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1939年绍兴陆与可１９１１年在绍兴的那个“周恩来”是谁？

时间：2019-02-19 05:34:5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97年12月，浙江绍兴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血脉深情忆总理》一书。书内收有绍兴周尚麟的一篇文章《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文中说：我10岁时（清宣统三年）的3月底，下午从尚德学堂放学回来，母亲对我说：“七少爷回来了。今天由王家（指王子余先生家。王子余是周恩来的堂姑父）派人送来的。”我问：“七少爷是啥人？”母亲说：“他是攀龙公公的孙子，比你大四岁，属狗的，住在二妈家里。他是官家之子，有礼貌的，你要守点规矩。”
　　该文又说，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比我长一二岁的堂兄德昌、咸昌玩放风筝（瓦片鹞），我同小叔周云峰在旁观看。七哥露面了，他身穿长衫，头戴秋帽，梳着一条辫子……他还讲英文给我听，说上海叫“香海”，又用英文拼出我的名字给我看。作者并说，“这年七哥是在二妈家里过年的。”
　　1993年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周恩来》一书，其开篇就是绍兴周尚麟先生的回忆《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文章开头就说，1911年（辛亥年），我家住绍兴掇木桥“百岁堂”。这一年我10虚岁，在绍兴大营里尚德学堂读三年级。阳历3月初的一天，放晚学回家，母亲对我说：“二妈家来了个人，你要叫他七哥哥，要有礼貌。”我问：“七哥哥是啥人？哪里来的？”祖父说：“他是从淮安来绍兴的，小时候跟大人也来过。今天是从火珠巷王家姑母那里来的。他是攀龙公公的孙子，比你大四岁，生肖属狗的，你的堂兄弟，名字叫恩来。”……记得第二天，……七哥来了。他穿着长衫，戴着秋帽，向着我们微笑。……问我家里有几个人，读几年级。我那时人还小。三妈就代我回答说：“他家有六个人，尚麟的父亲早死了，靠70岁的爷爷在菜馆打杂，靠妈妈做针线，才勉强维持着一家的生活。”七哥听了，表示非常同情，他说：“尚麟兄弟，不要难过。你还有亲妈妈，我的妈妈早死了呢！这次我是从奶奶家里过来的。”七哥还说，自己在淮安生活很困难，父亲流落在外地，失了业，伯父在外省，有时靠着典卖东西来维持生活，日子也是很艰难的。
　　这两本书在说“周恩来”在绍兴的时间上都说是“宣统三年”、“辛亥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而且还说他是在绍兴过春节，从上下文看起来，是1912年的春节。那么“周恩来”在绍兴的时间近一年，跨度从1911年的3月到1912年的年初，这样，这件事的事实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信了。
　　因为周恩来是1910年离家赴东北的。1916年2月23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读书时，曾写了一篇作文《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他在该作文的开头就说，“年华逝水，岁月不居，余负笈津门，亦已三载矣。追忆曩昔，离乡别弟之日，于今六阅寒暑，一年铁岭，二载沈阳，随遇而安，因时而学。”
　　在这里，周恩来自己记述得最清楚：他离家6年了，而且离家后的第一年是在东北的铁岭，第二年到的沈阳。建国后的1962年6月15日，周恩来还曾到铁岭地运所等地访故，称铁岭是他的第二故乡。这实际上就已从根本排除了周恩来1911年在绍兴、1912年春才离开的说法。
　　《回忆敬爱的周总理》也好，《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也罢，作者都是绍兴周氏族人周尚麟。周尚麟在建国后曾与周恩来有过交往，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但他只是绍兴周氏50房家族圈子内的一位人物。如果按辈分排列起来，他比周恩来长一辈，是周恩来的“再从堂叔”。周尚麟在文章中却一再称周恩来为“七哥”，显然，他童年的记忆是错的。必须指出的是，在周恩来去世后，已经76岁的周尚麟在回忆周恩来时仍然一再称周恩来为“七哥（绍兴市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周恩来与故乡绍兴》12页）”，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文章的可信性和准确度了。因为一位连自己跟周恩来辈分都分不清的老人，他的话还能有多少准确性呢？
　　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1998年2月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周恩来家世》一书。该书的绍兴部分是绍兴越文化、地方史研究专家张能耿同志负责的，他是该书的第一副主编。但在他负责编选的该书有关周恩来与绍兴的内容时，虽有专章介绍周尚麟，却并没有采信周尚麟说的1911年周恩来在绍兴的说法。
　　周尚麟在回忆里说，“七哥”自己说“在淮安生活很困难，父亲流落在外地……”这也不符合周恩来当时对自己亲人的实际称谓。因为周恩来是不满一周岁就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为子的。按当时的宗法规矩，他只能称小叔父周贻淦为父亲，称小婶母陈氏为母亲，而对自己的生父周贻能是改称为“干爹”，称生母万氏为“干妈”。这样的称呼法一直持续到他旅欧之前。
　　1918年周恩来旅日期间记了一年的日记，被收录进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南开大学联合编辑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书。在这年的1月8日的日记上（《周恩来早期文集》311―312页），他写道：
　　今天起来，正往单人教授那里去上课，走进东亚，接着八弟（指周恩来的胞弟周恩溥。周恩溥是周贻能先生次子，大排行八――笔者）的来信，打开看时上面写着“八叔父（指周贻能先生胞弟周贻奎，他是攀龙公的三子，大排行八――笔者）故去”五字。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一样。想起我爷爷膝下四子，我父亲（这里指其嗣父周贻淦。当时周恩来称其嗣父母为父亲、母亲，称其生父母为干爹、干妈――《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的原注）早就去世，以后接着四妈、干娘、母亲同着姐姐、弟弟全都去世，四伯自四妈去世后，隔着八年四姨才进门来，跟前又没有个弟兄，干爹从干娘死后已经十一年了，总没有再续。我是父母双亡。一支中还算八伯（这是周恩来以周贻淦嗣子身份的称呼，如按生父应和胞弟恩溥一样称为八叔――笔者）跟前是完全的，不想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极顶了！
　　在这里，周恩来所说的“这支”是指他祖父攀龙公这一支系。“四房头”则是指周恩来嫡亲父辈的四兄弟。其中，“鳏”是指他的亲生父亲周贻能先生，妻子去世11年没有再续。“寡”指他的八妈杨氏，因为八叔刚刚去世。“孤”指他自己所代表的嗣父这房头只剩下他一个人。“独”便是指他的四伯周贻赓，因为周贻赓膝下一直无子女。这样，周尚麟回忆的“周恩来”说他流落在外地的“父亲”就与周恩来当时对生父、嗣父的称呼不吻合了。
　　根据以上三点分析，1911年在绍兴的这个“周恩来”肯定不是周恩来本人，而是另有其人。那么他又可能是谁呢？根据我们综合各方面资料看，他极有可能是周恩来胞弟周恩溥，因为周恩溥大排行第八，当时周恩来称其为“八弟”。
　　一是周恩溥只小周恩来一岁。据周家人回忆，恩溥小时顽皮。他爬树、打弹弓、游泳甚至耍刀子这些危险游戏都敢玩。据淮安（今淮安市楚州区）最早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张人权、杨大生等人介绍说，周恩溥由于母亲死后父亲又常年在外，无人管教，养成像野马一样的性格。特别是他稍大一点后便不肯再听从八婶母杨氏的管教，经常和八婶母顶牛、犟拗，十多岁后尤其如此。曾因一次和八婶母顶牛后负气离家出走，沿大运河堤一夜之间一直跑到扬州。鞋磨破了，扔了；脚起泡了，流血了，他也没有回头，一直走到表兄万叙生家。为此事周恩来还曾写信自责说“七载荒废，责在父兄”呢。因此周恩溥很可能是在和八婶顶牛后去绍兴的。这从周尚麟回忆中没有出现淮安周家其他人在旁也隐约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个“周恩来”还敢和八一公公顶嘴，又说“父亲流落在外”等口气均十分符合周恩溥的身份和性格。
　　再者，据大量史料调查，没有发现周恩来在淮安学过英语的事实，直到他在南开读书时，英文成绩还比较差，怎么可能在他童年就那么熟悉英语呢？
　　三是，笔者2002年10月曾就此询问过周恩来嫡亲侄女、周恩来亲属中专门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周秉宜女士。她综合各方资料后得出结论说，绍兴说的这个“周恩来”可能是我们的二伯周恩溥。笔者完全赞同她的这一准确判断。
　　责任编辑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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