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
时间：2020-04-22 05:14: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晚清时，诸多新思想、新学说传播到中国。面对中国社会的变局，不同人做出了不同选择。晚清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变局，同样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人固守传统，有人接受西学。刘大鹏和蔡尔康是这两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以这二人为中心，晚清知识分子的分化可见一斑。这种新与旧的分化，是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晚清 知识分子 分化 刘大鹏 蔡尔康
作者简介：米斯琪，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历史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8.248
晚清是一个新旧杂糅的时代，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晚清知识分子的选择却完全不同。在晚清的时代剧变中，传统的知识分子日渐分化。在内陆乡村的传统知识分子，难以接受新学，大都落后于时代，人生多与他们的父辈相同，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望的乡绅。刘大鹏是这一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但同时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如在洋人报刊中任职的华人主笔蔡尔康。
在晚清的时代变局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大相径庭。刘大鹏与蔡尔康就是这两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本文拟就以蔡尔康和刘大鹏为中心，梳理、考察晚清知识分子的分化。
晚清知识分子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他们的生平、学术谱系、思想观念都是学界研究的对象。刘大鹏、蔡尔康是本文关注的典型晚清知识分子，学界也有一些涉及这两位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
因《退想斋日记》的校订出版，学界对于刘大鹏的研究成果较多一些。罗志田教授在其《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一文中以《退想斋日记》考察科举制废止和近代社会阶层的变化。沈艾娣在其《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一书中未将刘大鹏的身份固化，而是将他视为儒生、乡绅、孝子等多重复杂的角色。以刘大鹏为切入点考察华北乡村、国家政权在近代的嬗变。除此之外，关晓红教授的《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一文则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退想斋日记》与《朱峙三日记》中关于科举的内容，视角新颖。学界关于《退想斋日记》和刘大鹏其人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这些研究也涉及了思想史领域，但更多是对传统思想的考察。
关于蔡尔康的研究多为新闻学角度的新闻史的研究。姚福申先生的《蔡尔康先生行年考略》一文对蔡尔康的生卒年、职业生涯进行了基本的梳理和考辨。杨代春教授《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一文记述了蔡尔康的生平并分析了以蔡尔康为代表的华人主笔对《万国公报》的作用。田中初教授对蔡尔康的职业生存进行了研究。此外，樊亚平、王小平对以蔡尔康为代表的华人编辑群体的职业认同进行了考察。总体来说，关于蔡尔康的研究是相对少的，且大都为蔡尔康生平的考察。但这些研究梳理了蔡尔康的生平，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是颇具价值的。
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刘大鹏、蔡尔康的研究是有一些的，但甚少关注他们的分化。这种分化是晚清时代剧变必然导致的分化，实际上是晚清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缩影。笔者将在后文梳理两人的生平，并以两人对待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为切入点，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考量晚清知识分子的分化。
一、 生平：刘大鹏、蔡尔康的“相似人生”
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6月9日，卒于1942年8月30日。在刘大鹏的一生中，多次参加科举考试。1878年考中秀才，1884年中举。之后刘大鹏参加了三次会试，均不中。自1886年开始，刘大鹏在山西省太谷县票号商人武佑卿家中任塾师二十年。而后他在家乡办学，募集资金修缮晋祠及太原县道路，编修了大量地方史志。这使得刘大鹏在乡民间的威望颇高，并在1908年成为山西省咨议局成员。民国成立后，刘大鹏曾担任许多地方性职务。
蔡尔康，字紫绂，别署铸铁庵主、楼馨仙史、海上蔡子等，上海嘉定南翔人。经姚福申先生考证，蔡尔康生于1852年，卒年不详，约为20世纪20年代后。蔡尔康生于一个传统底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对他期望颇大，有意培養，“蔡三岁识字，十岁读群经，弦诵一堂”。但是蔡尔康却并未完成父辈对他的期望，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能被中举。在入仕为官无望后在人引荐下出任《字林沪报》、《万国公报》等报刊的主笔或编辑。蔡尔康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中度过。在这些报刊中，他扮演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他将传教士、翻译人员编译的西方著作润色成中国人更能接受的文言文体例。此举客观上也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也使得这些报刊的销量大增。
刘大鹏与蔡尔康的相似性是非常突出的。两人都来自传统家庭，受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在父辈的期望和要求下，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考取功名。至此，二人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观念应是十分相似的。但面临无法入仕，维持生计的困窘局面，两人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刘大鹏在山西当地一位富商家里做私塾先生，长达二十余年。刘大鹏回到家乡后，创办学校，集资修葺晋祠及周围道路。除此之外，刘大鹏还编修了大量的地方史志。蔡尔康在多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进入洋人报馆，成为了华人编辑。两人的人生道路、思想观念就此产生分化。本文将在后文试举两人在同一事物上的不同观点，以此具体论述以两人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思想的差别和分化。
二、差异：思想观念的分化
外敌入侵、政局变动、西学传播、日常生活变迁，这些都是晚清时代剧变中的。面对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不同的人受多种因素制约自然会做出相当不同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新党与旧党之争，是不同群体的分化。
知识分子群体是晚清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群体，面对晚清的时代剧变，清末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分化。刘大鹏与蔡尔康都为晚清知识分子，但面对同一事物的观点却完全不同。刘大鹏、蔡尔康是坚守传统的知识分子与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于坚守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而言，两个群体思想分化最为明显一点就是对西学、对基督教、对传教士的看法。
以刘大鹏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明、基督教是相当排斥和抗拒的。因科举取士标准的变化，传统的四书五经已经无法满足朝廷选拔官吏的需要。像刘大鹏这样的传统士人也不得不学习西学，学习时务策。但是刘大鹏认为士人“只是管攻时文，并不以经史为根柢”这种风气是士风日下。从刘大鹏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对于洋务策、时务策这种西方舶来学问的不屑。
在《退想斋日记》中，刘大鹏多次记述了山西地区的基督教和教民的活动，这说明他非常关注基督教传教活动。刘大鹏一直以维护社会传统道德为己任，对基督教种“异端”宗教非常排斥的。刘大鹏在光绪二十七年的日记中写到：“吾邑洞儿沟为晋阳一川教民屯聚之巢穴，且其中有煽惑华人之洋寇，怂恿教民元旦叛乱，虽属谣言，然究为实在情形也。”刘大鹏在街市上遇到“讲耶稣教”的人，也要特地在日记中记下来，强调他们是在“蛊惑愚民”，他非常担忧传教活动的蔓延，且基督教传教活动在晚清已经有了从省城传播到乡镇，甚至传播至村庄中的趋势。刘大鹏对于基督教的担忧无疑是出于维护儒家思想、传统民间信仰的考虑。而他对受了基督教“蛊惑”而入教的教民同样非常不屑、轻蔑。他在日记中写到：“凡入教者皆莠民……教夷固愚，教民更愚”。
刘大鹏对于西学、基督教传教士乃至教民的傲慢态度，是晚清传统守旧士人的普遍态度。他们以传统士人自居，在西方思潮和基督教蔓延至中国社会时，他们扮演了传统思想、传统道德卫道士的角色。
与传统士人不同的是，在外国人、传教士报刊中供职的华人主笔群体，则接受了西方的西学、基督教。这些华人主笔，大多是在洋人报馆中工作。在与洋人、传教士长时间接触中，这些华人主笔对西方文明更为了解和接受。对于寄身外报者而言，传教士、基督教与西学并非洪水猛兽。
蔡尔康在其发表在《万国公报》的多篇文章中，不吝对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的赞美。称中外之人都将林乐知尊为“泰山北斗”。他高度赞扬林乐知的奉献精神，“基督教爱人如己之良笺，如先生者，洵可谓义务所负矣”。蔡尔康还指出了林乐知在传播西学上的突出作用，称林乐知将“泰西之良法美意”都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中国人。在《送林荣章先生归美国序》这篇文章中，蔡尔康指出，“隅而周知外事者，非教士传□西书之力耶？中华声教外海宣扬者非教士编译华书之功耶？学塾愈人愚，医院疗人疾，非教士好行其德之明效耶？机器代人力，军械助人威，非教士讲求格致之实功耶？”对传教士传译西书、宣传中国思想、开办学校、设立教会医院、讲求格致精神的种种功劳进行了颂扬。
可以看出蔡尔康对待基督教、西学、传教士的态度与刘大鹏截然相反。蔡尔康接受西学，并对基督教、传教士高度赞扬。他在《设文会以广见闻议》一文中提到西学是国家兴盛的关键所在，必须要设立新学书院，“而新学书院之肄业诸生即奉之为导师，其所讲而见之闻之者无一非广学也。学日益广，闻见日益新，国即日益兴”。蔡尔康在后文中阐述了他认为应当振兴国家的三条必经之路，“总之国家今日需何事，即有深明此事之人以应之。苟舍此而不讲，则学者虽有羡慕西学之心，而传译失真，名师难访，有不望洋而兴叹者哉？”，他认为“以上三端，实为振兴中国之权舆，并非老生常谈，迂腐而不可行之事。”
蔡尔康之所以能够在文章中阐释如上所述的观点，在于他认识到了唯有向西方学习，接纳新学，才能振兴中国，这是仅凭传统儒学做不到的。
总的来说，在华人主笔认为，基督教、传教士、西学是振兴中国的关键。他们对传教士和西学的态度是肯定且接纳的。这与以刘大鹏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分化：晚清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以刘大鹏、蔡尔康等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社会思潮，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使得晚清知识分子逐步分化。本节拟对以刘大鹏、蔡尔康为代表的清末知识分子的分化进行归纳、分析影响他们建构不同思想认同的因素。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正是这种保留了人们生活经验、对人生意义思考的观念，帮助人们“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同样，晚清知识分子的分化，正是在晚清剧烈的时代变迁中确定自己社会角色的过程。
以劉大鹏为代表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以传统士人自居，以四民社会之首的“士”这一阶层为荣，强调士人对于“农、工、商”，这三个阶层的表率作用。在晚清西学、新学传播的背景下，这批传统士人仍坚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对西学、新学这样的新潮事物嗤之以鼻。而以蔡尔康为代表的早期供职于外报的华人主笔群体，他们赞扬传教士、认可西学并认为西学是中国富强必需的因素。
晚清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作出这些选择并形成思想分化，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地区差异
刘大鹏自幼一直生活在山西农村。山西在晚清实属封闭的内陆地区，消息相当闭塞。这一地区的乡民很难直接获知大部分朝政要闻，军国大事。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刘大鹏获知这一消息的途径是乡民间的小道消息和谣言，加之由于清廷调动军队途径山西，他才真正了解到中日战争之事。而这时中日战争早已开始数月。地区的封闭、偏远往往造成信息滞后的境况，信息滞后带来的后果自然是无法获知新思想，思维难免守旧、传统。但这并非刘大鹏的个人之过，而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信息闭塞使得这批自幼诵读儒家经典的传统知识分子，甚至难以获知新思想，更遑论认可、接受新思想了。
与这批长在内陆的知识分子不同，本文所涉及的华人主笔群体大都生活在上海。上海是清末最早开埠通商的中国城市之一，也是欧风美雨最先到达的地方。在上海，信息、学说广泛传播，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同样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蔡尔康在战争开始时就能够准确了解到战事情况，与李提摩太、林乐知合作写了大量有关中日战争的报道，后编为《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在这种相对而言开放、多元的大环境中工作、生活，自然能够让这些华人主笔对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比较了解、认可。地区的差异是两种知识分子群形成分化的大背景，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个人经历
刘大鹏曾见过同光中兴的盛景，加之家中的经济境况相对较好，这为他一直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经济基础。正是由于他对科举考试抱有希望、心存幻想，才使得他坚守儒家学说。而多次科举未能考取功名、科举被废除后，在闭塞的内陆地区可供刘大鹏选择的人生道路也并不多。他后来的人生之路也恰如近代中国许多无名士人一样，成为了一地颇具名望的乡绅。
蔡尔康虽同样生于、长于同光时期，但在他幼年时，他的家庭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家财散尽，但家中已无多余财产供蔡尔康参加科举。蔡尔康二十岁左右就曾与洋人交友，对洋人的态度也由鄙夷转为接受。蔡尔康投身报馆首先是出于生计的考虑。除此之外，他投身报馆也是以其文人雅士的身份自居，无法考取功名便希望以这种方式博取名声。蔡尔康后来的经历恰恰也证明了他的才华，在上海报界名声鹊起。
刘大鹏、蔡尔康的个人经历不同，使得他们在考取功名无望时，做出的人生选择截然不同。而这种人生经历、经验和选择，是他们形成思想分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结语
刘大鹏、蔡尔康两人是晚清知识分子分化的典型代表。他们各自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常见、普通的选择。在科举考试无望后，不论是刘大鹏做塾师，还是蔡尔康做报人，都是其基于生活境况、生活经验的理性选择。但这种选择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两类知识分子的分化。能够认同西学、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在洋人报馆中供职为生。坚守传统，以维护儒家伦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成为家乡享有名望的乡绅。这既是晚清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冲击后，人们对此的回应，也是晚清社会思潮存在巨大割裂的缩影。他们的思想分化实际上是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是我们观察晚清社会思潮、社会变迁的窗口。
参考文献：
[1]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樊亚平、王小平.早期寄身外报者的职业认同——以蔡尔康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
[3]蔡尔康.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序.萬国公报：第109册.1898年2月.
[4]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
[5]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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