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官办民助学校]明清时期,中国官学的最高学府称为

时间：2019-02-10 05:31:3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河东地处山西最南端，气候湿润，土地平坦，黄河从西、南、东三面环绕而过，两条支流汾河、涑水河穿行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文化。中条之灵秀，大河之神韵，早就把这片土地孕育成一个传统文化气息异常浓郁的地方。从远古以来，这里就以农耕为主，农耕文化从来就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农耕文化实际上就是儒家文化：知书达理、好学上进之类的观念，从两千年前就灌注到河东人的心灵深处。
　　这又是一片人文荟萃的地方。走进以舜帝《南风歌》命名的运城市南风广场，宏伟的北墙上“河东历史文化长廊浮雕”会吸引每一个人的目光，浮雕上的河东历史文化名人共有四十四位，其中文化名人占了一多半，光耳熟能详的重量级文化名人就有乇通、王勃、柳宗元、王之涣、王维、卢纶、聂夷中、张彦远、司空图、司马光、关汉卿、薛�等。四百多年前，置身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河东盐商，身上除了浓烈的盐味外，怎能不沾一身儒雅之气。
　　儒雅之气的重要标志，除了自身的素养之外，还有对后代的教育。事实上，从元代起河东盐商对后代的教育就在全国领先。“天下运司有五，惟河东有专学。”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离运城建城还有四十二年时，盐运史奥屯冒就在运城盐池旁创建了全国盐场中的第一个盐务专学――运学。称做盐务专学，却并不是培养盐务专业人员的专科学校，而是接纳盐商盐丁子弟入学就读的学府。
　　运学办了五十多年后，元朝灭亡，运学随之停办，直到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四年(1439年)，开中制实行六十九年后，盐运使韩伟上奏朝廷，才又重新开办运学。《河东盐法备览》中记载：运学“原基东西阔五十步，南北长一百八十步，计地三十九亩三分有奇”。占地不算很大，但建筑规模宏阔，内有大成殿、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崇圣祠、尊经阁等建筑，尊经阁内藏书千卷，被誉为“他郡庙学之冠”。
　　运学的管理权属于官方，元、明如何管理已不得而知，清代相关记载中说：运学里“设教授一员，训导一员，教授正七品俸银四十五两，坐安邑县养廉一百两，在本司公务项下动支”。注意，那时的教授可不是现在大学的教书先生，而是朝廷指派的官员，称为学官。一个企业学校，就有与县太爷平级的正七品教授，运学的规模与声望就可想而知了。
　　学校经费一靠学田入租，二赖官员、盐商、士绅募捐。万历年间，先是有位叫林相国的河东盐运使，升迁后留下俸银五十，为运学买了一块土地，后来又有位叫王建中的河东盐运司通判，出面募捐了二百两银子，在夏县购买了六十多亩土地，随后又清理出解州、临晋、安邑禁垣滩地共五百一十亩，也归到运学名下。这样，学田收入就成了运学的稳定经费来源。募捐主要向盐官和盐商进行劝募，遇到灾荒年，学田收入得不到保证时，募捐可成为运学的另外一种资金来源。
　　虽然是官办民助，但有了经费保证，运学也办得红红火火。当其他学生还在乡间私塾里读书时，盐商子弟们已在官办的正规学校里读书，运学的办学优势很快凸显出来。附近许多人托关系走后门，千方百计让孩子进入运学读书，介于这种情况，学校做出严格规定：“民籍童生不得混人冒考。”凡报名参加考试的学生，都得先“量明祖、父三代籍贯”，必须是国家备了案的盐商子弟，方可参加考试，连一开始准允入学的盐丁子弟都排除在外了。比现在学生入学验看户口本还严格。《河东盐法备览》中说：“运学之没，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科第蝉联，人物彪炳。”仅从明永乐至崇祯二百年中，出进士二十四人；清雍正年间，从运学“岁试取文武生各二十名，科试取进文生十名，禀、增加各四十名”；从清顺治到乾隆一百多年时间内，出进士三十三人。
　　明清时期，山西科举考试人数一直落后于南方各省，专家们因此把山西人多经商的原因归结为山西人在科举之途无出路的情况下，才转而经商，从运学培养出的人才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运学的存在，弘扬了河东学风，兴学育人一时成为时尚。此后，运城又先后创建了三所书院：河东书院、正学书院、宏运书院。此外，还有东、西、南、北、中五处社学，为“启蒙之地”，可能类似于现在的幼儿同，“以便小子就近求师”。
　　子弟们连连中举及第，盐商们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也跃跃欲试，一时好学之风蔚然。蒲州商人杨光博，“虽挟资远游，所至必以篇简自随，遇贤嘉言则手录之，久久成帙，题之日《日用录》”；蒲州永乐商人韩玻“尤好观古今书籍，故虽牵车服贾，能以心计通货贿而擅其盈，然必以义施，以廉受”；前面提到的蒲州商人沈邦良“幼知学，进取甚锐，后以家务服贾……放南帆扬越，西历关陇，乘时废居用，能拓产殖家，而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盈于囊箧，其嗜好然也”；清代蒲州人薛英贤“鬻炯纸于市，夜辄苦读”。
　　一位名叫史记言的河津商人更有意思，到运城盐池做生意时受到读书人取笑，感觉受了侮辱，“归始发愤读书”，后来参加科举考试，竟中了万历年戊戌科进士，当了河南济源县令。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一见的文化景观，也是河东商人异于其他地方商人的特别之处。这样的商人，经营水平无疑会高人一筹，这样的商家，注定要把触角伸进官场，形成官商联袂的格局，以致影响朝廷的大政方针，使之朝有利于商人的方向倾斜。
　　封建社会，官员往往会成为决定商家经营成败的关键，自己人当了官，总比千方百计去巴结讨好别人强，等于找到了最可靠的后盾，或者说是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做起买卖也能少些后顾之忧。还有一点很重要，自己人当了官，既可能以权势谋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还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既得利益。对于商家来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家族模式。
　　我在运城各县市采访时，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有这样一批世族大家，让人分不清他们是商人之家，还是官宦之家，说他们是商人，他们家出的官员比官宦世家的还显赫，兵部尚书、都御史、大学士、都督、巡抚、布政使，随便拿出一个来，就足以光宗耀祖=说他们是官宦世家，明明又是巨商大贾，生意做得富甲一方，有的连朝廷也眼红。这些世族大家中，以蒲州的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运城的刘敏宽家族为最，另外还有沈廷珍家族、曹于汴家族、运城盐池的刘、姚、杜、王四大家庭、临猗的大门头李氏家族。其实，你随便往河东哪个大商家一走，便会发现，河东商人家族很少有世代单纯做生意的，说不定哪一代就会冒出一位你意想不到的高官显贵，从此改换门庭，光耀祖宗。而一旦从官位上跌下来，家族的生意还照做不误。

相关热词搜索：明清，助学，时期，

[明清时期的官办民助学校]明清时期,中国官学的最高学府称为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