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层与社会转型】社会新阶层人士的

　　一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其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它的出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社会阶层从无到有，崭露头角。这一阶层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故称“新社会阶层”。按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划分，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不同的十大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在此，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五个阶层可以和原先的社会阶层基本对等之外，其余五个阶层似乎都有“新意”，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经过近三十年的培育、发展，中国的“新社会阶层”正在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轮廓由模糊变得清晰，定义由不确定到比较确定。不久前，从电视上收看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举办的“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后，自由职业者陈宗璞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属。目前，像陈宗璞这样的人在中国正越来越多，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新名称――新社会阶层。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提法，用以概括我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群体。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身份职业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1〕2002年，这一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得到阐述，确认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6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了《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表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按照这份文件的界定，新社会阶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人员：1．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2．科学技术人员；3．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4．个体户；5．私营企业主；6．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这些人员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按照《意见》的估算，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约有五千万人，相关从业人员约一亿五千万人，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一般来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如下特征：
　　
　　1．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
　　2．他们中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
　　3．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
　　4．该阶层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
　　5．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
　　6．他们的政治诉求逐步增强。
　　7．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中共人士。
　　8．新社会阶层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
　　
　　无论怎样评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产生，并在逐渐进入、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学界普遍认为，新社会阶层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一种理论认为，新社会阶层越庞大，社会的稳定系数就越大。因为这一阶层成长壮大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上层和底层之间形成了一个辽阔的缓冲地带，可以缓解社会冲突，保证社会稳定。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大致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而受这三种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上行流动的进入渠道又分为三种，即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型进入。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新社会阶层的扩张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是“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导形式。在这三种上行流动的进入渠道中，“市场型进入”最为合理，社会进步含量最高，因为由“市场型进入”的新阶层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靠“后赋性”因素（个人后天所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而非“先赋性因素”（家庭、血缘、身份背景）向上流动；二是依靠知识和诚实劳动去获得财富；三是自觉地服从游戏规则、社会准则和秩序，使契约社会成为可能。
　　除了这些思路之外，还可以有另外的视角。在上述“新社会阶层”的八大特征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即第三条：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和第七条：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中共人士。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所谓“新社会阶层”是一种有别于传统体制的社会力量。如果说新社会阶层是一个政治概念，其政治意义就在于：“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终于出现了一种体制外的异己社会力量，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历来是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和强大推助器。厉以宁先生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分为两种：“原生型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前者是从自身内部孕育而出，逐渐成熟发展而成，如西欧、北美、澳洲、新西兰，后者是受外来力量刺激，模仿他人而成，如日本、印度还有目前的中国。而一个社会能否形成“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其内部能否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异己权力中心和体制外的异己社会力量〔2〕。
　　与“体制外”相对应的是“体制内”。一个社会的“体制内”也会形成异己权力中心和异己社会力量，但无论这种“体制内”的异己中心和力量有多么强大，由于没有新阶层的出现，没有新的政治诉求，也不会带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据厉以宁教授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前，欧洲封建社会内部也有异己权力中心和社会力量，主要有三：一是农民起义，二是封建割据势力或地方割据势力，三是封建统治者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这三种力量彼此相互作用，此消彼长，构成了历史画卷的主要内容。但这几种力量无论有多么强大，无论它们占据了历史多长的篇幅，都属于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它们占据了历史舞台，只能从事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城市，城市的主体是市民阶级，即由中小企业主、商人、小官员、司法人员组成的群体。所以，城市是西欧封建势力体制外的一个“异己权力中心”，而市民阶层则是封建势力体制外的一种“异己社会力量”，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和市民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资产阶级，其利益和封建领主、王权等发生了冲突，最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取代了封建阶级而登上历史舞台。
　　试以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例。尼德兰一词原意是低地，指莱茵河、缪因河、些而德河下游和北海沿岸一带的低地地带，相当于目前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地区。十六世纪后半叶，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王国的领土，被分为十七个省。北方七省，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经济发达的城市有阿姆斯特丹、密德尔堡、符利辛根等；南方十省，其中佛兰德和不拉奔两省工商业最为发达，经济发达的城市有安特卫普、布鲁日、布鲁塞尔等。尼德兰全境内，城市多达三百余座。这些城市早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就出现了纺织业、造船业、冶金业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航海业、捕鱼业也十分发达。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统治尼德兰时，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力量已较为强大，其中的上层和富裕的工商业者从中分化出来成为资产阶级。其经济利益所带来的政治诉求，必然和封建统治发生冲突。由于封建统治的生产关系不能再容纳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于是必然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和菲利普二世派总督治理尼德兰，削弱城市的自治权，不断加重赋税，实施严厉的宗教统治，迫害新教徒和异端分子，这一切使得尼德兰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与西班牙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终于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3〕。
　　可见，一个社会能否实现转型和根本性的变革，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内部是否孕育出了新的阶层，这个阶层是否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有无政治诉求，以及有无手段来实现这种诉求并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转型依赖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从西方社会的历史上看是如此，从现实上观察亦然。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左右，西方资本主义又在经历着一次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而这次转型，归根结底，还是与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有关。
　　1973年，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所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问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一次深刻转型。贝尔指出：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如果从五个方面，或五个组成部分来说明这个术语，它的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职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4〕
　　
　　贝尔认为这五点变化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主要标志，而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一个掌握技术、知识、理论的阶层，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同工业社会中的资本家或企业家占据主导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恰如贝尔所说：“技术已经产生了一个过去社会上从未有过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新阶级，他们不在工作场所，但是他们是工作活动的‘参谋部’。”〔5〕贝尔认为，知识阶层之所以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力量的重要依据在于，是理论思维能力而不是经验知识上升到首要地位。他指出：“当然，知识现在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性质的变化。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那就是：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而且在知识编纂成抽象符号的系统以后，可以同任何规律体系一样用来说明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经验。”〔6〕
　　可见，贝尔之所以提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根本依据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主要以创造和掌握知识、技术、理论为主，不同于以往的资本家阶级以掌握资本、资源、企业为主。换言之，在工业社会中，主导社会的是资本家阶级；而在后工业社会，主导社会的是知识和科学家集团。这一新的阶层是从资本家阶级中产生、分化出来的，但又与其有明显的区别。而同工业社会的知识系统相比，后工业社会知识系统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知识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决定、作用于其他社会层面的中轴。
　　具体而言，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中）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人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7〕通过统计分析，贝尔发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构成知识阶级的几个群体（科学家、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教授、技术人员等）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科学家是知识阶层中增长最快的群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是理论知识的创造者，而且还通过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力，其中包括对知识阶层中的其他群体的控制。随着技术和知识阶层在就业和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社会权力也悄然发生了转移，其结果就是这一新的阶层最终控制了支配社会运行变化的所有方面的权力。
　　而细究这种转型的内在深刻原因，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内部孕育出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即以占有知识、技术、理论为主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阶层。
　　
　　四
　　
　　从世界范围内看是如此，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中观察，我们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有赖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千回百转，可以有许多解释的思路。但若是从社会转型与新阶层的出现来分析，可以说，能否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或“异己阶层”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近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种延续。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为各自的利益形成了与正统封建统治中心对立的异己权力中心和异己社会力量。综观中国历史，这种能够与封建统治中心抗衡的“异己”力量主要有四种：一是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如从陈胜、吴广到宋江，再到李自成、太平天国；二是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如三国时期形成的魏、蜀、吴三国；三是封建统治者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也会在历史上绵延不绝，如吕后、武则天等；四是异族的入侵，如辽、金、元之代宋，清之代明。但正如厉以宁教授所分析的，无论这几种力量多么强大，无论其表演是多么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它们都属于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异己力量，都不会带来根本的社会变革。这是因为，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戏剧的背后，所进行表演的阶级角色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无论有多么激烈，它们占据历史舞台的时间无论有多长，由于没有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它们也只能从事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例如李自成进北京及洪秀全进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只是从农民阶级转向地主阶级，而不会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在西欧，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最终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在中国，由于社会内部难以生长出新的阶层和异己力量，所以中国近代的变革是由于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外的“异己力量”的冲击而缓缓拉开序幕的。此后，各种意识形态经过较量，“北方吹来十月的风”，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些与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内因素”完全不同的“异己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社会才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变化。
　　1949年，“土地革命”成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国民经济已濒崩溃边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土地革命所依靠的阶级是农民，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憧憬的平均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能推动中国实现全面的、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所以，尽管从现象层面上看，“土地革命”所运用的是一种体制外的“异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它产生于大机器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这种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阶级，其目标是推翻旧政权，获得土地，等贵贱，均贫富。这些，都是社会转型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但却不会带来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因为还没有出现实现这种转型的新的社会力量或阶层。而“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未带来社会进步，而是最后化为一场闹剧，也与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成中国社会转型、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阶层有关。换言之，实现社会转型、推助中国进步，不能仅仅依赖某种政治空想和一些政治教条，而是要切实地培养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阶级或阶层。否则，无论设计多么完美，理想如何远大，情怀如何浪漫，也无济于事。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正在崛起的新社会阶层，就会愈发感觉到这一阶层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价值。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阶层。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这段期间取得的成就，举世有目共睹，2008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排名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新社会阶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社会阶层在中国的政治、管理层面十分活跃，其中的精英分子正在进入国家高层。北京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北京市统战部门时常联络的新阶层人士，数量在五百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将被安排进工商联、人大、政协”。这正是七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那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而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总体规划的新社会阶层，则无疑是要培养和造就的重点。新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分子正在进入国家领导高层。2007年4月，中共党外人士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他是1972年傅作义辞任水利电力部长后三十五年来，首位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政府部长。6月29日，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这是改革开放二十九年来，中国第一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7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刊载署名文章称，重用党外人士，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日益丰富和成熟，反映出执政党的一种大视野。实际上，早在2005年3月，中共中央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地方，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逐年上升，担任正职的也不乏其例。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新社会阶层力量在不断壮大。
　　当然，有学者认为，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系统。如王长江就指出，新社会阶层不同于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类，其身份角色相互交叉重叠。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的研究则表明，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系统。“他们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8〕。但即使在学理上、概念上还有待厘清，这个群体的存在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它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更多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划分，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推进使契约社会成为可能，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日渐走上时代舞台并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社会阶层在逐步确定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后，必然会开始寻找自己在政治上和国家管理层面上的位置，以及相应的政治诉求。而这些寻找和诉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巨大的。
　　
　　注释：
　　〔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2〕〔3〕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337页。
　　〔4〕〔5〕〔6〕〔7〕（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208、21、236页。
　　〔8〕何忠洲：《新社会阶层步入政治生活尚未形成共同意识》，中国新闻网，200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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