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_跟马思聪学琴
时间：2019-02-16 05:45: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的父亲是庚款留学生,他非常喜欢音乐,吉他弹得不错,还写过电影剧本,但是爷爷坚决不让他搞文艺,所以后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商学院学了经济。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父亲带了很多乐谱和一箱子粗纹唱片,七十八转的那种,另外还有一把四分之一的小琴,大概花了五百美元。那是一把真正的名琴,是有证书的。于是我从五岁开始学琴。
起先我跟天津一个很老的老先生学了几个月,他叫马道永,后来换成白俄老师古达迪耶夫。他在租界里教琴为生,每次都是父亲带着我去,古达迪耶夫会说英语,父亲就给我翻译。当时我家和马思聪家非常近,就隔着一个结核病院,大概也就几十米的一段围墙,但并不认识。
一九五二年,古达迪耶夫要走了,去巴西,但他特别喜欢我,说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个好老师。当时他在中苏友协里跟马思聪先生认识,并且一起拉过重奏,但他说俄文、英文,马先生说法文,语言不通,所以也不是很熟。那天正赶上父亲出差,古达迪耶夫一个人带着我去见马先生。听我拉琴之后,他俩聊了半天,知道马先生决定收我了,挺高兴的我们就走了。后来马先生说,那天他以为古达迪耶夫带了一个会拉琴的小娃娃来,是个没人要的孩子,问他们夫妇是不是可以收养。马先生觉得不错,想留下,但又觉得奇怪,怎么古达迪耶夫又给带走了?等父亲回来,带着我又到马先生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开始跟马先生学琴。那时候他刚四十岁,我七岁。过了两年,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每个星期坐一趟火车到北京上课。开头是父亲带着,后来我自己去,父亲怕我走丢了,还在琴盒里搁十块钱,写个纸条:“叔叔、阿姨,我迷路了,请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一九五七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有半年多没去马先生那儿,他给我家打电话问:“泽沛怎么不来上课?”父亲说自己出了政治问题,怕牵连他。马先生说:“你的事儿跟泽沛有什么关系?你叫他该来就来。”
就这样,我跟马先生学了十四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他被关进“牛棚”,是他的弟子中跟他学琴时间最长的一个。一般别的学生,比如林耀基,他是马思聪一九五二年从广州选来的,当时十五岁,他们一般只跟马先生学两三年。另外还有盛中国。盛中国是我双料的师兄,他跟马思聪学过,我也跟他的父亲盛雪学过。因为马先生说,盛家的左手技术很好,让我跟他学了两年。过去的老师有这样的胸怀,不像今天,自己的学生将来可能得奖,那么别人都不许碰,把学生当私有的一样。过去不是这种风气。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第一届的学生,不过那时候并不是专业附小,文化课还要到普通小学里上。我是比较听话的那种小孩,虽然也挨打,但在练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个钟头再去上学;下午两三点钟回家,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作业,玩一会儿又开始拉,除去吃饭,一直到晚上九点都在练琴。正是这样,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而且,因为我从小跟马先生学,从七岁一直跟到二十一岁,从持琴到运弓等等,都很像他,就跟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马先生对我也基本满意,有时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说话,把脸一沉――本来他的脸就长,那样就更可怕了,对我简直就是大祸临头,绝对回去得玩儿了命地好好拉。
我跟古达迪耶夫学到Kreutzer(克莱采尔)的练习曲,但是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础。比如《克莱采尔》第二课和第七课,一个分弓、一个大弓,他让我天天练、天天练,前后三年不断强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较好的。而且,马先生特别注重音乐,不像现在许多人技、艺分离,你去了只是学技术,跟做体操一样,完全就是肌肉练习,非常枯燥,也非常的无趣。马先生不是这样,所以他的学生发音都非常漂亮,比如林耀基、杨宝智、刘育熙、余富华、王华翼、常希峰等等。马先生说,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没有才能,主要就两点:一是他对声音是不是敏感,就像学美术的是不是对色彩敏感一样,只有你对声音敏感了,能够捕捉到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声音;二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象力。音乐没有具象的东西,比如你说“苍白”,那是没办法形容的,但一拉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很苍白,这就是想象力。比如在拉《费奥里罗》第二十八课的时候,我十一岁,马先生说:“你把它想象成一条小溪。起先……然后……再然后……”什么是“幽咽泉流水下滩”,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创作的时候有这个想象力,教琴的时候,就把这种想象力传授给学生。
马先生平时话特别少,课上也一样,但他会做示范,这一点他做得特别好。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带”出来。就像小孩学说话一样,每个妈妈都会去示范,说你“慢――慢――来”,没见过哪个母亲说:“我听着,你说吧!”所以,好的老师必然要做示范,而我最烦的就是那种“君子教学法”,上课连琴都不带,就凭嘴说。所以我那时候特别服马先生,跟他学了十几年,所有我拉的东西,从练习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后面都能拿起来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从来不用看谱。有时候他提醒你,说:“这儿是f(强)吧。”或者“这儿是cresc.(渐强)吧”。你仔细一看,哎,果然。所以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从《开塞》到《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等等,基本上都背得出来,这是从小训练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点,马先生从始至终都没收过我学费。一次我父亲提起,他说:“国家给我的就够了。”马先生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大概三百块,当时来说的确不少,而且据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杨宝智等这些学生,他都没要学费。但是现在的风气完全不同了,一堂课五百、六百,甚至上千元,那么可能一些非常有才能的孩子就学不起了。有的老师,比如今天下午三点我跟你约了,你没来,但钱你得交,因为时间我给你留出来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就是这样赤裸裸的:你来,好,交钱,上课,然后你走人。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剩下买卖关系了,但退回去五十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和现在不一样。毕竟,拉琴不是目的,人这一辈子也不能光拉琴,首先应该做一个好人。传业、授艺、培育人格,过去那才真叫教书育人。
马思聪早年留法,头一次是十一岁去的,学小提琴,回来后没几年又去,这次专门学作曲。所以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和声漂亮极了,那种精致、考究,虽然脱胎西洋,但又非常的中国味道,他是结合得最好,无人出其右。而且他这个人喜欢琢磨,肚子里的东西特别多。比如巴赫的六首无伴奏,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现在我手头上有八种,所有细节上的不同都体现了风格,马先生在这些方面有研究,并且影响了我。再比如绘画。马先生自己虽然不画,但是很懂,家里大大小小挂着很多,其中就有齐白石送他的。有时候他给我上课,忽然就指着墙上的画,讲起了中国文化的那种内涵和修养。有一回他去画《流民图》的蒋兆和先生家,特意带上我,要让我去听。他们聊了差不多有一两个钟头,他们聊天,我喝茶,在旁边学了很多东西。
马先生平时话很少,很内秀的一个人,不会海阔天空地跟你吹,他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个非常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种跟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娓娓道来。比如《思乡曲》,那是他一九三七年写的《绥远组曲》中的一首,旋律其实就是从“我在城墙跑马,眼泪流花花……”那首歌里抓过来的。马先生给我拉的时候,不像现在人那样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的。虽然也在拍子里,但是一张一收,表达出一种叹息,在一种半清醒、半沉迷的状态下,思绪冲出你的屋子,自由地飞到你遥远的家乡去。而且,马先生这个人喜欢研究,他把绥远民歌都吃透了,借用了“缩腔”――这在民歌里很常见,但现在极少有人这么演奏了。他们还是按照西洋歌剧的理解,那就好比外国人唱《茉莉花》,在中国人听,还是太“洋”了。
马先生十七岁成名,技巧很好,但平时不显摆的,一般不拉特难的东西,只有一次露了一回。一九六三年“上海之春”全国比赛,东北的阎泰山也来了,那是“东北一霸”,拉得很棒的。他来找我,希望能跟马先生上一堂课,马先生说:“行啊,来吧。”那时候,大家水平都不高,阎泰山拉帕格尼尼的协奏曲,那就是最顶级了。拉完以后,马先生没说话,拿出琴来,从头到尾哗啦哗啦又来一遍,而且是背奏。阎泰山佩服得不得了,说:“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其实,马先生平时很少拉这种炫技的作品,他是很儒雅的一个人,偏爱那些非常细腻的、有内涵的曲目。所以,那也是我头一次听他拉这么难的东西,真是大开眼界。
一九五七年,父亲被划成右派。因为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没让我上附中,所以初中我是在普通中学念的。一九六二年形势变了,政治气氛缓和了一下,我这才插班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中部。到了一九六五年,又不行了。那时候特别讲出身,我是右派家庭,算是“黑五类”,加上琴又拉得好,全国比赛拿过名次,所以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老在班里挨批判,成了“只专不红”的典型。后来我被分配到了平谷,在农村文化馆教舞蹈,顺便也作曲、打快板、组织表演队、画毛主席像,一直干到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当了“反革命”为止。
马先生被打成“黑帮”,关在学校的“牛棚”里。红卫兵说他姓马,让他吃草,用军用皮带打他,有一次皮带扣打在脑门上,那血立刻滴滴答答流了下来。
马思聪是一九四九年周总理从香港召回来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当时吕骥是副院长,是延安系统的,后来还有一个赵,过去他是地下党,他们主持工作多一些,而马先生除了开会,很少掺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在天津的时候,他单独住一个洋楼,后来搬到北京也很少去学校,学生上课都是直接到他家去,所以他的生活非常静,心里也非常静。有一次我问他:“您这个‘院长’怎么不管事儿啊?”他说:“管事儿?那我这院长就当不成了。”尽管如此,他也挨过批。先是一九五六年讨论“音乐的方向”,后来是向党提意见,一定要他说,结果反右又挨批。后来四川一个什么人,说马思聪独奏的那些曲目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给老爷太太们听的,于是又挨批。
“文革”开始以后,我基本就没见过马先生。一次他们让我去看他劳动,我说我不去――当然我也没办法救他,但我不愿意看他们那样待他。
一九六七年马思聪出走,中央军委派专案组到平谷调查。第一,我父亲是右派,第二,我跟马思聪学了那么多年,第三,我家是解放后从香港回来的,平谷一看是中央军委派人来的,立刻当成一号案子来办。审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出来,而且的确也没有什么,但这么大的案子轰轰烈烈上马了,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查出来,说不过去的。所以最后给我定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分子”,开除公职五年,留用两年。我家本来有七把好琴,那都是五十年代初,马思聪带着我父亲在天津挑的。那时候,几百块或者一两千块钱就能买把相当不错的琴了,基本都是白俄、犹太人离开时留下的,放到今天大概得卖到一二十万元(马先生用的那把兽头琴是他在东北买的,当时就一万二千元)。到平谷时,我带的是最次的那把,结果“文革”时候抄家,七把琴全没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琴头。
当时受“马案”株连的人太多了,马思聪的大哥(马思武)就是在那时候跳楼自杀的。而我的“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十年,一九七八年底才得以平反。第二年春天,我到北京交响乐团做了首席和独奏演员。
一九八五年,马思聪平反了。他托女儿马瑞雪从美国带来坦普尔大学的报名表,说连房子都替我找好了。那时候,团里很多人出国考学的录音带都是我拉的,但我觉得,既然已经是首席了,学历并不重要。何况马先生说,很快他就回来了,所以我没去。
一九八七年,马先生动了一个心脏手术。据说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几,都以为没问题了,但他就赶上那百分之几,没两天,就去世了。
我跟马先生学了那么多年琴,可以说情同父子,他也视我如己出。过去他住西城马勺胡同一号,国家给他配了专车,并且有专职司机。有时候他带我和马如龙到颐和园,他在知春亭上站一会儿,这就是他休息了,我和马如龙两人在外面推汽车玩儿。等大一点儿了,有一次他带我去佛香阁,看飞檐上的铃铛,念起陆游的“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我问他什么是“画角哀”?他说,那里有音乐,你听:
叮当――
叮当――
(向泽沛口述,文靖撰写,摘自《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