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腹黑女性形象叙事
时间：2019-02-11 05:31: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女性常常被物态化为自然的替代物，来抚慰和呵护男性在现实环境压力下焦躁不安的灵魂。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潜藏着男性作家难以言说的欲望化的深层意旨，带有男权文化的标记。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小说 男性叙事 女性形象
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独标一格，别具魅力。她们迥异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她们不是被拯救的对象，也不承载反封建反传统、疗救社会的使命。她们是自然女性①，性格中社会性内涵已淡化，并且皆柔美如水、恬淡自约，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理想性的生命形式对我们读者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审美磁场”，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身不由己地站在叙事人的立场，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欣赏状态，从而忽略了隐藏在那些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性的眼睛，忘记了她们是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性往往承担了叙述视角的功能，在叙述话语上处于权威者的地位。因此，这些女性形象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也就打上了男权文化的标记。
一
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是自然女性，并且几乎个个都是美貌无双、聪慧过人，而且恬淡自守，可以说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上帝创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 ②（《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如《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她们就像是自然山水中的精灵：恬静、柔美、纯净、天真、健康，与湘西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尤其是翠翠简直就是大自然美的杰作：“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竹林就是她的家园，连她的名字也正取自那满山逼人的翠色。在这里，人与自然交汇融合，相得益彰。在对男性配偶的选择上，湘西世界里的女性遵循的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只是因为他那歌声在夜梦中曾浮起自己的灵魂，而非因他是富有的船总的儿子；夭夭和三三在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向往，但所表现出来的也与物欲无关。湘西这块土地，为她们提供了自由生存的空间，也为她们提供了独立的情感选择的氛围和勇气。在恬然自处和对爱的执著追求中，她们身上显出健康向上的人性美。
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年轻的女性常常被用来象征“真、善、美”或纯净的自然，但仅仅是象征而已，我们不能由此就认定女性整体在这些作家心目中有多高的地位。尽管沈从文曾不无动情地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得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向善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是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 ③这和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那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简直如出一辙，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女性崇拜的倾向，然而就像贾宝玉钟情的只是“女儿”，对“妇人”则惆怅得不得了一样，沈从文也是如此。据他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回忆，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在沈从文看来，从桥上过去的应该是少女的倩影，这样才是符合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美的境界，而偏偏过去的是一大胖女人，便觉伤心不已。因为这个女子失去了自然形体美，而且又是个妇人。女儿总是要变成妇人的，这在贾宝玉、沈从文们看来，竟是女性的悲剧。这也大概是沈从文总是不愿意自己笔下的自然女性人物的爱情有个完满的结局的原因吧。像翠翠与二老傩送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三三的爱情还没等她明白过来，那个“城里人”就已病死……她们的爱情无一不是以悲剧收场。由此看来，沈从文心目中崇拜的并非女性整体，而只是自然女性，并且其中肯定潜藏着某种深层的难以言明的心理动机。
人类自从走出生命的摇篮――自然母体的怀抱之后，即作茧自缚于人类自己创造的物质文化环境。这是个对生命极其陌生、极其冷酷的地方，于是人从内心里都有逃往伊甸园的潜意识冲动。对于受尽现代都市恶俗文化播弄而早已疲惫不堪、灵魂焦躁的沈从文来说，最大的渴望慰藉莫过于重返自然，重回人类生母的怀抱。不幸的是，被现代都市物质文化浸泡出来的各种奢望使他不可能再融归于自然。因此，自然在他那里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月亮”，只能作为一种精神感召，高悬于同他一样的世人焦渴的生命体上。在男人的心目中，自然与女性有着相通之处，她们都与神秘的生命现象直接相关，而作为女性美的载体的女性是最直观的生命创造者，自然也是作为为培养维护生命之流而在令人神往。于是女性，特别是纯洁的女性美，就常常成为自然的替代物吸引着男性贪婪的眼睛。另外，两性关系作为维护种族生命之流的最重要的自然法则，它同维系人个体生命的食欲一样，是人类文化和物质环境只能扭曲而无法取消的生命需求④。于是男性作家常常能在女性那里获得创作灵感与精神慰藉。这也是促使男性作家对女性美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崇拜背后的功利性因素。沈从文在小说中竭力淡化女性形象性格中的社会性因素，而凸现自然性因素，其潜在动机就是将女性物态化，成为自然的替代物，来使他在都市文化环境下早已伤痕累累、焦躁不安的灵魂得到抚慰和呵护，并使处于困境中的他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之火。沈从文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同他一样，就常常从女性人物那里得到安慰和满足。如《柏子》里的柏子，虽然在吊脚楼上的女人那里耗尽了一个月的精力和积蓄，但在那官能的愉悦中他“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是那可怜的女子的温馨与缠绵润泽了他干涸的心灵，让他凄冷寂寞的水上日子有了一份温馨和牵挂；《连长》中那位妇人用“炭火”和“烧酒”将连长的心牢牢箍住，让他在温柔乡里沉溺忘返，以至于后来将军营中的火爆之气全化尽，并搬到妇人处办公。可以这样讲，沈从文笔下的自然女性形象背后总是离不开男性那世俗气很浓的审美眼睛。一般来讲，男性作家尊崇女性、欣赏女性、讴歌女性乃至神化女性的背后，通常潜藏着男性作家难以言说的欲望化的深层的意旨，那就是将女性物态化为自然的替代物，并以此来慰藉自己焦躁不安的灵魂。女性作为自然的替代物固然给男性带来温馨与慰藉，但女性毕竟不是自然，也不是自然的摹本，而是被男性作家硬性从自然中拖出来的牺牲品。在男权文化霸权下，男性作家关注的是女性美，而不是女性，因为女性美给男性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留下十分宽广的想象空间，在那些纯真的女性身上男性往往能得到排他性的精神慰藉，在钟情或下嫁给某男子的美女叙写中，男性作家在想象性的叙事中替代了那个“幸运”男子，从而获得精神上极大的满足。一般来说，“在男性的话语的‘牢笼’中，女性是无法建立自己的话语家园的。因为她们在不断的被叙述时只能为男性提供意义而得到意义反馈，这是主客体之间因为性别差异和权力不等而出现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立关系。” ⑤身处男权社会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沈从文也没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局限性。
二
虽然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常常以女性为主角，而男性则处于陪衬女性的位置，但男性在小说中往往承担着叙述视角的功能，写出的自然是男人眼睛里的女人，即男权本位文化秩序中的女性存在状态。这样把女人放在被看的位置上，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实际上就已经在否定和剥夺女性主体作为美的创造者、美的观赏者的位置和权力。
《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时便懵然无知地嫁给三岁的小丈夫，做人家的童养媳。发育成熟后，又被家中长工花狗的情歌挑逗起了青春的欲望，并糊里糊涂地怀孕。事情败露后，照规矩翠翠面临的是或被发卖，或被沉潭的处置。然而，由于祖父们的宽容，萧萧既没有被沉潭，又没有被发卖，而是被留下来了。并且在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男孩后，一家人都欢喜，“大家把母女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再后来同丈夫圆了房，又生下了毛毛，过着一种恬然自足的生活。《边城》中的翠翠，虽爱的是傩送，却藏之心底，只是在希望和渺茫中，在热情和孤寂中等着“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的那个人。她的悲剧看似由于误会和偶然，但实际上与她缺乏明确的主动性不无关系。翠翠与萧萧的生存状态恰恰是男权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现实生存状态。她们对婚姻的选择大多是被动的、无奈的和为男性所预设的。另外在我看来，沈从文在《萧萧》中赞美祖父们的宽容，其实质是在给封建男权文化的操持者罩上一层伪善的面纱，从而掩盖具有封建宗法色彩的男权文化残忍自私的一面。《夫妇》中那一对在山上野合的青年夫妇，被当地人抓住后示众，围观人群中更多的是男性观众，而少数的女性观众，只不过是被用来当做观看杀鸡的猴子，是男权文化用来警示的对象，所以她们操持的也是男权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就连那位城里来的对青年夫妇不无同情的璜先生，也使用的是男性中心社会男性观察女性的眼光。沈从文在《长夏》《篁君日记》，《萧萧》和《丈夫》等小说使用的也是这种观察异性的眼光。《丈夫》写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一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作者对之虽不无同情，但在作者眼里“她们都是为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就这样被他淡化了。由于他取的是“丈夫”的这一男性的视角，所以他首先关注的是丈夫目睹妻子遭人凌辱时所带来的屈辱和男性尊严丧失时的痛苦，至于真正的悲剧主角――出外卖身养家的妻子，做那“猪狗”一样的事时的感受，却全不在丈夫和作家本人的关注视野之内。《柏子》里的柏子、《雨后》中的四狗、《第四》中男主人公之所以被认为人“洒脱”，只因他们有渔色猎艳的那份本领。在这一男性的视野中，女人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命运，则完全不在作者的兴趣范围之内。这一切缘于他对女性的“职能”及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的认识。在他看来，“女人就应该做女人的事”。“天生一个女人最大的义务就只是把身体收拾得很美”。（《一件心的罪孽》）女子应该完成她担负的“自然排定那份义务”。这是男性中心社会的妇女观。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已经被符码化地置于男权社会的网络之中，并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被赋予了带有男性观念色彩的性别特征和职能义务。操持话语权的男性作为文化发言的主体，虽然有时做出公正、中立的姿态，但在作品中这个主体总是被表现为男性。
在沈从文的一些小说中，部分女性在两性关系上似乎表现出了一定的主体性，如《旅店》里的黑猫，《豹子、媚金和那羊》中的媚金等，但这种主体性是具有一定的限度的，一旦威胁到影响了男性的权威地位，便会遭到扼杀。如《巧秀和冬生》里的巧秀妈，在拒绝了老族长的非分之想后，老族长就决定要将她沉潭。在我看来，这些女性并非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而只是作家用来与都市女性相比较，并借以攻击都市文明的一种工具。沈从文曾在《凤子》中说这些女子“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则有命妇的庄严”。“娼妓的放荡”常常仅系于一个男子或限于婚姻形式之内，而“命妇的庄严”则是针对婚姻形式之外的其他男子而言。这与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要求是一致的。事实上，女子或贞节，或放荡，无论她们做出何种姿态，她们都不过是在被动地折射着男人的欲求。在男子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女子莫过于“艳若桃李，冷若冰霜”。“艳若桃李”可满足男子自己性审美的欲求，“冷若冰霜”则可拒斥其他男人的非分之想。这是男性的自私，也是女性的悲剧。
托多罗夫说：“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需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是时间，而是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不同的事实。” ⑥沈从文在叙事时采用的是男性的视点，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视点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因而表现出来的不可能是女性主体真实的生命状态，她们的身上势必带有男权文化的印记。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任葆华（１９６８－ ），陕西华阴人，文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① 韩立群：《论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女性》，《山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②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３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９８页。
④ 周力等：《女性与文学艺术》，辽宁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９页。
⑤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２页。
⑥ 张寅德：《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