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破除对刘文典的误传和遮蔽】
时间：2019-02-02 05:35: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刘文典是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狂人”，率直孤傲，放浪形骸，敢于挑战世俗观念、反抗政治权威，有许多传奇故事，有的表现了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和特立独行的文人风骨，令人敬佩，如他在安徽大学顶撞蒋介石；也有的表现了他性格和文化取向上的偏执，未必可取，如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多次嘲笑沈从文。这些传奇故事在最近关于民国学人的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和肯定。在一个十分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特立独行精神气质的时代，研究和表彰刘文典，对于继承现代学术史上的精神独立传统、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风骨具有积极意义。
但当前对于刘文典的言说，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有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二是有的评价不够科学，过分拔高。这都是由于过分偏爱他而导致的。这里说说相关的三个问题，同时谈谈刘文典的思想贡献，这方面极其可贵却往往被公众忽视了。
刘文典担任孙中山秘书是讹传
刘文典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据他的《孙中山先生回忆片断》(《刘文典诗文存稿》，诸伟奇、刘兴育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P141)，他“亲炙中山先生”，也就是与孙直接接触就是在1913年。他在孙中山监誓下写誓书，宣誓入党，但跟孙中山的关系并不密切，他本人明确说过：“我追随中山先生的时间不算太短，但是见面谈话的次数却不太多。”但最近出版的一些书却把他和孙的关系放大了，说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如帅彦《乱世浮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8页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渡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刘宜庆《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说：“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为他翻译英文电稿。”他们也许有刘文典学生的回忆为根据，但是捕风捉影之谈，上引刘文典本人的回忆否定了这种说法：既然是秘书，怎么可能“见面谈话的次数却不太多”呢?在孙中山的传记资料中也看不到类似的记载。
在《孙中山先生回忆片断》中，刘文典还说：
我在上海《民立报》馆当编辑和英文翻译，有一天中山先生到报馆里来，大家一起围着他，中山先生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谈话。邵力子先生请他写几个字，要做铜板在报上登，中山先生拿起一张便条写了“戮力同心”四个字，又请他写英文，他拿起毛笔又写了“Unity is Our Watchword”四个字。后来，我把这两张便条珍重地保存起来，夹在一本书里，视如宝笈。可惜卢沟桥事变后，藏书荡然无存，这两张墨宝也化为飞灰了。(《刘文典诗文存稿》P141)
刘文典外文造诣颇深，早期翻译的著作不少，要说他担任过英文翻译，就是报社英文翻译，与孙中山无关。这件事可能就是把他说成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根据，但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刘文典落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原因
1947年，中央研究院启动第一批院士评审，刘文典已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看到名单后致信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坚决主张把刘文典从名单中删除，他说：
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云南)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中研院：那一年的选举》，邸利会著，《新华文摘》2009年16期)
刘文典虽然没有从候选人名单中被删除，但在评议会的五轮投票中，得票均为0票，未能当选。傅斯年这封信应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反对刘文典的理由，一是刘文典的代表作《庄子补正》有“无穷错误”，学术水平不高；二是吸食和贩卖烟土，行为不检。章玉政《狂人刘文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说：“现在尚不清楚是谁向中央研究院推荐了刘文典(胡适和傅斯年的提名名单中都没有他，很可能是云南大学)。”从傅斯年的信看，他对刘文典是极不以为然的，当然不可能推荐他。刘文典吸食鸦片，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当时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一些联大教授激烈反对续聘他。但在当代关于刘文典的言说中，有些人总是千方百计找出种种理由为他辩护和开脱，越过了底线，不值得称道。
《庄子补正》的评价问题
这就涉及到对《庄子补正》的看法。《庄子补正》是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完成的学术著作，1947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刘文典作为校勘学大家的代表作之一。陈寅恪序之，批评了当时“甚众”的“治先秦子史之学”的学者“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致使古书被糟蹋，“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而刘文典的做法“大异”于时风，所以对《庄子补正》评价极高：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日，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先生此书之刊布，殆将一匡天下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P258)
《庄子补正》之所以享有大名，无疑与陈寅恪的推崇大有关系。它对庄子研究自有贡献，但凭借这书就说“天下懂庄子的人只有两个半，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冯友兰算半个(或‘半个天下人共分之’)”，在刘文典可能是真的自负如此，而旁人只能视为幽默，姑妄听之。如果今人据此而认为刘文典及《补正》在庄学中的地位至高无上，肯定不符合学术史实际。
其实这部书存在不少问题，王叔岷《评刘文典庄子补正》曾加以论列。王叔岷当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并挂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是傅斯年和汤用彤，后来任台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治学以刻苦严谨著称，长于校勘学。1940年代他也在做《庄子》的校勘整理(其成果为《庄子校释》)，发现《庄子补正》的问题，写成《评刘文典庄子补正》指出其错误。该文作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庄子校释》的附录公诸于世，它对人们正确看待《庄子补正》的学术价值有启示意义。但傅斯年说《庄子补正》有“无穷错误”，难免夸大其辞。王叔岷1985年作《庄子校诠序论》对他批评刘文典之事有所反省：
《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乃岷少年气盛之作，措词严厉，对前辈实不应如 此!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已邪?(《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P10)
不过，他反省的只是自己的态度过于苛刻，也没有说他对刘文典的批评就不对。
早年在辅仁大学受业于余嘉锡、陈垣、顾随诸老的王运生在他的《庄子明辨》(线装书局2000年版)中也认为《补正》远非完善，他在肯定《庄子补正》和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这些著作都是有定评的，功不可掩”的前提下，指出它们的不足：“一些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因为有些地方说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有些地方却是妄意猜度、似是而非；至于那种互相因袭、不负责任的也不在少数。”(P22)这需要学术判断力，更需要学术勇气。刘叔雅这些年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对他的著作还是要实事求是，不为贤者讳，解决存在问题，才能在他们的基础上推动学术进步。这也应该是前辈学者所期望的。
作为思想者的刘文典
在学术界，刘文典以校勘学、考据学著称；在关于刘文典的传闻中，人们关注的是他的奇行异状，不问他的思想贡献。实际上，革命者出身的刘文典关心时局，思想鲜活，对许多问题有精辟的见解，绝非古书堆中的迂儒或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轻薄之士。这表现在他的政论和时评中：他写的政论和时评虽然为数不多，但每有犀利的见解，反映他作为思想者的一面。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宣布盟军联合对日作战，确定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原则，日本战败已成必然趋势。战后怎样处置日本，是国内尤其是知识界讨论较多的问题，西南联大学者撰文发表意见。刘文典也写了《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参与讨论。这篇文章较长，分两天刊登于1944年3月30、31日的《云南日报》。
《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是一篇富于远见卓识的宏文。他总结了法国和德国之间冤冤相报导致二战爆发的历史经验，提出战后如何对待日本的思路和具体建议。核心思想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宽大，基于这种宽大的态度，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那么，我们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罚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这样才能消除仇恨，维护东亚永久和平。他还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是不要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因为索要它也赔不出来，而且缴付赔款的是无辜的后代人民，过度的压榨只会伤害感情而没有实际效果，好的解决办法是共同协商，发展经济；二是割地问题，他说我们不必要求日本割地，但务必要求它归还所有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和琉球(冲绳)o对琉球问题，他花了许多笔墨论述其被日本占据的历史，以及琉球人渴望归属中国的情况，建议政府务必在日本战败后收回中国；三是要采取文化报复手段，要求把日本皇宫收藏的书籍文物缴给中国作为赔偿，同时要把流失日本的中国文献和文物收回。他建议政府在谈判时要把这以“专条”形式写入和约。
在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暴行罄竹难书，国民对日寇充满深仇大恨的情况下，提出这些意见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因战争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刘文典对日本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这是他在文章中反复申明的，但他从“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出发，以建立东亚地区长久的和平为目标，在处置战败后日本的问题上保持了高度的冷静和理性。他的想法和美国马歇尔计划――战后欧洲复兴计划的思路，也就是美国对待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思路――是一致的。这也证明了刘文典思想的高度。
现在回头审视刘文典当时的某些具体看法和意见，可能也有欠缺或天真之处――战后世界体系是由美英苏主导的，中国即使是战胜国仍没有左右日本的能力；不要赔款的主张也许还会引起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反感和愤怒；战后日本迅速崛起也在当时人的预料之外，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及和平理想、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理性精神令人感佩。他如下的忠告是值得中日国两人永远记取的：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础石。今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德意志和法兰西循环报复的历史可为殷鉴。我希望我们贤明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对于这个大问题，总要把眼光放大放远，平心静气地筹划一番，作一个可垂久远的打算。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侵略历史，不时做出伤害中国人民以及其他亚洲人民的举动，导致中日关系起伏不定。如果双方都以刘文典的宽广胸怀和历史高度看待两国关系，有些问题应该能得到化解，从而减少仇恨，增进互信，维护东亚地区长久和平稳定，造福两国及全体亚洲人民。
(本文编辑：谢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