“自由主义”的帽子在那里晃动,他的自由呢,他的写作呢,他的才能和才华呢?
我是抗日时期在重庆认识他的。那时候大家都叫他老夏,他到了新华日报也是这样。虽然他比我大十八岁,那时我还是个小年轻。新华日报有个好风气,不称职衔,彼此之间直呼其名,或者在他或她的姓氏上面加一个“老”字或“小”字。到他晚年我才叫他夏公,不记得是怎样改口这么叫起来的。
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大批知名人士从香港脱险,夏衍是其中之一。他1942年来到重庆,我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他写的话剧《法西斯细菌》上演前后。第一个印象很深,他穿一套紫色西装,身材瘦、脸色好,显得风流倜傥。我忽然想起鲁迅说的他们那“四条汉子”的话来,我对自己说,“果然是海派才子啊”。心里这样想想罢了,并无鲁迅那种讽刺或嫌恶之意。前几年读他的《懒寻旧梦录》,他在这书里说,日寇投降之后,周恩来要他赶快去上海,他的准备事项之一,就是把他1942年从香港回到桂林时在地摊上买的一套旧西装找出来洗烫了一下,因为他是装扮成一个小商人逃出香港的,又一次“倾家荡产”。我读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同时产生几分歉意,当日令我感到十分触目的那套紫色西装,大概就是桂林地摊上的那一套吧。
他1944年来新华日报工作。那年秋季英美苏中在美国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随行,夏衍来接替汉夫。在此之前,他早就以余伯约等等笔名给新华日报写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章了。有一件事曾经在新华日报引起轰动,乔冠华以于怀笔名写“国际述评”,每周一篇,议论透辟,文笔漂亮,重庆报界无人能比。这是新华日报的独家精品,在读者中影响很大。他早已准备在美英盟军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之际好好写一篇,不料恰恰在那一天前夕,他突然患肠梗阻进医院开刀,“国际述评”怎么办呢?夏衍临时披挂上阵,以余伯约笔名打了这一仗,同样好评如潮。他和乔的夫人龚澎到医院去看望乔,乔笑着说:“这是你运气好,不要得意,等出院,会写得更好。”夏衍把这个专栏接着写下去,直到乔冠华出院。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用“司马牛”的笔名给副刊写的短文,有时叫“杂感”,有时叫“漫谈”,几乎天天有。后来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栏目,每篇几百字,还有几十个字的,写的人很多,凡适合这个栏目的都用“司马牛”这个笔名,我也学着写过。套用今天的说法,夏衍来新华日报,对于带动大家写各式各样的文章,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他还有一项特长,恐怕谁也没有学到。古人说善书者不择笔,夏衍写文章不择地、不择时、不择纸。我记得有一次在一间小小的客厅里,或者小小的兼饭厅的客厅里,有好几个人在高谈阔论,夏衍旁若无人、侧身斜靠着一张中式小茶几写文章。他自己说他常在轮渡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会场上写、在闹哄哄的编辑部和会客室里写、别人谈天的时候更可以写,总之随时随地写。他也不管是什么纸,也不管纸张大小,写起来顶天立地、不留空白。他的《懒寻旧梦录》的封套,就是他这样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张手稿,看得出来不是稿纸。他一生写作的字数没法统计,他说他用过的笔名可能有一千个。他确实是个作家但不是书房里的作家,他真正有学问却更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个爱跑腿的记者,是个很活跃的报人。若不是这样勤奋而又是这样一位随遇而安、无所不适的快手,他怎么可能写得这么多呢?
十年浩劫以后他从监狱出来,住在六部口。我家离他很近,后来我搬家与他越搬越近,我和沈容常去看望他。沈容两度在电影局工作,夏公看重她,说她懂艺术。八十年代初,我们两口子都退下来了,更常常往他那里跑,心里想什么都喜欢跟他讲。
他关注时事的兴趣至老不衰。每次他总要谈时事,谈国际国内的新闻。他的新闻敏感自不待说,他记忆力之强特别是消息之灵通却实在令我吃惊。往往是我知道的他大都知道,他知道的我却可能不知道。他交游广阔,天天有人去看他,这是原因之一。我想还有一条,他精通日语,也懂英文,天天听广播。当然,更根本是他对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切的关怀。有一天我说,我现在不想看文件,也不想看报。他很认真地说:“那还是要看的。”
有一回我说我完全不懂自然科学。读《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说自己不懂天文数学,是平生一大憾事,要他的儿子们引为教训,代他补起来。我说我们家这些湘军后裔,几乎家家都有曾国藩家书,版本可能不同,相同的是偏偏都没有这一封。夏公说,反过来也一样,知识面不可太窄,学理工的也要学点社会科学、学点文史。接着他说到一位著名的民主斗士的儿子是学工的,现在从政,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但是对他父亲那一代的事毫无所知。夏公很感慨,对我们说,这样子怎么可能有什么建树呢?
有一件事使我极为悲愤,便往他那里跑,诉说我的心情。他表示完全同意我,也讲了他的见闻。他的所见所闻比我更具体,但是他显得很平静。我注意到他的同感和平静,我想,这位秉性平和的长者和智者的反应就该是这样的吧。
我最后一次看他是在医院里。我一直往里走,没等我开口说我来看望谁就被挡住了。他女儿沈宁发现好像是我,把我拉了回来。夏公说:“那边住的是西哈努克。”他同我谈笑,精神很好,一如往常,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他的《懒寻旧梦录》里讲到他两篇文章,总结了两条六个字,我想可以叫做作文要领,对今天的新闻记者特别意义重大。这里我先说说这两篇文章:
他办的那张只出版了十二天的小报,由于“敢讲话”而深受读者欢迎。一天他写了一则五十来个字的“补白”,加了一个小花边,想不到那两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那条“补白”是:
(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
这两句话对今天的读者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日寇投降,国民党急忙派人从重庆飞到沦陷区接收,其中主要是房产。权势大的人多占,除了自己住,多余的先封起来,等别人用金条来换取使用权。这是从天上飞下来的那种人。另外,上海等地沦陷的时候国民党留下了一些人,又陆续派了人来,主要是特务,埋伏在地下,现在钻了出来。这两种人耀武扬威,鱼肉老百姓。老百姓把他们的“接收”叫做“劫收”,对这些人恨透了。
另一篇文章的情形复杂一些。世界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出兵我国东北,很快把日本“关东军”消灭了,对促使日本天皇下决心投降起了有力的作用。但是苏联随即拆走了日伪留下的所有工厂设备,西方通讯社报道说它连一根螺丝钉也不剩。苏联对盟友的这种掠夺行径,立即给了国民党一个大规模反苏反共的机会。夏公在他这本回忆录里说:
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让他们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之流身上。
于是他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谁肯发表呢?他托人奔走无效,然后自己出马求情,并且在文章前面加上“文责自负”,说明那篇文章并不代表刊物的主张,这篇文章才很勉强地被接受了。回忆录接着写道:
这样,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但据我回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如前述的《两种》)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理八经地用自己的名字,再加上“文责自负”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要顺民心。
这是夏衍记者生涯中仅有的一件倒楣事,是他唯一的一次碰这么个大钉子。他如实写出来,详详细细和盘托出,我想可以说这是这位世纪老人给后人特别是新闻记者真心诚意的遗嘱。“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要顺民心。”我们要好好想想这句话,记住这句话。不讲真话、不顺民心,一次两次可以混过去;多了久了必定适得其反,这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