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观【论孟子的义利观】

时间：2019-02-04 05:34:5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在重视仁的基础上，强调义的地位与作用。义利问题受到孟子的高度重视，成为与治理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孟子的义利观其实可以从君、民、士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三个角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对于君，是大义在前，私利在后；对于民，是先与民以利，再教民以义；对于士，是舍生取义而又不绝对排斥利。总的来看，孟子认为义与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孟子特别强调义，但是也不完全排斥利。
　　关键词：孟子；义利观；君；民；士
　　
　　“义”这一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论语》中的“义”，多与士、君子有关，主要是对士、君子的一种道德要求。孔子对于义利问题的讨论，也多从这一角度出发，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论述，多是针对士、君子来讲的，是对士、君子的品德修养所提出的要求。
　　孟子对于义都是极为重视的，不断强调义的地位和作用，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孟子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其实，我们认真阅读《孟子》原文，就会发现，君、民、士三个角度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没有完全否定物质利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孟子以道义排斥、否定物质利益。
　　一、君
　　《孟子》的第一篇就是关于义利问题的讨论，并且是与君主之间的讨论。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
　　孟子告诫梁惠王，作为君主，治国不能只讲“利”，而要讲“仁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不是对所有人讲的，而是对像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在上位者讲的。孟子是在批评这些上位者只讲利、不讲义。孟子的主张是行仁义、施仁政。
　　齐宣王说自己爱财好色，孟子并没有批评他贪财好色、骄奢淫逸，而是告诉他不能光顾着自己的利益，而应当与民同乐。可见，孟子并不反对君王追求一定的物质享受，作为君主，拥有一定的物质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君主在自己享受的同时，不能忘记的自己的百姓，必须能够让百姓也获得应有的利益，做到“与民同之”。
　　从“君”的这一角度，孟子并不反对君王本身的合理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但特别强调，作为君主，不能只顾个人之私利，不顾百姓之公利，必须将天下的大义放在个人的私利之上，先义后利。
　　二、民
　　对于普通民众，孟子讲义利问题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孟子特别重视民众的利益，认为必须要先给予民众一定的物质利益，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有了这个基础，才谈得上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上》第三章）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梁惠王上》第七章）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第七章）
　　民众的道德修养对于物质需求有着一定的依赖关系。民众有稳定的产业，才能有余力去进行仁义道德的修养。如果民众没有稳定的产业，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又哪儿来的闲暇时间去接受道德礼仪的教化呢？没有道德教化，民众的道德就不可能提高。如果民众都不讲仁义道德，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秩序，国家陷入混乱，也就无法治理了。所以孟子告诫君王，要想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就必须首先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让他们有恒产从而有恒心，能够安居乐业。
　　给予民众物质利益和用仁义道德教化民众，二者相辅相成，互不相离，但比较而言，孟子更重视前者。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百姓的生活极端穷苦，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饥饿、战争，连生存都难以保障。所以，孟子认为当时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救死”，也就是要制民以产，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
　　所以，从“民”这一角度，孟子特别重视给予民众物质利益，强调必须要先与民以利，然后才是教民以义。
　　三、士
　　士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对士的相关描述极多，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从士这个角度讲的义利观，也是最丰富，对后世影响最大，这其中就包括“舍生取义”的思想：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第十章）
　　对于人来说，什么可以说是最大的利益？金钱财富还是社会地位？都不是，生命，只有一次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但是对孟子来说，在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这最宝贵的生命也可以放弃，而选择“舍生取义”。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是因为有比生命更为我所重视的东西，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东西。道义的价值比生命的价值更高，放弃道义比放弃生命更可恶，所以要舍生取义。孟子认为把道义看得比生命重要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人人都拥有一颗道义之心，拥有高贵的人格。对于必需的食物，得到能活下去，不得就会死亡，但如果呼喝着给他，就是过路的普通人也不会要；脚踩过再给他，就是乞丐也不屑于接受。然而竟然有人对于万钟的俸禄却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用呢?这样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道义与人格的人，丧失了自己的人性，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
　　那些具有舍生取义精神的人，就是孟子所反复赞扬的士。这些士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义”，就是仁义之道。
　　孟子认为，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一碗饭也不能接受；如果合乎道义，则像舜接受尧的整个天下那么大的利益也不过分。利益该不该接受、能不能拥有，不是看利益的大小、多少，而是取决于是否合乎道义。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万章下》第六章）
　　士不能依附于诸侯而生存，士不能不任职而接受国君的赐予，因为这样不符合礼的规定。但国君有时会对给士给一些救济，对于这些救济，士是可以接受的。万章问孟子为什么救济可以接受呢？孟子说，国君对于外来的人都要救济，这是老规矩。对别的国家来的人都要救济，所以救济本国的士也是应当的。
　　因为“赐之”不合乎礼，所以士不能接受；因为“周之”是合乎礼的，所以士可以接受。
　　从“士”这一角度来讲，对于义的追求是最高的，当生命与道义相冲突时，士要“舍生取义”。对于士，孟子比孔子更加重视义，而轻视利，这也就是程子所说的“孟子有些英气”。但是，孟子并不是说士只能讲义，不能讲利。而是认为，只要合乎道义、合乎礼仪的利益，不论大小、多少，都是可取的。这样，既以义为最高目的，又不绝对否定利的作用。
　　四、结语
　　从以上三个不同角度来看，在义利问题上，孟子可以说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三个不同角度各有侧重点，对于君，是大义在前，私利在后；对于民，是先与民以利，再教民以义；对于士，是舍生取义而又不绝对排斥利。总的来看，在孟子那里，义与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排他性。选择义不一定必须放弃利，选择利也不一定就是违背义。孟子特别强调义，但是也不完全排斥利。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
　　[4]钱逊：《读本》，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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