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

摘要：由于清廷禁教政策、朝野的华夷观与民众对基督教普遍冷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宣教举步维艰。他们在探索对华传教方法的过程中，认知教育活动能有助于推进传教事业。其教育活动始于南洋英华书院，后经马礼逊学校十多年成功运作，逐渐形成以西式教育模式“改造中国”的基本思路，开创了在华教会教育的历史，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

关键词：新教传教士；西式教育模式；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1－0098－05

一、新教传教士对华教育活动的历史背景

马礼逊1807年来华开启了新教在华的传教历史，但来华传教士的多年努力却收效式微，传教之路困难重重。

在清廷宗教政策方面，由利玛窦采取“附儒”、“合儒”和“补儒”调适策略所取得的良好传教环境，经礼仪之争，局势逆转。雍、乾、嘉三朝，不断发布禁教令。“政府禁令影响之深远，在严格执行的地方，外国传道者根本无法接近受禁锢的民众进行口头或文字上的宣教”。

在朝野的世界观方面，中国经古代农业社会逐渐形成的传统世界秩序观相当狭隘。首先，在地理方面，耶稣会士东来之前，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东来，近代世界地理观念开始传人中国，对中国的传统天下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随着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先后辞世，世界地理知识很快为国人所遗忘。至鸦片战争前夕，朝野的世界地理知识反不如明朝末年。其次，在文化方面，中国历代朝野人士大都持“华尊夷卑”说，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明中后期和清初曾一度有少数开明士大夫摒弃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也有“声教”、“礼仪”。但随着清政府对外采取闭关政策，绝大多数朝野士人仍固守传统地理观念，陶醉于浓烈的“天朝意象”之中。

在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方面，基督教传人中国后，却不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根深蒂固地左右着民众的思想，这无疑成为来华传教士传教努力的一个桎梏。来华传教士认为，其原因在于“现存的国民教育制度。墨守成规思想的影响及因此而形成的教育制度与转变观念接受天启教教义完全相违背。……所有学校从启智到高年级，都使用着同样的书籍，都为圣人之道。……每个学童都学习孔夫子的金科玉律，而且在后天也不允许自己怀疑”。这就是“道德普遍败坏的源泉，并由此而滋生对所有严肃宗教极度的冷漠”。

在汉语学习方面，传教士来华后首先得花数年学习汉语，而结果往往事倍功半。“部分原因来自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学习汉语有意设立的障碍，部分是缺乏学习这种语言的途径。”对于前者，“也许没有一个中国人愿冒被冠以叛国罪处死的风险将本国语言传授给外国人”。因此，除了合法拜访，所有民间来往都会被怀疑，自然也就不可能会有当地士绅的相邀与回应。“与饱学之士的交往因此就无从谈起，因为与外国人友好交往的风险与因此而遭受的耻辱无法让好奇或好客的自然情感得以流露。有天赋或有名望的饱学之士不会甘冒风险与这些‘蛮夷’交往，除非为生计所逼。”

这就是肩负传播基督教与西方近代文明重任的新教传教士来华后需面对的社会环境。

二、西式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面对一系列传教逆境，马礼逊与米怜的应对措施是远离中国本土，在马六甲筹建英华书院，培训欧洲来华传教士并吸收当地华人子弟入学，试行以教育打通传教途径。其目的是从身边的人文资源和具体的教学条件中创造出其所期望的成果：一个针对中国人的布道团。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思想观念介于欧洲对亚洲两次主要的扩张阶段之间：既认同身边的本土文化，同时又怀有对欧洲文明的优越感。其奋斗目标是促使东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1830年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其思想属于欧洲第二次对亚洲的扩张时期。他们深受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浸染，在文化、宗教以及科技方面，较马礼逊和米怜时代具有更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坚信，基督教伴随着科学与理性势必会取得最终的全面胜利，中国的变革不可避免，而这一变革“毫无疑问是指西化与基督教化”。迁港前的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及其他教会学校，其前期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中国文化，并同时体现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其目标“是为传播基督教真理找到一批受制的听众”。其教育目的，“一是把儿童引到基督福音影响范围之内，使他们时时受其熏染；二是等到他们自己已经信仰了宗教，就给他们一种预备，使他们能把福音再传给别人”但随着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传教士创办教育活动的目标更趋于急功近利，寻求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改造更直接的道路。

(一)教育目标：从文学交互拓展和传播基督教嬗变为以西式教育改造中国

由于中国厉行禁教政策，马礼逊在1812年提议“在马六甲建立机构培训针对恒河以东所有国家的欧洲籍及本土传教士”。他认为在中国向新教开放前，有必要在中印之间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东亚地区的传教总部，“既为传教目标服务，也是一个为东亚整个地区服务的高等教育中心”。1813年来华的米怜也认为：“向中国人宣教将是一项经年累月的工作。建立一所培养中国传教士的神学院将是推行这一工作最为有效的途径。”1815年10月，马礼逊确立英华书院的近期目标为“促进英国与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进行和谐的文化交流”，最终目标为“在神的福佑下，让科学之光与上帝的意志，通过这一机构和平地、循序渐进地洒向远东国家及太阳升起的岛屿”。1818年10月，《印支搜闻》通报书院的双重目标：“中国与欧洲文学交互拓展和传播基督教。”对第一个目标，“汉语言与文学能为欧洲人所了解，同时，英语以及欧洲文学与科技能为恒河以东以汉语为母语的诸如中国、交趾支那、东印度群岛的中国属国、琉球、朝鲜及日本等民族所接受”。对于第二个目标只作概述：“希望通过教育最终对基督教信条和平传播与东半球全面进入文明社会产生良好影响。”

1830年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则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进行了全盘否定，认定其教育目标不健全，教学内容狭窄，教育方法缺损，女性教育与儿童启智关系脱节，教学管理无章可循，并由此总结出“中国的教育制度无疑与正确的教育和真理与知识的传播背道而驰。……在整个帝国，没有一条法则或一种权力能够推动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中国的变革必须由某些外国机构来进行，或至少通向预期效果的原动力应该来自国外”。要改进、改善乃至提高整个民族的智慧和道德水准，必须进

行文化传播，“改造方式”可以形式各具，但“增加知识至为重要”，因为“这个帝国逐渐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知识退化”。考虑到中国人“偏爱经典著作”，并普遍认为“其中包含至上的智慧和学问”，他们设想，将此作为基础课程，同时教授基督教书籍，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对于学校的选择，“初等学校虽然有效，但不是努力的主要目标”。因此，确定努力方向是“为已掌握本国语言的青年设立学校，教授信仰与科学”。1835年2月24日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临时委员会即按此设想确立其创会宗旨：“在中国建立并资助学校，教育中国青年在掌握汉语的基础上，能读、写英文，并通过英语语言学习，传播西方国家各学科的知识。《圣经》及基督教其他书籍将在这些学校里得到诵读。”

1836年11月9日，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大会充分肯定了德、智、体三位一体全面发展正确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文化熏陶事关精神与情感朝着目标与道德规范的发展。除了教育，“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对几代人施加影响，永恒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会对受教育国的道德、社会及民族性带来深远的影响”。教育会确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中国“建立并资助学校”，教育中国青年同时学习汉英语言，以期“变得聪明、勤奋、认真，成为社会有德之人，能够自如地履行对自己、族人、国家乃至对上帝的义务“”。

1837年9月27日，教育会首届年会提出精英教育计划，并确立对华教育的双重使命——纠正现行的错误教育，补充所需的正确教育。南京条约签订后，教育会决定“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更多的益处”，“给他们提供一切能够满足其需求，净化其情感，拓展其智力，洁净其想象力，强化其正确信念的知识”。

至此，传教士对华教育总体目标最终确立，即以西式教育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

(二)教学内容：从中西文学并举调整为德智体全面发展

1818年1月30日，马礼逊报告伦敦会，成立英华书院，“旨在向中国青年传授英语与基督教信条，尤其指导传教士及其他人士汉语言与文学”。《印支搜闻》1818年2月第3号通报书院，“旨在为培养中国文学、通史、宗教典籍及基督教神学等知识的目标服务。……对本地学生，将教授英语与欧洲其他主要文学分支”。

英华书院分班教学与课程体系均由米怜确定。学生按年龄与入学时间分为3个班。设置的课程“体现了其教学目的与其公开宣称的拓展中西文学的目标”。学生需要“阅读并探讨孔子学说、《马太福音》、使徒书、希伯来文化及中国的‘四书’”，并“要求阅读、记诵马礼逊的《汉英对话》及米怜整理的相关读物，1本教义问答手册，2本中国道德书籍：《明心宝鉴》与《孝学》”。他们“还要学习写作汉语短文及地理知识”。马礼逊1823年到书院指导工作时扩充了课程范围，“教育中国学生阅读并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与《圣经》，英语阅读与写作，以及史地、天文、逻辑、伦理学及神学”。这一教学主线贯穿至1830年代。理雅各评论；“这不是一所初级学校，而是一所超越‘神学院’更具有人文目标的学校。”

对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大会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目标，马礼逊学校自1839年成立以来进行了认真落实。学生分班承传英华书院体制，先后分成4个班。第一班课程为：一年级以英语语言学习为主，二年级开设英语阅读、写作、拼写、作文及算术，1842年增加哲学、地理、历史、数学，1843年增加书法，1844年增加力学、语法及声乐，1846年增加代数和几何，1848年开设自然社会科学论文课程。基督教知识熏陶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第2、3、4班的教学内容也大致按此梯队进行。同时代的其他教会学校也基本上参照这一教学主线。布朗校长认为，西式教育“弥补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漏洞。我们把英、美文学作品作为学生学习知识的源泉。由于中国青年在本国学塾学不到实用知识，我们就尽量传授西方文化知识，以使其受国人敬重。同时我们也不忽略精神培养与重塑。此前被可悲地忽视的能思考、会判断、有想象力、有仁爱之心和良知人类一些重要特性，现都包含在以一种外国语言为媒介所传播的文化之中。……我们的办学目标和奋斗方向与教育会的办学宗旨相一致，即开化学生思想，纠正恶习，根除其错误思想并建立正确的人生准则，使其目标更好地集中在家庭、事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弥补其不足，促其出类拔萃。总之，使其幸福而又受人尊敬，成为真理之友。人民之福，上帝之仆”。布朗称，马礼逊学校“不是单纯的教学单位，而是一个教育机构，志在培养一个完人，即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在安排学生8小时学习之余，有3至4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与娱乐”。

(三)教学语言重心：从中英双语教学演变为侧重英语教学

英华书院早期始终注重汉语学习，充分体现其办学宗旨。对英华书院的教学，马礼逊曾评论：“在这里有绝对的自由与空闲可以快速地学习汉语、文学、宗教及哲学。”

米怜去世后，马礼逊抵达书院指导工作，对所见所闻感到满意。他写道：“听到中国学生唱着汉语歌曲，我满意之情难以言表。”他在英华书院期间还指导了一个高级班，将乔伊斯的《科学对话》译成汉语作为教材，并安排一名学过3年拉丁文的中国学生将《希伯来词典》译成汉语。

英华书院历任校长、汉语教授均证明为饱学之士，如校长高大卫的“中国官话讲得与中国人一样好，汉语写作完美无缺。”他1827年完成《四书》的英译。修德继任校长至1832年7月返回英国，后于1837年成为伦敦大学首任汉语教授。除传教士担任中英文双语教学外，书院还聘有中国籍教师教学汉语，先后有李先生、朱靖、姚先生、冉先生、高先生及崔钧。如马礼逊1831年所作的评述：“在英国统治区域内，英华书院是系统传授汉语唯一的学校。”

马礼逊学校尽管也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但整个教学过程明显注重英语教学。英语教育在马礼逊教育会的教育事业中拥有优先、主导的地位，这在临时委员会的《通告》及该会的其他文件中均已明确表述。该校自创立以来，校长布朗一直将这一宗旨贯穿到实践之中。在历年的学校年报中，布朗及继任的咩士都大篇幅介绍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与以英语为基础语言的相关学科知识教学及学生所取得的成绩。英语阅读、写作等课程，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其他如史地及科技知识教学也都运用英文教材。再就马礼逊学校教师队伍而言，除布朗略知汉语，其他教师均直接从母语国家来校任教，没有任何汉语基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生在英语语言学习方面的进步。其汉语教育仅在教育会第八届年报中作了轻描淡写：“至1846年9月，学生约有一半时间在中国教师指导下学习汉语，但很难说其汉语学习到底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前面所述有关学生汉英互译的评价，以及一名学生翻译的一本英文书籍，也许多少可以说明其母语的掌握程度。”该

校学生容闳曾称：“至予之汉文，乃于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习者，为时不过四年。以习汉文，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故今日之温习，颇极困难，进步亦缓。

至此，来华传教士对华进行西式教育的理念全面形成：在教育目标上，以德、智、体三位一体教育取代中国“知书达礼”的传统教育；在教育对象上，以平民教育取代中国传统的士人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一改中国传统教学内容，开设英语语言、史地、科技、宗教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注重英语语言教学、思维能力培养一套近代西方教育方法。

三、西式教育评述

鸦片战争前后创办的各类教会学校，是针对近代中国第一批以传教团体为背景、以普通教育为内容的学校。它们将西方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引人中国，同时又适当保留中国的传统教育内容，对中国19世纪后期教育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期教会学校办学的最初动机，旨在以基督教义开化受异教充斥的中国民众。基于此目的而传人的基督教文明，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背道而驰，一开始就引起传统文化的强烈排斥。其传授的西方史地科技知识，因披着宗教外衣，令中国知识界一时难以接受。这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对西学的接收进程。再者，由传教士传人的西方文明，是经过教会“净化”的思想与知识，而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如理性主义、民主平等理念、自由主义学说等都为传教士所回避。因此，其传播的文化带有片面性。这是传教士输入西方文化保守的一面。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教会学校在传播西学，引荐西式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

在西学传播上，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不只是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也是新的知识体系。不管近代西方知识的输入以什么方式进行，由哪类人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种冲击。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国人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西学随传教士传人中国，对长期禁锢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士人无疑是一种新知新说，启发他们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西方科技在最初虽然还不能引起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革命，但至少引起了中国士人怀疑旧学的时代适应性，并逐步开始睁眼看世界，审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进而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能主动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对更新中国人的文化知识结构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能抹杀。

在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的教育模式以其新颖的教学内容与手段，在挑战中华传统教育的同时，对我国世俗化近代教育的发轫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其西式管理、西学课程和西方化校风，为我国教育界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内容，引起我国早期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传统教育。其分班、分级、分科的教学方法和将英语语言与其他西学知识的教学有机结合，对于我国教育而言，无疑是教学理念的重大变革，符合近代科技知识的教学要求。如20世纪国人余日章所评述：“中国新世教育，学校之创立，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会，梯山航海，转运而东，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之一途，为今日新教育规矩，早为国民公认。”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早期传教士提出的建立自初等教育至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的一整套教育体系计划，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逐步得到施行，渐次改变此前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的格局，中学开始适量增多。随着洋务运动的广泛开展及洋务学堂对人才需求的刺激，教会学校发展迅速，中学大量增加，并在中学基础上扩充为大学，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完善。马礼逊教育会提出的精英学生培养计划，也在19世纪后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首先是师资队伍从早期教会学校主要以传教士、牧师为主，到了19世纪后期出现了专职教育家。其次，生源从早期以社会边缘群体为主，在1877年后开始转向富有家庭和士绅阶层子弟，培养目标从吸收信徒转向培养具备基督教与科学知识的经世人才。

在女性教育上，女性教育观由传教士率先提出。其开创的女子教育事业突破了几千年来重男轻女封建体制的禁锢，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郭实腊夫人早年在澳门开办女子读书班，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校。其后又有11所女子学塾相继开设于五口通商口岸和香港。至1869年，教会女校学生570人，1876年增至121所，学生2100人。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

总之，尽管教会学校教育的目标是通过影响年轻一代以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统治中国，但我们同时也应承认，教会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和人文思想，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对中国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在晚清教育变革中起到了启迪、引导、示范的作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责任编辑　刘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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