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基督徒的光辉
时间：2020-04-22 05:14: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许地山的《玉官》生动地记述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染的玉官面对基督教信仰的复杂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再现了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传统文化的冲突与抵抗。作者努力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给玉官带来的内心碰撞中来显示出基督教信仰带来的心灵净化与文化皈依的作用，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基督徒形象——玉官。玉官这一形象既不同于西方社会中虔诚的传教士，也异于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基督徒，她光彩夺目，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和思想价值。
关键词： 玉官形象 独特性 矛盾性 动摇性
正如沈从文在《论落花生》中所写道“生于僧侣的国度（？），育于神学宗教学的熏染中，始终用东方的头脑，接受一切用诗本质为基础的各种思想学问，……”[1]，许地山深受了中西方文化的濡染，他的身上既有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印痕，他的文学作品中还呈现出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许地山的中篇小说《玉官》则通过对历经坎坷终归基督的“圣经女人”玉官的描写，展现出身处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中的中国基督徒的复杂的文化心态和宗教情绪，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独具性格特色与艺术美感的中国式基督徒形象。
（一）
《玉官》这一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玉官的丈夫死于战火，年仅21岁的她便寻依老习惯抚孤成人，不愿再蘸，与两岁儿子建德相依为命，过着寡居的清苦生活。她丈夫的叔伯弟弟粪扫殷勤往来，只为了自己能从卖房子或将玉官改嫁中沾一些利益。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玉官想到“寡妇的家岂能容男子常来探访！纵然两方是清白的亲属关系，在这容易发恶酵的社会里，无论如何，总免不掉街头巷尾的琐语烦言”，而且“《周礼》她虽然没考究过，但从姑婆、舅公一辈的人物的家教传下来‘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一类的法宝，有时也可以祭起来。不过这些法宝是不很灵的，因为她所处的不是士大夫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玉官连螺介式的生活政策也不能实施，只能采取“飞鸟式的生活方式”，携着粮食和儿子去隔壁邻居杏官家去躲避。于她而言，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将儿子抚养长大，最好能得个一官半职，给自己请个封诰，表个贞节。为了丈夫运灵的事，她“常常关在屋里痛哭，有时点起香烛在厅上丈夫的神位前祈祷，许愿。”小说开篇就塑造了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形象，她执著地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约束着自己的言行，自觉地追求着现实世界的人生意义。
然而为了能够筹集儿子的学费，希望儿子日后能够取个一官半职，实现给自己请个封诰表个贞洁的愿望，在邻居杏官的撺掇与推荐下，玉官去做了福音堂的“阿妈”。洋主人得空便向玉官说教，并一意劝她进教，把小脚放开，成为一个“圣经女人”。经过几星期的考虑过后，为着薪金和儿子的学费问题，她终于应允。虽然“姑娘每对她说天路是光明、圣洁、诚实，人路是黑暗、罪污、虚伪，但她究竟看不出大路在那里……她也不很信人路就如洋姑娘说的那般可怕可憎”，经过一年的修业，玉官也进了教，然而“对于教理虽然是人家说什么，她得信什么，在她心中却自有她的主见”。此时的玉官仍然追求着她的现实生活的人生意义，内心思虑着儿子的功业与自己的封诰。“她的内心深处仍然向往着儒家文化所规范的人生境界，儿子的出人头地仍然是她的执著渴望，她所注重的仍然是最庸常的人伦生活”。在传教过程中，她一本正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表上的基督徒：“每天到城乡各处去派送福音书、圣迹图，有时对着太太姑娘们讲道理。她受过相当的训练，口才非常好，谁也说她不赢。虽然她不一定完全信她自己的话，但为辩论和传教的原故，她也能说得面面俱圆”，她的内心还没有真正的信奉上帝，顺从神的旨意，但她的言行却活脱脱是一个传教士所为；[2]“她的装束，在道上，谁都看出是很特别的黑布衣裙；一只手里永不离开那本大书，一只手常拿着洋伞；一双尖长的脚，走起来活像母鹅的步伐”，虽然不能理解《圣经》的神学知识与教理，但她的装束已然像极了基督徒；[3]当玉官害病后，她竟想“这也许是李家的祖先作祟，因为她常离家，神主没有敬拜的原故……，她在床上想来想去，心里总是不安，不由得起来，在夜静的时候，从梁上取下红口袋，把神主抱出来，放在案上。自己重新换了一套衣服，洗净了手，拈着香向祖先默祷一回”，由此祭祖与敬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性在玉官的行动中凸显。她表面上充满了对上帝的敬虔之意，虽不甚明白教理却也到处面面俱到，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乖顺与遵循，她并不信服基督教最后的审判的信条，而执著地认为祖先是必须时常崇拜的。
《圣经》中对这类外表的基督徒有相关的描述，如提摩太后书三章5节中说到“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以赛亚书29章13节中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罗马书二章28-29节也写到“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些都表明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对上帝怀有内心底的服膺与顺从，而不仅仅是仪式上的遵从。许地山笔下的玉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交融与冲突中的产物，我们既不能否认基督教文化对她产生的影响，更加不能抹灭她身上所带有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烙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处于多元文化语境中人的文化身份的追寻所作出的努力与精神确认的艰难。在此过程中，许地山所塑造的玉官形象代表着他所进行着的独特文化意义上的思考。
（二）
法国学者谢和耐说“对于基督徒来说，除了对天主，圣母及其圣徒的崇拜之外，任何其他宗教崇拜都是邪恶的，其教义要求摧毁所有泛神论的证据。因此，任何向往受洗礼的人都必须首先摒弃其家宅中的可以使人联想到迷信的东西：老释经书、占卜著作、神祗的供像和画像”[3]。然而，小说主人公玉官却完全背离此道，不仅将祖先的神位用红口袋包好束在梁上，而且总是随身携带着传统文化的代表著作《易经》并将此作为护身符。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玉官始终怀着对神位的虔敬。为了战死的丈夫运灵的事情，她“常常关在屋里痛苦，有时点起香烛在厅上丈夫的灵位前祈祷，许愿”；在玉官成为福音堂“阿妈”后，“每月初一、十五，她破晓以前回家打扫一遍，在神位和祖先神主前插一炷香，有时还默祷片时，这旧房简直就像她的家祠，虽然没得赁出去，她倒也很安心”；当她修业入教后，虽然在门口换上信教的对联，却“准知道她把神主束缚起来，放在一个红口袋里，悬在一间屋里的半阁的梁下。那房门是常关着，像很神圣的样子。她不能破祖先的神主，因为她想那是大逆不道，并且于儿子的前程大有关系”；当她害病后将原因归结为李家的祖先作祟，于是“心里总是不安，不由得起来，在夜静的时候，从梁上取下红口袋，把神主抱出来，放在案上。自己重新换了一套衣服，洗净了手，拈着香向祖先默祷一回”，可见玉官对传统文化的信服；儿子害病后，玉官便断定是许多年没到公姑坟上去祭扫的缘故，于是在陈廉的帮助下，深夜“拈着香，默祷了一回，跪下磕了几个头”；儿子结婚后，因为教会的信条不允许向任何人拜跪，只能行鞠躬礼时，玉官“以为儿子完婚不拜祖先总是不对的。第四天一早趁着建德和雅言出门拜客的时候，她把神主请下来，叩拜了一阵，心里才觉稍微安适一点”；玉官被释回到家中后，什么也不理会，“只是急忙地走进厅中，仰望见梁山，那些神主还悬着，一口气才喘出来”；儿子建德接玉官去南京，她“把家乡的房子交给杏官管理，身边带着几只衣箱和久悬在梁上的神主，并残废的天锡”……玉官心中的神主时时刻刻的牵扯着她的行动，对她的心理有暗示作用，由此可见儒家文化的传统伦理道德对她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她循着祭祖的传统为自己的内心寻求些许的安慰，希求在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中达到平衡。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易经》则是儒家文化的渊源。对于基督教徒而言，他们高捧《圣经》而摒弃《易经》以示对上帝的信服。然而，许地山笔下的中国式基督徒玉官却兼有《圣经》与《易经》，在她看来，这二者存有不同的用处：“平时她想着《易经》的功效可以治死鬼，如今她却想着《新旧约圣书》倒可以治活鬼”。
小说中玉官最先在邻居杏官家接触到《圣经》，她为了躲避粪扫的纠缠来到杏官家里，看到了杏官桌上放着一本很厚的金边黑羊皮《新旧约全书》，但对于杏官所说，玉官并不相信，甚至觉着可笑。她的好奇与怀疑促使着“她偷偷地掀开那本经书看看”，“可惜都是洋字，一点也看不懂”；当她成为“圣经女人”时，“她那本罗马字的白话《圣经》不能启发她多少神学的知识”，但此时她对于基督教教义仍然不甚了解与相信，只是要做到外表上的名副其实罢了；玉官传教过程中，夜晚借宿药房，“取出《圣经》放在床上，口里不停歇地念乃西信经与主祷文，这教她的心平安了好些”，此时《圣经》被她用来辟邪驱鬼；战争时候，她带领众人唱圣诗、祈祷，并未群众念《圣经》，由此而得着力量“觉得刚强起来，心中想着所信的教也常教人为义舍命”……从玉官不信《圣经》所言到受到《圣经》带来的震撼力量看来，基督教文化给她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在此过程中，身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玉官，又没有放弃传统儒家文化。她巧妙地杂糅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应对复杂的生存境遇。当她传教借宿荒废的药房时，“一夜之间，她觉得被鬼压得几乎喘不了气”，“她想中国鬼大概不怕洋圣经和洋祷文”，看到陈廉枕边的《易经》，“她恍然大悟中国鬼所怕的，到底是中国圣书”，自此之后，她的书包里总夹着一本《易经》。直至最后，玉官下南洋寻找陈廉，她小箱子里装的仍是几十年随身带着的老古董“一本白话《圣经》，一本《天路历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经》”。
至此，《圣经》和《易经》已经成为玉官人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法宝，她以特异于西方传教士对《圣经》的高度信奉以及异于中国人民对《易经》文化的固执坚守的杂糅姿态，进行着独特的人生体验。
（三）
小说中所描述的颠沛动荡的现实生活，对宗教信仰的摇摆，对情感生活的不坚定等，都让我们看到玉官在历经坎坷与磨难的动摇中不断地成长，体现出人物形象的动摇性。
玉官与儿媳之间出现矛盾后，使她原先“造就儿子的前程”的工作意义发生了改变，她想到了陈廉，并且“决定辞掉女传道的职业，跟着陈廉在村里住”。然而当她发现陈廉或许是杏官的逃夫以后，“心理已冷了七八分”。及至媳妇死了之后，她对儿子又恢复了从前的一切希望，“也不觉得再醮是需要，反而有了祖母的心情”。在对待自己感情生活方面，玉官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她以对儿子建德的期盼为导向，而并不是从自身情感出发，赋予了这一人物形象动摇性特征；当玉官在知道陈廉或许是杏官出逃的丈夫时，她“又不敢告诉杏官，怕杏官酸性发作起来，奚落她几句，反倒不好受”，及至最后“她才把要到婆罗洲找陈廉的话说出来。她说，自从她当了洋教士的女佣以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杏官的恩惠。原先她还没理会到这层，自从南京回来以后，日日思维，越觉得此恩非报不可”，从玉官对杏官的坦白中，可以得知玉官经历了深刻的内在思想的矛盾性体验；然而，玉官“对于她自己的信仰，如说摇动太重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弄不清楚”，一方面她经历着传道生活，另一方面却渴望着恬静安适的人伦生活。当玉官得着游行示众的刑罚时候，“她深信她的上帝能够保护她……心里反而坦然，毫无畏惧”，然而在被释后，她却什么也不理会，“只是急忙地走进厅中，仰望见梁上，那些神主还悬着，一口气才喘过来”。在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过程中，玉官是摇摆不定着的，她始终不能够确立自己的位置，体现出人物形象的动摇性。
在写于1922年的文章《宗教的生长与死亡》中，许地山表示“我信诸教主皆是人间大师，将来各宗教必能各阐真义，互相了解。宗教底仇视，多基于教派的不同，所以现在的急务，在谋诸宗教的沟通。”[4]他的沟通诸宗教的文化构想，在玉官这一性格独具的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了艺术化的呈现。在玉官这一人物形象身上，不仅融会了作家自身的宗教修习，同时也承担着作家对基督教中国化与世俗化的思考，承担着作家对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传统中国人的情感体验的传达。作家许地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独具艺术美感和审美意义的文学形象，这在之前之后的文学史创作中都难以找到与此相媲美的创作，是不可忽略的文学现象。
除此之外，它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了宗教沟通之间的障碍与艰难，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众对于基督教的侵入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觉心理。他们逐渐的领会到了基督教的情感冲击，但又不敢舍弃对神主的尊崇。在经历着畏惧、焦虑的复杂的宗教情绪，体验着挣扎矛盾的过程之后，他们完成了自身最终信仰的归属。正如夏志清先生对于《玉官》的评价，认为它是“在浅薄的思想和唯物主义泛滥的时代中不可多得的一个重申精神力量的寓言”[5]。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论落花生.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218.
[2]杨剑龙.写出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基督徒的复杂心态.金陵神学志，2004（一）.
[3]谢和耐.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许地山.宗教的生长与死亡.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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