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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灯记》在日本江户文坛的两种接受方式】 江户时期

    时间:2019-02-11 05:41: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中国明代瞿佑的《牡丹灯记》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江户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日本著名的三大鬼话之一。江户时代的日本文人对其或翻译或改写,产生了对《牡丹灯记》的翻译作品和翻案作品,其翻译作品的编译方式表现出一种再创作的雏形,而翻案作品《牡丹灯笼》是以《牡丹灯记》为蓝本而进行的完全的再创作。这两种形式为后来的读本创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牡丹灯记》 翻译 翻案
      
      日本汉学家铃木阳一先生,在《中日文化论丛》中著文说:“现在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文言小说的故事内容及作品名称,基本上不太熟悉。虽然如此,有些作品属于例外,尤其是《牡丹灯记》这篇短篇小说的故事内容,人们都很熟悉而且很爱好。”①从来对《牡丹灯记》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侧重对其中的中国文学典据进行考证,中国学者对日本崇尚怪异小说的观念也缺少整体把握,未充分发掘出日本小说怪异性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本文拟就《牡丹灯记》在日本江户文坛的流布以及与其日文的翻译作品《女子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翻案作品《牡丹灯笼》做一文字上的比较,通过《牡丹灯记》在江户文坛上的接受情况来探讨日本文学在接受中国明清小说时的模式。
      
      一、《牡丹灯记》及其在江户文坛的流布
      
      《牡丹灯记》出自瞿佑的鬼怪小说《剪灯新话》。
      瞿佑(1341―1427),明代文学家,幼有诗名,为时人所称赏,作品绮艳柔靡。所著有《香台集》《咏物诗》等二十余种,并作有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剪灯新话》是一部鬼怪小说,由20篇故事组成,《牡丹灯记》就是其中的一篇。
      《牡丹灯记》成文于明代洪武十一年(1378年),在当时就流传甚广,曾多次刊刻,永乐十年又有重校刊刻。《牡丹灯记》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开《聊斋志异》之先河,在中国传奇小说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东传日本后,对日本传奇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旧时代封建礼制约束之下,《牡丹灯记》似有“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之嫌,遭到封建士大夫的非议。
      《牡丹灯记》刻版问世后,先传到朝鲜,不久又传到了日本。据现存的史料推论,大约在十五世纪中期,《剪灯新话》就传入日本。《剪灯新话》对国外文学的影响,率先反映在朝鲜文学之中。十六世纪朝鲜作家金时习创作《金鳌新话》,其中有五篇作品的题材来自《剪灯新话》。
      为了使朝鲜的知识界便于读懂《剪灯新话》,当时的朝鲜学者尹春年于1564年撰写了《剪灯新话句解》一书。此书于1648年传入日本,并有翻刻本,使瞿佑的文言小说在日本境内也盛行起来。
      一般认为,《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最早表现在1666年浅井了意(1612―1691)创作的、被称为日本怪异小说始祖的《御伽婢子》中。其实不然,最早约在1573―1591年左右,有人将《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牡丹灯记》和《申阳洞记》三篇翻译成日文,收入《奇异怪谈集》一书,其中《牡丹灯记》被译为《女子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但瞿佑对日本文坛起关键性的影响,乃是通过著名作家浅井了意所出版的《御伽婢子》。在《御伽婢子》中,浅井了意用日语改写了18篇取自《剪灯新话》的故事(还有两篇取自金时习的《金鳌新话》)②。这种“改写”后的作品,被称为“翻案小说”。后来上田秋成(1734―1809)根据《牡丹灯记》创作了《吉备津之釜》,说唱艺术家三游亭圆朝(1839―1900)创作了《牡丹灯笼》,形成了日本文学史上奇特的“牡丹灯笼”作品群,并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日本恐怖电影。
      
      二、《牡丹灯记》与其日文翻译作品、翻案作品的比较
      
      翻译是日本文坛接受中国明清小说的早期方式。最早翻译《剪灯新话》的是成书于日本天文年间(1532―1544)的《奇异怪谈集》,该书相传为中村所作,“录唐土本朝怪异之说”,是一部奇谈逸闻的汇集。其中有三篇源自于《剪灯新话》。作者在《姊魂假妹与夫成亲的故事》(仿《金凤钗记》)开篇记述翻译动机时说:“有新到之书《剪灯新话》者,乃集奇异物语之书也。今取其二三载于此。……今软化汉语使之成日文以记之。”③
      作者采用的手段是“软化汉语使之成日文”,即翻译。但是其翻译并非完全忠实于原著,而是做了一些增删润饰。而所谓“翻案小说”,是指江户时代日本人翻译、改编中国的白话小说,将故事的人物、发生地点都搬到日本,使之日本化的文学作品。
      根据严绍 先生的研究,长期从事对中国贸易的翻译人员(唐通事)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僧侣使中文以及中国明清白话小说在日本得到了普及④。其实还应该加上一点,就是学习中医的医生以及儒学家。因为儒医小说家都贺庭钟、上田秋成师徒俩对“翻案小说”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⑤。都贺庭钟的《古今奇谈英草纸》、《繁野话》和《莠句册》是三部翻案小说的大作,而上田秋成的名作《雨月物语》有很多篇都是从《剪灯新话》《警世通言》《古今小说》中汲取素材和营养翻案而成的。下面就通过《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与其日文翻译作品――《奇异怪谈集》中的《女子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以及其翻案作品――《御伽婢子》中的《牡丹灯笼》的具体文字的比较,来看看日本江户文坛接受中国明清小说时翻译、翻案两种方式的特点。
       方氏之据浙东也,每岁元夕,于明州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至正庚子之岁,有乔生者,居镇明岭下,初丧其偶,鳏居无聊,不复出游,但倚门伫立而已。十五夜三更尽,游人渐稀,见一丫环,挑双头牡丹灯笼前导,一美人随后,约年十七八,红裙翠袖,婷婷袅袅,迤逦投西而去。 (《剪灯新话•牡丹灯记》)
       元朝至正年间,明州镇明岭下,有一乔生者,丧妻闲居。正月十五夜,诸人外出,提灯而游。惟乔生一人,依门伫立,不复外游。时至夜半,路人渐稀,唯明月辉映。一丫环女童,挑双头牡丹灯为先,后随一窈窕美女,西行而去。(《奇异怪谈集•女子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
       天文十七年,荻原新之丞居京城五条京极。妻亡不久,恰逢七月盂兰节。十五夜半,明月当空。一女童持灯笼,灯笼以手工制牡丹花为饰。后随一位二十上下的美人,过其家门,新之丞尾其后,遂诱此女宿于其家。 (《御伽婢子•牡丹灯笼》)
      先比较原作《牡丹灯记》和翻译作品《女人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从这两篇故事的开头看出,对于原作中的“方氏据浙东(元末明初方国珍率众起兵抗元,占据浙东)”这个故事背景,《奇异怪谈集》的作者省略掉了。因为此事对于日本的读者来说,不甚明了,而略去对整个故事发展并无大碍。原作中的“每岁元夕,于明州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一句,译作者也予以省略,但在文首加了一条注释:“在中国,正月十五日夜晚,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挂上灯笼,尽情玩过通宵,如同日本的盂兰盆会。”把中国的元宵节与日本的盂兰盆会类比,这样通俗的解释,对于不太熟悉中国的日本读者来说,当然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省略的还有原作中对于“美人”年龄(约年十七八)、衣饰(红裙翠袖)、姿态(婷婷袅袅,迤逦)的描述。
      原作《牡丹灯记》的结局,是由铁观道人率领金甲神将,施以法术,擒拿乔生、符丽卿及丫环金莲,然后有大段三者的供词和道人的判词,这是中国人极为习惯的“冥间判决”。在译作中,这一大段都被省略了,而整体编译为“三幽灵皆言伏罪,不复为妖……翌日,众人登山拜谢,只有草庐存焉,而未见道人。又往玄妙观访魏法师,则病不能言事。盖铁观道人乎?”
      虽有种种删略润饰,但整体上看,《奇异怪谈集》的《女子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还是对《牡丹灯记》的翻译作品。
      再来看翻案小说《牡丹灯笼》。在这篇作品中,浅井了意编织了一则日本风格的奇异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场所和背景全部换成了日本的。在故事中,作家按照日本文学作品的风格,对男女主人公的谈话做了具体细致的描述,并将原作中描写女主人公做诗时的“态度精妍,词气婉媚”八个字,加以铺叙,还加入了日本文学特有的三十一音和歌(这是日本文学作品描写男女情事的传统手法)。结局是“荻原氏家供奉《法华经》,幽灵遂不再现”。只是简单地说了收服幽灵的事(托东寺之卿公……携符贴于大门,女不再来),也没有如原作那样描述幽灵的供词等等。看来中国式的“冥间判决”是日本人难以接受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翻译作品《女人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和翻案作品《牡丹灯笼》都对原作《牡丹灯记》做了一些删减,但是同时两位日本作家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一些原作中没有的内容。例如两作都增加了一句对月亮的描写(唯明月辉映;明月当空),这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细小改动,却在不经意间反映了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雪月花等自然景物的欣赏心理。还有,《女人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最后一句(盖铁观道人乎?)也是原作中没有的。这句话是作家对这一故事结尾既不见铁观道人,魏法师又因病不能言语的奇怪现象所做的一种推测和解释,让读者在这一余音中去品味。而追求余味悠长(余情)正是日本文学的特点之一。这种处理方法,既保留了中国文化风格的特点,又符合日本读者的心理。
      通过上面《剪灯新话•牡丹灯记》《奇异怪谈集•女人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和《御伽婢子•牡丹灯笼》这三篇作品的比较可以看出,《奇异怪谈集》在翻译中国文学原著时,其基本特点是取原本故事,保留其原貌,又依照日本读者的欣赏习惯,略作增删,用假名译叙汉文,便于阅读。而除了若干细节不同之外,《御伽婢子》中的《牡丹灯笼》是在《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的背景、人物、情节的基础上,按照自己民族的美学观念,重新构思,再行创作,翻案而成为作品的。严绍 先生曾说,像《牡丹灯笼》这种翻案作品,“是‘假名草子’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样式⑥”。从《牡丹灯记》到其日文翻译作品、翻案作品的演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明清小说在日本江户文坛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从情节改编和主题演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审美文化和接受风格上的异同。中日文学之间这种浸润性的联系,不仅成为“假名草子”发达的重要条件,而且为日本近代小说的先驱――“读本”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①《中日文化论丛》,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严绍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③李树果翻译《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导读”部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④参照严绍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⑤刘德润:《日本古典文学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⑥严绍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页。
      参考文献:
      [1]浅井了意:《牡丹灯笼》,佐竹昭宏等编《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御伽婢子卷之三》,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
      [2]瞿佑:《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严绍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刘德润:《日本古典文学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5]张龙妹:《〈剪灯新话〉在东亚各国的不同接受――以“冥婚”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2期。
      [6]勾艳军:《日本近世小说怪异性溯源――以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为中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作 者:张学焕,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研究。
      编 辑:古卫红E-mail:guweihong00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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