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的跋涉者】 艰难时世
时间：2019-02-11 05:32: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郁达夫在前期散文中执著地言说流离生活的凄切与孤单，向我们展示了他早期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中的生存艰难和精神苦痛。这样一种“零余者情绪”又与郁达夫生命经验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困窘和“爱的缺失”密切相关。面对这种种苦难，郁达夫表现出一种突破恶性循环、艰难跋涉在生活和事业中的主动姿态，使他获得了超越于感伤、悲切之外的另一重人格魅力。
关键词：“零余者情绪” 经济困窘 “爱的缺失”进取姿态
“露骨的真率”和忧郁的气质，使郁达夫成为“五四”文学史上“张扬个性”的先驱者，他自叙传式的创作理念不断地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印证。这不仅体现在《沉沦》《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名标于世的小说中，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心理感受和情感经验在其散文创作、尤其是前期散文创作中，得到了更真实更深刻的表现。在交织着身世之怜、处世之难的多重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茕茕前行的跋涉者。
一
在郁达夫前期的作品中，寻不到“快乐的影子”，唯觉“灰暗的阴惨的悲苦的沉痛的调子”交织各处①。他所特有的感伤与哀婉的情感基调以一种对生存之苦的执著表现弥漫在字里行间。以生存惶惑、生理苦闷的自我袒露为表现命题，郁达夫在创作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新声。这种种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表露，是对于行将就木的传统的背反和冲击，也是对萌动中的时代精神的敏感把捉和艺术彰显。
从《还乡记》《还乡后记》到《一个人在途中》《零余者》，再到《海上通信》《北国的微音》，郁达夫就像一个羁旅途中的独语者，满怀感伤地踽踽独行。在情与景交织、复沓的结构中，“幽幽”地诉说着一个“零余者”的悲切。这悲切中充斥的是“女人、酒、烟以及眼泪” ②。当时的郁达夫留学归国不久，在异国就遭受屈辱，归国后又希望破灭，再加上创痍满目、贫弱不堪的时境，更添了郁达夫只身回乡的悲凉心绪。他在《还乡记》中这样感叹：“论才论貌在中国的二万万男子中间，我也不一定说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会变成这样的孤苦呢？我前世犯了什么罪来，我生在什么星的底下，我难道真没有享受快乐的资格么？我不能信的，我不能信的。”这样想着，他仿佛看见了一位美妙的女郎来送行。当一个十七八岁、手提沉重的皮箱的女学生走近他时，他不知不觉地伸出手想为她代拿。女学生张开黑晶晶的两只大眼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顿时他如同将睡的人受了电击一般，低下头匆匆逃离，并在心里谢罪道：“我错了，我昏了，好妹妹，请不要动怒，我不是坏人，我不是车站上的小窃，不过我的想象力太强，我把你当作了我的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侵袭郁达夫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敏感和自卑，与他先前的自叹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的自尊转化为一种强烈的自卑。这种反差与矛盾正是郁达夫心性中的悖论。还乡途中看见的桑树影下，农妇一家笑乐的美满团叙图、旅馆隔壁男女的挑逗吵闹声、饭馆炊妇的怜惜……这些都变成了对郁达夫身世处境（流离颠沛、亲人分离）的极大嘲弄，总会无端地激起他万千的哀感与身世之悲。
“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在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现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还乡记》）。祖国的贫弱，命运的不济，生活的重负时时触动了郁达夫敏感的神经，转而陷入一种浓厚的忧郁和悲苦的自叹中。郁达夫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指郭沫若，笔者按）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北国的微音》）。于是，他漂泊旅途，独步城外，面对“残冬的日影”、“清溪断壁”，在散文中玩味这种“凄切的孤单”，甚至嗜之成瘾，倾心并享受着这种颓废的悲哀和感伤的甜蜜。郁达夫称这种“玩味孤单”是“绝好最美的创造”（《北国的微音》），它不是故作颓废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刻意营造，而是源于真实体验的推动，源于其内在的心理诉求。
二
郁达夫早期散文执著于用感伤的笔调抒写“弱者（或说是零余者）情绪”，这与郁达夫生存体验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困窘与“爱的缺失” ③密切相关。它们一起制约着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需求，并导致了双重匮乏，共同铸造了郁达夫人生命题中“生的苦闷”。儿时的回忆，尽是些空洞，“我所体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孤儿寡母的贫困境遇，使他早早地体会到贫富悬殊的不公。年幼的郁达夫要买一双皮鞋，为筹集学费已费尽苦心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伤心，就带着他到大洋广货店赊皮鞋。起初还百般客气、殷勤服务的掌柜听说要赊欠，立刻白眼相向，甚至板起脸说起讽刺话来，只见“母亲涨红了脸，眼睛也湿润了”。面对这一切的郁达夫心里发酸，当母亲要典当衣物买鞋时，他“拉着母亲的一角，跪在地上边哭边喊着：‘娘，娘，你别去了，我不要买鞋了’”（《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这件事给郁达夫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并与童年的种种记忆一起，极大地影响着他的个性气质。早年生活中的经济困窘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与压迫并未淡化在记忆中，反而以一种不易觉察的因素渗透于郁达夫的“人格心理机制并构成其生命意识的底色” ④。郁达夫始终没有摆脱这样一种经济困窘：中学时选择了上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府中；出国留日期间，尽了必死的努力考入了官费学校，后来“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家庭纠葛也不能不受制于经济窘迫的严酷现实。经济的困窘，使郁达夫“东奔西走为饥饿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 ⑤。
“贫穷，对某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压迫，它制约、规定、扭曲着个人、家庭和社会地位，从表面上它指向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并由人的肉体接受和承担，然而它却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渗入、压迫和刺痛着人的精神和灵魂。” ⑥郁达夫自己的话，正好注解了经济窘迫之于郁达夫的巨大影响。他在作品中不时地表现出对于贫穷的悲哀和顾虑：“一生没有使我安易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贫，却是没有法子可以驱逐的了，我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贫’这‘穷’恐怕在我死后，还要纠缠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之下瞑目，因为孤儿寡妇，没有钱也是养不活的。”（《沧州日记》十月十一日星期二）在《还乡记》中，他痛苦地自嘲着十几年留洋学而无术，反而没有能力养老婆孩子，“读书学术，到头来还是归到乡间去啮你祖宗的积聚！”经济对生活的钳制让郁达夫进一步走向逆反的心态，即对金钱的放纵和鄙视。“‘横竖是不够的，节省这几个钱，又什么意思，还是吃罢！’一个欲望满足了的时候，第二个欲望马上要起来的。……‘人生是现在一刻的连续，现在能够满足，不就好了么？一刻之后的事情，又何必去想它，明天明年的事情，更可丢在脑后了’。”怀着一种自暴自弃的念头，他任性地消耗着微薄的余钱以获得暂时性的快乐和满足，甚至于用反常的报复行为来找回自己在金钱面前丢失的尊严：“这是我的脾气，借此也可以满足满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有用了全身的气力，拼死蹂践它们的举动。”（《还乡记》）
三
如果说经济的窘迫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层面扭曲着郁达夫的身心，那么爱的缺失则直指其精神诉求的失落。郁达夫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沉的社会忧患意识。每每喟叹于民不聊生、如同牢狱般的社会现状时，总会为自己只空捏了拳头，“滴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⑦而自责不已。而后期身体力行援助革命的行为以及最终遇害，恰是其爱国情感的最高表达。然而，反观祖国、社会给郁达夫带来的又是什么呢？十余年留洋生活忍受了作为弱国子民的身心屈辱。在他带着希望回国后，国内时局的混乱、同胞间的互戕却使他陷入更深的失望，这构成了他第一重爱的失落。
再从亲情和爱情方面说。父爱是郁达夫终其一生的空白，这“空白之后则是无穷无尽的恐惧、悲哀、凄凉、无助的巨大黑洞” ⑧。孤儿寡母少不了困顿的折磨和邻里的欺凌，家庭的不幸成为其日后不灭的孤独感和始作俑者。这样一种儿时的记忆，与其不完满的生活如影随形，并深化为郁达夫自言的“凄切的孤单”。成仿吾在《沉沦的评论》中将主人公定义为“爱的缺失”者，这同样适用于诠释郁达夫本人。郁达夫与孙荃之间的婚姻来自于家庭的安排，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亲爱她的和她的心情，也不过和我亲爱你们（指郭沫若、成仿吾）的心情一样”（《一封信》）。这种亲爱终究不可以说是恋爱。他对于爱情是感觉敏锐而要求强烈的，求又不得的痛苦让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扭曲和宣泄。《还乡记》中看到那载着女学生、骂咧着从他身边驶过的人力车夫，竟升起一种嫉妒与悲愤：“你们这些可怜的走兽，可怜你们平时也和我一样，不能和那些年轻的女性接触，这也难怪你们的，难怪你们这样的乱冲，这样的兴高采烈的。这几个女性的身体岂不是载在你们的车上的么？她们的白嫩的肉体上岂不是有一种电气传导你们的身上来的么？虽然原因不同，动机卑微，但是你们的汗，岂不是为了这几个女性的肉体而流的么？啊啊，我若有气力，也愿跟了你们去典一乘车来，专拉拉这样的如花少女，我更愿意拼死的驰驱，消尽我的精力，我更愿意不受她们半分的物质上的报酬金。”
四
纵观郁达夫的整个人生经历，会发现他并不是那个留在我们印象当中的只会沉浸在肉欲刺激、微吟悲叹中的消极厌世者，而是在不断寻求并努力做出突破恶性循环的尝试，试图逃出这个“自由牢笼”，尽管这其中不乏逃避和颓废的时候，张梦阳曾在《郁达夫散文选集・序》中说，郁达夫是内热的。这种内热不仅体现在他发生“人生转换”的后期生活⑨，也深刻地反映在他的前期散文中。在他的自传之二《我的梦，我的青春》中那个“皮肤黝黑，臂膀粗大”的阿千是幼年郁达夫崇拜的英雄。在幼小的郁达夫看来，阿千生活得率性自在，“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终于有一天，他独自跟着阿千经历了一次冒险之旅，这是郁达夫幼小心灵的萌动所引发的几欲打破现状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并不一定是目的明确的，却象征着他的梦、他的青春中记忆深刻的一次“反逆”。生在反逆的时代，自然有一种反拨的心理。郁达夫念中学时，因为忍受不了教会学校那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目的窒息”，他参加了学校风潮而被开除，这件事在郁达夫的求学经历中应该说意义重大。这是对当时压抑氛围的一次主动、鲜明的反叛，是对生活常规的突破和自我内心的忠实，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郁达夫随兄赴日求学。他这样写道：“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寻求出路。”这种希望摆脱孤单、突破生活困境的愿望，一直伴随着郁达夫，与其日后在个性气质、心理行为方面的反叛与突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无望之中，漠然的我总觉得有一个‘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的念头”，郁达夫曾试图用种种奇特的方法来突破内心苦闷的桎梏和精神煎熬。他将最爱的东西，故意毁成灰烬，使心里不得不生成一种惋惜悔恼的幽情，来暂时忘却苦闷，用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来图一时的解放。他也曾因不堪内心的郁结而面对强烈的死的诱惑。例如：《还乡记》中越车自杀的举动；《还乡后记》中与妻子对泣，想了“许多谋自尽的方法”。“我愿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痨恶疾，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海上通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倒退式的“突破”，最终并没有使他走出悲剧命运的循环，从幼年的求学到孤独屈辱的东渡，再到无望的北国生活以及后来的家庭变故，郁达夫没有脱离过辗转奔走和精神孤独。如果说这种反拨状态更多显现出一种无奈和被动，那么郁达夫面对内忧外患、故国沉沦的时候毅然回国发展，以及积极投入革命援助事业这些行为是他对自戕自虐心境的最大、最为主动的突破。郁达夫并不像他自嘲的那般无所作为，正是他生命意识中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心态，才促使他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如此敏锐的感知和深刻的探索，也使他在矢志的心理落差中承受着超越常人的精神痛苦。人生、艺术、甚至是政治理想上的错位与苦难⑩，使他在前期散文中发出了发泄激愤式或感伤式的声音。然而，这种情绪的极端剖析和露骨的直白显现出他那义无反顾的叛逆姿态，真挚之中包含的是英勇与无畏 (11)。言其“跋涉”，即指郁达夫面对生的苦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动的生命姿态。亦如郭沫若所下的断语：“达夫实在比我更要积极进取得多。”（《再谈郁达夫》）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梁婷婷（１９８３－ ），重庆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
①钱杏�：《郁达夫》，《郁达夫论》，邹啸编，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４页。
②邹啸编：《郁达夫论・序》，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页。
③成仿吾：《沉沦的评论》，《郁达夫论》，邹啸编，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３页。
④⑥⑧袁庆丰：《郁达夫：挣扎于沉沦的感伤》，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页，第４２页，第７５页。
⑤赵李红编：《鸡肋集题辞》，《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６版，第３页。
⑦赵李红编：《大风圈外》自传之七，《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页。
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郁达夫的人生后期并不存在思想意识上的“人生转换”，因为爱国情怀和救国的政治意识是始终存在于他的精神理想中，但为了区别并强调郁达夫人生前后期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故暂且成为“转换”、“反转”。
⑩(11)刘纳：《说说郁达夫》，《从“五四”走来――刘纳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