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纽约书评》与《伦敦书评》：历史书写中的北爱尔兰冲突与和平

时间：2019-02-15 05:48:3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北爱尔兰和平谈判在多年周折后，把决定协议的最后日期定在今年的四月九日，也就是复活节星期五之前。政治谈判是否可行，和平能杏实现，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谈判各方在十日凌晨达成的协议给这个复活节以重大象征，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如此，参与谈判的各方和谈判之外的各界观察家都反复重申参与者是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敌手，强调这个和平协议的有限及其作为起点的性质。事实上，很多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和争论一直持续到协议达成之后，反映的已远远超出时事评论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月前的两篇书评相当有代表性，一篇是芬坦・欧杜尔(Fintan O’toole)一月二十九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麻烦的终结？》(The End of Trouble?)，另一篇是娄南・本奈特(RonanBennett)三月五日在《伦敦书评》发表的《走出庞德・隆尼(Out of the PoundLoney)》。两篇谈论的书并不同题，但却都是与爱尔兰共和军相配合的政治组织新芬党领导人杰瑞・亚当斯(Gerry Adams)的传记，实际的中心问题则是关于一个即将成为“历史”时期的讲述，以及进行“讲述”的权力。这样的争论发生在享有所谓言论自由的英美，发表在并非直接作为政治宣传喉舌的自由出版物上(参与和平谈判的各方在北爱尔兰境内都有各自作为宣传工具的合法出版物)，因而问题并不在于制度性的言论钳制，而是更复杂的话语关系。
　　欧杜尔的文章谈及两本书，杰瑞・亚当斯的自传和记者彼德・泰勒的采访集。从题目到内容，他都把北爱尔兰共和军(下简称共和军)定义为当地问题的唯一祸首、麻烦中心，并进而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共和军能够持续近三十年的暴力运动，而最终使亚当斯得以参与和平谈判的原因。他先讨论了两个决定共和军在北爱尔兰社会号召力的长期历史因素。一个是源于上世纪民族主义革命、类似于列宁主义“先锋党”的概念，依赖坚定的少数精英分子，通过武装暴力，实现爱尔兰全境的统一和独立。另一个是因十七世纪强行自苏格兰农业移民造成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对立。大多数观察家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两点，问题是这些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近三十年的冲突变得难以和解。欧杜尔因此把重点放在二次大战后的历史，观察公立学校和其他政策改革如何为爱尔兰天主教徒提供了膨胀虚妄理想和实现政治野心的机会。对和平协议的可能，他认为是共和军不得不在政府的明智面前退回到二十五年前在希思首相手里失去的谈判机会(饶有意味的是，菲利普・斯蒂文思在《金融时报》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短评中同样提及二十五年前希思首相失败的谈判尝试，在他的叙述中，当时的主要障碍是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坚持北爱与不列颠联合的新教“联合党”)。
　　对欧杜尔而言，共和军的观念基础是民族意识，三十年前冲突骤然加剧的原因主要是共和军虚假的民族主义理想。从这里，他跳到下一个命题：共和军的敌人不是非法的统治者，而是两个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国家――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共和国――以及在北爱尔兰六个县占多数的当地清教人口。这些定义为欧杜尔提供了回顾总结历史的逻辑基础和筛选史实的原则。简言之，英国政府在联合王国自一九二○年成立以来对北爱的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存在“非法”的问题，因而不存在以武装暴力进行反抗的“合法”基础。英国政府方面的任何问题，都是执行中的错误，可以通过民主合法的渠道，渐进改革地解决，不存在“民族”或“宗教”政治的问题。在“保皇党”和“联合党”方面，追随英国设定的合法渠道是其存在前提，不存在造成“麻烦”的任何可能，因而根本没有作为当地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欧杜尔的分析中。爱尔兰共和国对北爱冲突的意义，只在于其提供了经由民主制度削减以暴力解决冲突的成功先例，除此之外，欧杜尔只字未提爱尔兰共和国宪法中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要求。“共和党”，特别是共和军，自然就成了这个地区唯一不遵“纪”守“法”的破坏力量。更进一步，欧杜尔简要论证了当初将整个爱尔兰分割成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两部分在经济发展上的合理性，从而把北爱最近三十年的冲突重新纳入一个传统“精英”的解释框架：现代国家制度是高度理性的产物，政治家必须寻求并坚定地坚持“理性”原则，以控制社会上破坏性的“非理性”力量。“理性”是他肯定国家机器的根本，也是他区分可接受的体制内“精英”和不可接受的体制外“精英”小集团的原则。对付共和军这样的非理性的体制外破坏者，竟然会发展到动用“和平谈判”，不能不说是对英国现有制度法理基础的挑战。这才是欧杜尔在和平协议面前需要解答的真正问题，也正是上一届梅杰保守党政府主持和平谈判时的根本困惑，并且是一九九六年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比欧杜尔的讨论，本奈特的文章，以及此前《伦敦书评》二月五日刊载的休・玛斯汤(Hugh Maxton)一九七二年“流血星期日”当天的日记，对冲突的历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本奈特批评的对象是一本“未经授权”的亚当斯传。在他看来，这本书的主要精力和目的就在于低毁亚当斯，并不加分析解释地力图证明共和军和新芬党就是一回事，言外之意共和军的不齿是毋需证明的，因此不能信任亚当斯在和平谈判中的表现，而和平谈判这一着也就是根本不可取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欧杜尔逻辑的延伸和应用。本奈特指出，不论是追索共和军口号的遥远历史渊源还是讲述亚当斯出身于穷困的庞德隆尼社区的琐碎背景，事实上都可以服务于截然相反的宣传目的和意识形态，却无助于解释重大的历史变化。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说明六十年代北爱的民众运动主要是人权运动而不是民族运动。当自由与人权的理念引导不同宗教信仰者走上街头时，政府的镇压引起的极大震动首先在于人们意识到这个“制度”，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国家机器异化于自己的强大与狰狞。震动同时在于对自身无能为力的深刻体会。这是当时一部分人坚决要求拿起武器的最根本原因。当时即使伦敦的大报也都充满同情。而英国政府特别是当时的北爱地方政府以“宗教矛盾”为解释，对一切有追求爱尔兰独立嫌疑的人，特别是天主教徒家庭，采取了临时“集中营”措施，长期无理拘留大批平民不加审判。对本奈特来说，这才是北爱冲突后来在话语上转变为宗教冲突的根源。如今的和平谈判同样如此。本奈特仍以自己的第一手材料说明，共和军并没有痴迷于以武力追求爱尔兰的即刻统一，他们要的是靠得住的“公平”，对握有国家机器权力者，宁可保持怀疑态度。我们不禁想到，当一个国家机器以“理性”为其掌握下的所有实际屠杀者消弭了责任时，这个国家机器对牺牲者的信用就不能不大打折扣。
　　本奈特的文章终结于对舆论转向的批评，指责一般报道迎合英国本土读者对暴力的厌倦心理，轻易滑人丑化政治对象、简化史实的老路。如果我们将此看作对真正“理性”的呼吁，则其对立面既有借“理性”之名控制既有秩序压制自由思想的政治制度，也有因应“理性”而跨越历史思考直接进入话语求索的经院权威，更有以麻痹讨好消费者为出发点的大出版商影响下的“公众舆论”。且不说，正处于旋涡中心的政治家在今日英美会有“未经授权”的传记，本身就指向名誉权无暇顾及的一面。更微妙的是，本奈特和玛斯汤在文章中都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家庭与新教和政府机构的联系，以证明他们的观点与宗教派别无关。为什么这样的表白至今仍是必要的？让人不禁体会到不但和平的前途仍然荆棘丛生，“自由”的思想者也还没有获得思想的充分自由。
　　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在促进恢复北爱和平谈判时，宣布重新调查一九七二年“流血星期日”事件；在推动和平协议的达成时，也在大力推动宪法改革。和平和制度，都需要理性作为基础。而防止陈旧的理性走向和平的对立面，需要的是以历史理性更新制度理性的洞察力与勇气。北爱冲突及其引发的对“讲述”的争论，应该足以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精英”与“庸众”之分转到更为复杂的对综合历史经验与理性的追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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