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之作什么意思 [盖棺之作]
时间：2019-02-14 05:39: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四日，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与世长辞。这位半个多世纪来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在身后留下了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根据出版者的后记，他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撰写《新史》，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交稿，当天下午，他的心脏病发作，两天之后猝然去世。这部书最近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克那普分社出版。
《新史》是一部教科书。写历史教科书的难处在于它既要采纳史学领域里的最新的学术成果，反映该领域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又要标新立异。这要求作者不仅具有驾驭大量材料的能力，而且具有深厚的学术修养。在众多的美国汉学家中，费正清在这方面属佼佼者。《新史》不是他编写的第一部教科书，六十年代，他跟其他人合作，写了一本《东亚史》；七十年代，他又参与主编了《剑桥中国史》。跟《东亚史》相比，《新史》旁征博引，大量引用美国汉学界在社会史，人口史，考古学以及人类学方面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它尽管没有《伟大的中国革命》那样淋漓酣畅，却也全无拼，芜杂之感。相比之下《剑桥史》费正清主编部分虽然内容丰富，毕竟是众手所成，不能充分反映费正清本人的学术思想。
《新史》要在短短四百页内叙述从山顶洞人到“四个现代化”的中华历史，并不容易。它要求作者对材料进行高度的概括。费正清在这一点上似乎得心应手。《新史》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宏观结构，全书分成四大部分：一、集权帝国的兴衰；二、晚期中华帝国；三、中华民国；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书中章节虽然严格遵守时间顺序，却又不拘泥于简单的断代。他的着眼点在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体制的发展、演进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多种因素。例如，在《新史》第三章的“佛教时期的再统一”的大标题下，费正清分别讲述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佛教的传入和影响，隋唐的统一、佛教与政府的关系、唐朝的衰落、唐宋之间的社会变化。着墨不多，却勾勒出中国社会两百年间的大致走向。
《新史》之新，当然还须体现在其观点之新。第八章中，费正清以“悖论：没有发展的增长”为题，试图解释中国在近代的种种困难，他考察了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和意义、妇女的社会地位、商业的组织方式、商人跟官府的依存关系以及法律的局限性。论述过程中，提出不少自己的见解。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于缺乏可靠的人口普查资料，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他通过中国历代围湖造田这样的事实来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缩小，此外，中国农村对新技术的缓慢吸收也间接显示了人口的压力。到了十九世纪，人口问题的负作用充分暴露出来。在工业和运输上机械跟廉价劳力争夺市场，从而危及许多人的生计；穷困致使购买力低下进而妨碍工业产品市场的形成；机械化和标准化的迟缓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也逐渐丧失竞争力，结果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分别被印度和日本挤出了国际市场。
我国史学界至今有这样一种观点：既然明末清初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那么如无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观点看来顺理成章，实际上立论并不坚实。首先，它是缺乏证据的假定；其次，它甚至没有反映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断。费正清却力图说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十八世纪中叶的相似是表面的。因为这时的中国为皇权和绅士阶级左右，一切新生事物都受到这两者的局限。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的商人不仅控制了城市，而且还逐渐争得了国王和民族国家的保护。中国的商人则自始至终没有取得独立地位，没有法律上的保护。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一律重农轻商，把农业作为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士大夫阶级一方面鄙夷商贾，一方面又不断从商人身上榨取钱财。而中国历史悠久而庞大的官僚机器则是现代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我们不一定同意费正清的所有观点，但这一章的论述大致阐明了中国在近代的经历的历史背景。
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比较认识，常常引出耐人寻味的结论。在第十三章里，费正清考察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和局限。在西方，言论自由和财产私有为自由主义的两大要素。可是在中国，这两者都需要官方的认可；在西方，利益是从国王到猪倌儿的政治动力，在中国，儒家不仅把利益等同于私心，而且视之为反社会的罪恶。当时中国宪法中也有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文，但它们多半犹如美国政党的施政纲领，是理想的目标，不是付诸执行的法律。此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公民的义务，假定统治者的无限权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受礼教束缚，一方面慑于政府的霸道，常常不能直言抨击地方豪强。由于势单力薄，他们一直不能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其结果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在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徘徊。
应该指出，对比方法不当也容易造成一种误解，有把西方的历史作为衡量中国历史的标准之嫌。费正清在《新史》和他的其他著作里挖空心思要说明的恰恰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的轨迹。为此，他再三告诫读者和学人在使用和碰见某些术语时要小心谨慎。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封建”一词的使用。我国史学界由于历史的原因，把从战国到清季的中国社会笼统地称为封建社会，直到如今，仍然沿用这一定义，不过给这一术语以特殊的文化内涵及时代特点。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地主封建制比起西欧的领主封建制来应是更典型的封建制。而在费正清看来，封建(feudalism)作为一个西方的概念远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得离开，又无权支配土地；而同时期中国的农民无论在法律上或是事实上都是自由的，可以买卖和占有土地。他认为从唐代开始，中国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家庭主义为基础，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绅士社会”(scholar-gentrysociety)。我认为，我们当然可以继续使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我国的传统社会，不过似有必要说明它不是feuda1ism的同义词，以停止不必要的理论纠缠。
出于同样的考虑，费正清一再告诫读者勿以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发展。这种态度，反映了他本人在认识上的进步。在分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方面，费正清的认识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五十年代，他提出了西方冲击――东方反应论，此说在美国汉学界风靡一时，但也引起不少争议。它的主要问题是以偏概全，夸大了西方入侵对中国的推动，夸大的中国社会的“超稳态结构”，忽视了中国社会本身的能动作用。不过费正清能够择善而从，接受别人的批评，修正自己的观点，在六十年代推出了传统――现代化模式，这种观点在《东亚史》里得到运用。可是何为现代化？何为现代化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没有跟冲击――反应论决裂。七十年代以来，费正清的弟子库恩(PaulCohen)等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主张在中国社会的内部去寻找变化和进步的动因。新一代的观点显然启发了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新史》中都不难发现“中国中心观”的踪影。例如，美国人长期自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对传教士在华活动津津乐道。不错，费正清说，美国教会势力，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在一九○五到一九二五年间在中国活动频繁，在开办学校，提倡现代教育方面功不可没。可是他提醒读者，西方援助的成绩浮于表皮，对中国人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无异杯水车薪。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对华援助大多跟中国的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挂钩，而后者只是中国人口中的极小部分。即使在那些成功的项目当中，充当主力的仍然是中国人
基于同样的道理，费正清也希望读者不要以暂时的成败来决定中国的“进步”或“落后”。例如，明代的中国本具有相当发达的航海技术，最后却因士大夫的阻碍未能走向世界。这使某些学者感到中国似乎故意赶不上现代技术和经济的班船。费正清指出，今天现代技术和经济增长已经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造成无数问题，却尚未揭示推迟文明毁灭的任何方法。言下之意，以上观点值得推敲。他预言，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赞赏明代中国的自我节制，它的稳定和健康。这样，今天看来的失败到那时便会被视为成功。在中国举国上下锐意现代化、在经济上向西方看齐的时候，费正清的遗言也许能使人为之一震。这使我联想到一些中外的学者，从哈佛的杜维明到台湾的朱高正，至今犹在苦苦探求让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复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记得钱穆也曾说过，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牺牲了自己的传统社会和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处在换世纪关头的中国学人，似有必要、也有义务探讨这样的问题。
《新史》表明，费正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本质和演化的大端理解得比较透彻。中国人常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费正清对此心有灵犀。在《新史》中，他旧瓶装新酒，反复运用“文”、“武”两道来说明中国历代政府的性质。他认为，文武两者之间，武也许更重要。建立新朝、镇压造反，惩治邪门歪道及不法官吏等，都需动武。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史家多图以史经世，通过写史代圣立言。结果家书多载“王道”，对“霸道”三缄其口，以免史祸。特别是那些由政府主持编修的正史，更缺乏对政府的失道或无道的记载。他举例说，《史记》中汉武帝的故事仅仅开了个头，暗示连“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也有难言之隐。这样的论断固然难得到证实，但它反映作者的敏感以及他处理材料的审慎。
现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受到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往往折射出过去。《新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多将这场历史悲剧归咎于个人对一场“阴谋”的假定。历史学则需多走一步，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费正清提醒读者，明太祖为粉碎他的宰相的阴谋杀了四万人，清代的乾隆曾担心朝内有阴谋，同治中兴则以阴谋开始。孙中山更是一生都在策划阴谋(即政变)。他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把政权极其政策混为一谈，反对一个政府或统治者的政策即反对该政府或统治者本身，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派”，于是阴谋便成了中国的特产。总的看来，儒家由于强调和谐，把政府看成统治者人格道德的延伸，因此对异议的容忍空间很小，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既有独特的过去，必然也将有独特的未来。《新史》的作者苦心孤诣要说明的正是这一点。由于作者的这一宗旨贯穿全书，结论也就水到渠成：
我们有理由把中国向公民社会的发展看成历史潮流，但却不必由此断定这一潮流将把中国引向有自由选举，代议制政府，以及法定人权的西方民主。相反，中国式的民主可能包括权力集团内部的选举，产生于某一政治集团的共识的代议制以及比西方的概念较为狭隘的人权等。
尽管费正清本人信奉自由主义，尽管他对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遇到的挫折感到惋惜，他仍然对于西方的沙文主义者以及那些企图将中国纳入西方轨道的人发出语重心长的告诫：
在西方民主政权找到制止腐败、保持民风的有效途径之前，西方的民主将不可能为中国人民仿效。我们外国人可以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人权，但除非我们能在制止新闻媒传上的暴力、吸毒以及控制枪技工业等方面作出表率，否则就很难教中国向我们看齐。相反，我们倒应该反问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正确。
衡量史学著作优劣的另一个标准是对历史的表述。大凡好的历史书籍，文字都相当精粹。在美国汉学界，费正清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著述不仅逻辑严密，而且文笔明快，妙趣横生，很少有书卷气。《新史》自然也不例外。也许因为考虑到它的大多数读者将是青年，语言更平易畅晓，许多地方更趋于口语。由于他大量使用第二人称，使读者感到作者在直接对他(她)说话。例如，费正清这样对美国大学生解释中国的缠足：“为了使你的脚变成三寸金莲，你的大脚趾以外的所有脚趾都被硬掰到脚掌下面。如果你想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就会让全身的重量压到弯曲的脚趾上。好在你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为了使你的脚变短，裹脚布已经使它们转朝后方，经过天长日久的挤压，你的脚弓被活活折断，向上窿起。这样一来，只有你的后脚跟在支持你的身体”这样形象的描述，使中国旧时妇女的痛苦跃然纸上。
对大多数美国大学生，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三分陌生，七分神秘。普通的历史课本和平庸的教师往往难于唤起学生思维的共振。费正清在这方面颇有方法。其中之一是类比。由于他“学贯中西”，在说明一些中国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时，往往能信手拈来西方历史上的类似情况，使学生或读者能够借助已经熟悉的概念或历史事件去理解的中国历史现象。例如，为了说明太平天国跟满清统治者势不两立，费正清指出太平军的长发比美国六十年代反叛传统的青年的长发更具革命性。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特殊产物，费正清叫学生们作这样的假设：某个美国总统怂恿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戴上袖章，在大街上阻拦行人，招惹是非，到别人的家里捣乱、挑起辩论，最后要他们占领政府建筑，工商业，服务部门以及社会团体。他说，如果学生真照办了，那么不到天黑，他们就会给一网打尽。这是因为美国的半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它包括专业人员、企业界、劳工界、教会和新闻媒介等等――不那么容易让他人摆布。谈到明太祖朱元章的税收政策，他引用美国家喻户晓的政治笑话说，明太祖的“不加新税”――布什总统一九八八年的竞选诺言――导致政府的腐败。今天的美国大学生读到此处，谁能不会心一笑？这样生动而诙谐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于篇幅限制，《新史》总体上偏重分析历史大趋势和重大史实。然而作者在细处和个别历史人物着笔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每每能够寥寥数笔便准确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历史贡献。谈到百日维新，他称康有为是“满腹经伦的学者，想象丰富，充满自信，专善在古代经典中中国适应形势的依据”。关于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他评论说，他们都不失为勤奋、认真的君主，每天一早就召见文武百官，谙熟经典，而且都亲自掌握国家大权。在大陆的领袖人物中，费正清对周恩来甚为推崇。论及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为时，费正清写道：“周成功的关键在于，第一，他认识到莫斯科的教条对中国革命没有指导作用；第二，他认识到自己缺乏使中共的政策适应中国国情的创造力。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才能在遵义会议上以居于毛泽东之上的身分，拥戴毛为中共的最高领袖。”这样的评价表现出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把握。
费正清去世前不久，曾接受台湾《光华》杂志(Sinoroma)记者的采访。谈到外国人是否能成真正的“中国通”时，他表示怀疑。读过《新史》之后，感到费正清毕竟还是局外人。他的论述看来条分缕析，面面俱到，使读者很难点出其纰漏。但是，细读以后，感到它骨多肉少，尤其是第一，二部分，内容稍嫌贫乏。他对中国近代的一些改革，例如清季新学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意义的估计稍嫌偏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更新能力的论述也属肤浅。
中美两国的关系自十八世纪末期以来，充满矛盾、困难和痛苦。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长期肤浅，在跟中国人交往时常常又一厢情愿，居高自傲，惯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判断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少数美国人关心中国，大多数美国人更关心自己。他们口头上奢谈利他，援助等等，骨子里极端利己，对中国人的利益，文化，心理，中国人在近代的遭遇和痛苦，毫无理解和同情。但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革逐渐强迫美国人修正对中国的看法，使他们认识到美国的局限以及中国的真正价值。在这一点上费正清也许可称先知先觉。他关心中国，却并没有跟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他研究中国革命，却始终跟中国革命保持着距离。他的话对我们有的中听，有的刺耳。不过归根到底，他还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不仅是美国人民的财富，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