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一响”札记（下）:札记
时间：2019-02-20 05:44: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管“以穷为荣”的政治口号喊得多么响亮，还是压抑不住人们提高物质生活质量的渴求和梦想。当时追求所谓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就是这种渴望的具体反映。虽然时过境迁，但往日的记忆却深深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自 行 车
现代都市车水马龙，跑着各式各样的汽车，曾经作为我国主要交通工具的自行车却越来越少。
20世纪50年代，市面上的自行车还很少。人们出行大多步行，连公共汽车也很少坐。记得有一次，奶奶带我上省医院看病，回来时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叫了一辆鸡公车（独轮推车），让车夫咯吱咯吱推了一两个钟头才到家。
父亲译书又得了一笔钱，有500元，这可是天大的一笔财富。当时银行还派专人送这笔巨额汇单到我家，目的是想让父亲把这笔钱存在他们营业所。来人说：“老师，您的500元我们已经给你在银行开了个450元的存单，这里是剩下的50元，供你急用。”
有了这笔“巨款”，父亲终于下了狠心――买一辆自行车。当父亲从银行里取出钱，来到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时，看见一辆崭新的绿色永久牌自行车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当问价格时，售货员怀疑地打量了父亲好几眼，说：“140元，要现钱，一次付清哦！”
父亲把这辆崭新的“永久”车骑回川大绿杨村时，左邻右舍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那时的治安非常好，我们的车从买回来起，就锁在大门外，从不担心丢车。这辆车有一个宽大的衣架，它曾托我上幼儿园，走亲戚，到粮店买米，也曾好多次托着家里的高级收音机去城里修理。
“文革”来了，到处乱哄哄的。当时大学生们多数很穷，不知谁起了头，打起了“牛鬼蛇神”们的主意。于是，我家经常有红卫兵上门，说是革命需要，要向我父亲借点钱、粮票什么的。有的是真借，不久就还了，但更多的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开始，来人还有点腼腆，但后来，脸皮越来越厚。终于有一天，我们家的那辆自行车在被借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文革”后期，曾清查过红卫兵的打、砸、抢恶行，单位还让父亲填了一份表格，列举损失的财物，那部自行车最后获得了70元赔偿。
20世纪70年代，市面上物资紧缺，什么都凭票供应：粮票、油票、糖果票、布票、煤票、肥皂票，等等。新年伊始，每家能按户口上的人数，各自领到一大版像邮票一样可以撕开的票纸，号数从一到几百。每个月，商店会在门口贴出通知，公布某某号票在本月可以购买的物品。如：凭70号，本月可购清油5两，凭71号可购肥皂半块，凭72号可购水果糖半斤等等。
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行过一种票，叫做工资券，它随工资而发，用于购买紧俏商品，如自行车、手表什么的。购买这类商品，除了要钱，还必须要工资券，10张、20张不等。后来随着商品更加紧缺，工资券也不好使了，很多商品只能靠抽签购买。
1971年，父亲有幸抽中了一辆永久牌17型自行车。第二天，父亲和我就兴致勃勃地带着钱到红星中路一个五金交电商店去买车。店铺外面人山人海，而店铺只开了一道一尺宽的门缝，供店外购车的人开票。当时，我在前面挤，父亲在后面推，累得满头大汗，才交款130元开到了最后一辆永久17型车的提货单。这辆车，有当时最时髦的配置：全链盒、锰钢车架、硬口轮胎、镀铬衣架、转铃、真皮坐凳、单脚架――好不风光。当我一路春风把这辆宝贝自行车骑回家时，车轮前叉上的牛皮纸还没有来得及撕掉。
这时候，经过“文革”治安大坏，车贼成堆，谁也不敢把自行车放在户外过夜。不管住在几楼，晚上都得把自行车扛回家，这就叫“白天你骑它，晚上它骑你”。
我上初中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学工学农活动，我们的学工活动就是装配自行车。学校派人到五金公司领来自行车散件，每个大木箱里有6套散件车，我们每人每天要装配一辆。几个月下来，编钢丝，正圈，调刹车，上内外胎等装配自行车的技术我已经烂熟。有了这门手艺，我就成了家里修自行车的师傅，也帮邻居修过很多车。
时过境迁，现在许多人以汽车代步，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便捷。然而大腹便便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一边在开着空调的汽车里打手机，一边堵在红绿灯前烦躁不安。人们又开始怀念自行车，怀念起这种绿色交通工具的种种好处。
手 表
手表是用来计时的，也是一种装饰品，佩戴名贵手表的人往往位高权重。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手上就一直戴着一块瑞士生产的欧米加表，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换成了一块精工石英电子表。那块瑞士表，据说是在解放前夕，用几块银圆买来的二手货。父亲的表虽然是名表，可也时常走不准，有时一天要慢好几分钟。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把表拿去修理。修表的师傅总是说，该洗油腻了！我猜，洗油腻可能会让师傅多赚点。母亲原来有一块女表，苏联货，因为老是走不准，修理起来又找不到配件，只好把它卖了。
1964年，中国终于造出了自己的上海牌手表，母亲花120元买了一块，全钢的。那时候上海牌手表还没有女表，这块表戴在手上还是挺神气的。经济能力差一点就只能买半钢的――只有手表的后盖是不锈钢，而表身则是镀铬的普通钢材，容易生锈。另一个标志是手表机芯有多少颗钻石（红宝石轴承），称为几钻。母亲这款手表有17颗红宝石，即17钻。后来又出了19钻，21钻，或什么快摆之内的，那是后话。
我上了大学，父亲才给我买了一块日本造的西铁城表，手动，无夜光，无日历，花了150元。父亲还教我看手表的姿势。说要含蓄，不要张扬；千万不要像某些人那样，每次看手表时都把左手使劲往天上一甩，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手上戴着表。我出国时，父亲把他的欧米加表交给我，说要是在国外不能修好的话，就给他再买一块同样的表。这样，回国时就不用上关税了。那块表没用多久就坏了。我想，一定又是需要洗油腻了，于是就自己动手在实验室把机芯泡在装有丙酮的烧杯里，用超声波清洗。这下可好，手表里油腻全无，竟然不动了，只好扔了。1984年回国探亲时，按照留学人员的优惠免税条款，我给父亲买了8大件 （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收录机、缝纫机、电风扇、照相机和手表），一下子就让父母进入了“现代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表已经从奢华之物变成了寻常百姓家的生活日用品。我已经记不起曾经戴过多少块手表了，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都是便宜货，坏了就扔。我现在戴的表叫COLEMAN，中国制造。石英，液晶，秒表，防水，各种功能应有具有，才20美元。当然，镶金戴钻的名表仍然是显赫身份的道具，什么罗莱克斯、海霸、满天星、浪琴、雷达等等，价格非常昂贵，有的甚至好几万美金一块，但地摊上的假货也多得不得了。有一次在北京虹桥商场，我看到一帮老外在那里买各式“名表”，一次就买了好几十块。其中，3历，防水，全自动的“罗莱克斯”只要人民币150元。当时我差点就花300元买一对男女“罗莱克斯”金表。后来我想，戴这样的手表有点不伦不类――咱既不开奔驰，又不住华丽山庄，带上它岂不成了穿皮尔卡丹西服挑大粪的农民？要是过海关被人当成真货上税，岂不哑巴吃黄连？最后终于理智地放弃了――后来听说，这些貌似精致的水货走不了几个星期就会坏掉。
从古代金鸡报晓、数更计时，到现代社会的风风火火，分秒必争，我们更快了，更累了，更忙了，身体也更差了。坐在全空调的办公室，在电脑前拼命工作，却时常向往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竞争，没有贪欲，也没有污染，却有着无边的蓝天，白云，绿水和青山。
缝 纫 机
衣食住行中，以衣为首，然后才是食、住和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没有缝纫机的时候，儿女的衣裳，都来自母亲的一针一线。我奶奶一生都在为我们缝缝补补，居然在解放前就学会了踩缝纫机――当然，那时根本买不起。
蝴蝶牌是中国缝纫机唯一的名牌，几十年都如此。但在物资紧俏的年代，缝纫机和自行车一样，是缺俏货，购买时不仅要号票，还要工资券。有货以后，先由政府分若干票给四川大学，再由学校分到各系，最后再分到各教研室，数量很少。奶奶曾羡慕别人有缝纫机，说这样可挣点零钱贴家用。后来终于没有买，因为整个社会实行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在屋旁种点芋头和厚皮菜都胆战心惊，哪还敢买机器搞副业？
有一次，父亲居然抽到一张珍贵的缝纫机票，他兴致勃勃地去买了一台回来。可惜这时奶奶已经离世，家里又没人会用，也没时间学，放在那里积了很厚一层灰，最后只好卖了。
1984年，我给父亲带回的八大件中，就有一台电动缝纫机，是Singer牌的，不用脚踏，高级得多。但那时国家经济已经好转，衣服不用打补丁，也不再自己缝制。机器搁在父亲的屋角很多年，最后还是送了别人。（责编 江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