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曼璐]
时间：2019-02-12 05:29: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半生缘》 曼璐 人物形象 女性主义 摘 要:张爱玲笔下的曼璐突破了传统作家对女性“天使”与“恶魔”的二元设计,她先是为赡养家人而堕入风尘,后设计和安排好色的丈夫鸿才玷污自己的妹妹。在这个意义上,曼璐是书中最为复杂的人物形象。重建曼璐的故事,将其置于女性主义的框架中进行阐释,是解读这一人物形象的关键途径。
《半生缘》的前身是《十八春》。1949年,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1951年由亦报出单行本。《十八春》写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故事,曼璐毋庸置疑是配角。亦报在连载的同时刊出读者的评论,读者对曼璐“争议最大”。其中一篇署名叔红的文章提到读者纷纷要求“非把这一对狗男女(曼璐与祝鸿才)枪毙不可”,而且尤对“曼璐感到憎恨”。{1}1966年,张爱玲在美国改写《十八春》并易名为《半生缘》,其中有多处改动,但集中写曼璐的二章、七章、八章、十一章、十二章、十四章却基本没有变化,可以由此认为张爱玲对曼璐的写作是自我认可的。曼璐在父亲去世之后,为了供养家庭,与未婚夫诀别,舞女――交际花――暗娼一路不可控制地堕落下去。曼璐必然面临着道德评判的二元悖论:一方面是牺牲的美德,另一方面是因女性身体的出卖而导致的父权社会的道德鄙视,而更由于她设计和安排好色的丈夫鸿才强暴自己的妹妹,曼璐可谓是书中最为复杂的人物形象。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是通过重建曼璐的故事,将其置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框架中进行阐释。
一
曼璐在书中的第一次出场是富有意味的。曼桢对世钧诉过身世以后,回到家看到曼璐在楼梯上打电话。故事的叙述采用了曼桢的视角,是曼桢的眼睛看到的曼璐。“她那嗓子和无线电歌词同样刺耳,同样娇滴滴的,同样声震屋瓦……笑的哈哈的仿佛有人胳肢她似的。”“……腰际有一个隐隐的黑印”, “……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这样的描写详细到了一种“仔细打量”的程度。曼桢与曼璐是住在一栋房子中的姊妹,朝夕相见,曼桢为什么偏偏在此时巨细无遗地注意到曼璐的声音、衣着与化妆?作者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即曼桢将自己的隐秘(其姐为暗娼),也是曼桢内心里面盘桓已久的阴影向世钧(可能的恋人)倾诉之后,曼璐的声音、衣着、化妆在曼桢心里引起的“真怕”、“恐怖与恍恍惚惚,再也不能相信这是她的姊姊”的疏离感,方才获得了心理上的合理性。首次呈现在读者视野里的曼璐低俗、夸张,戏剧化的笑声与化妆是吸引异性的策略,而那个隐隐的黑手印间接说明了曼璐的职业处境。而曾经的曼璐是“一个圆圆脸的少女,梳着两个短短的辫子”。祝鸿才错认曼璐的照片为曼桢,沈啸桐见到曼桢就想起当年的红舞女李璐,张豫瑾一见到曼桢就“怔住了,他还以为是曼璐――六七年前的曼璐。”都说明姐妹二人非常相似,那时的曼璐是美丽的,可以使鸿才悠然神往,是豫瑾心中“梦幻似的美丽的影子”,是许太太口中的长得真好,是沈啸桐眼中风头正健的红舞女。姐妹两个参差对照,写曼桢酷似少女时的曼璐,写曼桢的美就是写曼璐当年的美丽。作者一击两鸣,“二人之美,可并知矣”。曾经的曼璐也是纯良的。她与未婚夫诀别,做了舞女,代替了父亲供养家庭,大学毕业的曼桢是她“牺牲自己造就出的一个人”。曼璐对家庭有很强的责任感,嫁给祝鸿才时仍然要求“一家三代都要他赡养”。
曼璐跟过两次人,均有始无终,打过两次胎,终致不育。曼璐的路是越走越窄了。曾经美丽动人的曼璐,外表已苍老粗俗;曾经纯良的曼璐,心中充满怨恨。因而胡乱嫁了潦倒的祝鸿才做姨太太。而在发迹后的祝鸿才眼里,曼璐有着“烂污货”的过去,他好色,而她色衰,又无子。风月场上认识的男人当然又往风月场上去。自己买地盖毫宅,结发妻子死后要靠族人凑钱埋葬,祝鸿才岂是念旧情的?而祝鸿才觊觎的那个人,恰是曼璐“牺牲自己造就出的”妹妹曼桢。曼璐在第七章就已动了恶念,只是尚欠东风,还需要一种力量推她一把。这力量就来自豫瑾。与豫瑾的甜蜜而短暂的爱情,是曼璐一生中最温暖和亮色的回忆。曼璐主动与豫瑾解除了婚约后,豫瑾七年都没有结婚。第八章,豫瑾到上海,与曼桢相比,曼璐“只是一个梦幻似的美丽的影子”,豫瑾不觉将感情移到曼桢身上。曼璐经济上依赖的丈夫,情感上依赖的昔日恋人都转向了曼桢。傅雷在评价七巧时说:“爱情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2}对曼璐也同样适用。为了隐秘的嫉妒、报复和自保,曼璐策划了“诈病”阴谋,曼桢在探病留宿祝家时被祝鸿才强暴,曼璐将那“借腹生子
的”阴暗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从而毁了曼桢一生的幸福。曼桢说她是同谋,她其实是主谋,是她“好不容易想了这个法子”。曼璐劝说曼桢为了孩子回祝家,遭到拒绝后,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二
曼璐的一生是不断失去、不断被剥夺的一生,直至一无所有。刘小枫在谈到昆德拉笔下的人物时说:“不仅现代男人有询问生命的幸福的权利,现代女人同样有这样的权利。”{3}是谁夺走了曼璐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可能有或应该有的幸福?
小说的时代背景并不明显,但可以从它的结尾提到主人公要“到东北去”,推断故事应发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在历史的这个时间段,鲁迅先生写下了《娜拉走后怎样》,答案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性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不能自养,女性解放就是一句空谈。两性的经济地位,可以套用恩格斯的名言“丈夫是有产者,妻子是无产者”。同时,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上海这个殖民化的城市,女性已经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顾家这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子女无论男女都在上学,曼桢更是念到大学毕业。这一点往往让今天的读者无法接受,从而可能质疑,曼璐是否真的无可选择要以出卖自己的方式来供养家庭?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牺牲。反观曼璐短促的一生,她的人生发生转折是从父亲的去世开始的。在女性系统地受到歧视的父权社会里,父亲是家庭经济的保障,曼璐此时正在上中学,经济上依赖做文员的父亲,结婚后将会依赖未婚夫豫瑾。但父亲的去世使她事实上面临着两难抉择:与豫瑾结婚,自己会有一个好的归宿,但家庭就会失养。将个人的幸福与家庭放在同一天平上,曼璐选择了牺牲自己,这个家庭则被动或主动牺牲了一个女儿,从而维持了父亲在世时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的常态生活。这与曼璐个人的性情有关,更与父权意识形态几千年的强烈召唤有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女性总是与牺牲相关,不同朝代尤其是明史的《列女传》就是正面褒扬女性为父为夫换言之为男性牺牲的女性教材。也许与小说采取了世钧与曼桢的叙述视角有关,作者没有正面展示曼璐如何与未婚夫诀别,但我们可以想见其心中的惨烈。父亲的缺席使长女曼璐承担起养家的重担,人口庞大的旧式中国大家庭,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曼桢来说尚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何况曼璐中学还未毕业?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性被认为是次要的、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的从属地位决定了没有受过教育、无职业特长的女性除了从事报酬低廉的家庭帮佣工作之外,没有太多的选择。曼璐唯一的特长是她美丽的容貌与年轻的身体。这意味着她别无选择地以堕落的方式进入社会,以性与经济的交换,沦为男性的玩物,成为特殊的商品。但是,男权中心社会的标准是双重的。以沈啸桐为代表的父权制文化,既允许男性娶妾、玩舞女,又从道德伦理上鄙视风月场上的女性。在这样双重道德标准下,曼璐为家庭做出的牺牲使她不仅失去了未婚夫豫瑾,也几乎没有可能再有幸福的或者退而求其次的正常的婚姻。经过六七年的风尘生活,色衰的曼璐嫁给了为人猥琐、语言粗俗的鸿才做姨太太。这样的婚姻,明显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彼此尊重或者是由于相互爱恋产生的哪怕是短暂的感情或精神的吸引力。当然,这样的丈夫也不能带给她一份安稳的生活。
对曼璐而言,结婚不仅是完成了女性的社会宿命,获得一个证明自己生存正当性的社会身份,更是一份生存权的保障。曼璐的一生是在外力的压迫下极端失控的一生,但也许正是出于自身命运的被动性,曼璐有着非常明确的控制他人的意识。曼璐选择祝鸿才为结婚对象,是因为“她还能拿得住他”。事后证明这是一种错觉。在筹划借腹生子的对象时“这个人最好还是她的妹妹,到底好控制些”。在这里,“控制”是阐释曼璐与他人权力关系的另一个关键词。“‘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控制’他则属于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相当大的能力才能胜任的职业。”{4}做了姨太太的曼璐为了将丈夫鸿才留在家里,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自己能被留在一个男人的家里,打的是一场无望的战争。表面上以不断追问“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的对丈夫的控制,事实上证明的正是女性在父权意识形态的牢牢控制之中。对曼璐尤其如此,这种徒劳的控制/反控制是以曼璐的深层焦虑为表征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把社会上的女性价值限定为女性哺育、姐妹情谊,恪守贞节和感情丰富”{5},曼璐基本上是一条也不具备的。林幸谦非常精辟地概括道:“在三从、三纲、四德、七出之外,亦包括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的责任、婚前保持处女贞操的观念……等各类规范的背后,其实都是女性的传统恐惧的根源,也是传统恐惧的内涵。”{6}失贞的过去,色衰、无子的现在,发了财的好色的丈夫,姨太太的朝不保夕的地位使曼璐陷入充满焦虑与恐惧的身份危机。而这种焦虑与恐惧即使最亲近的人也无法分担与排遣。嫁人前,母亲弟妹在接受她供养的同时,心中是深以为耻的,受她帮助的人中最能理解她的妹妹也对她充满了疏离感,“与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而嫁人后,母亲和祖母只看到了鸿才发财,却不了解曼璐心中危机四伏的焦虑与恐惧,“命好”的得意与宣扬对曼璐而言无疑是锥心的讽刺。曼璐像一座无所凭依四处漂浮的孤岛,与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内心的疼痛无所释放。小说多处写了她的恨,对鸿才,也对被她误认为向豫瑾卖弄风情的曼桢。由于过去人生经历的影响,曼璐不能做一个母亲;关于情人的一点亮色与温暖的回忆也已幻灭,姨太太的地位随时会被取代,出于隐秘的报复,更主要是为了“用妹妹吊住他的心”,通过对妹妹的控制间接地控制自己无法控制的男人(更为悲哀的是,这是一个被自己看低的男人)以获取生存权。按照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在父权法则之下,女性为了从男性那儿获得更多的权力,往往成为同性的压迫者,起深层作用的仍是男权中心下男女两性的对立。曼璐失败的反控制并没有为其获得生存的主动性,事实上她一刻也没有脱离另一性别的控制。但是,就算搭上了曼桢的爱情和终生幸福,曼璐的恐惧和焦虑最终也没有得到缓解与消除。虽然因了曼桢所生的“这个孩子”没有被扫地出门,但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曼璐日益病重,鸿才仍是出门去寻欢,曼璐的精神与肉体都已枯竭。观照曼璐生命中的男人,或许是不无意义的。父亲的缺席、未婚夫对现实的无奈认可、鸿才的无才无德甚至无温情与亲情,一句话,男性已承担不起对女性幸福的允诺与守护。张爱玲的描写是反浪漫化的,她没有给笔下的人物一个出路,哪怕是虚假的出路。把自己完全放在另一个性别的手心里,在经济、情感、精神上都看不到超越的可能,这种命定的对另一性别的依附,使曼璐的命运具有了沉重的宿命感。
三
曼璐这一角色在《半生缘》中的地位虽次于曼桢与世钧,但她不仅构成了曼桢的身世,成为影响曼桢与世钧爱情的主要障碍,而且直接把曼桢推入不幸之中。就她在小说的矛盾冲突与剧情发展的作用来看,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抽掉曼璐这个人物,小说的故事框架就会坍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尤其是男性笔下的女性,按照波伏娃的说法,不外乎天使与妖女两种。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情况则更为复杂:一类是拟男性作家的处理,将女性作为客体、他者,或视之为精神化的天使,或视之为肉欲、邪恶的化身;另一类如张爱玲,则由于对女性生活的洞察而超越了这一模式。更重要的是,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相比,张爱玲既没有将曼璐简化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对这一人物倾泻单纯的同情;也没有将其符号化为令人憎恶的坏女人的形象。王小波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性生活理解得很深刻。”{7}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精到的。曼璐是一个父权意识形态与制度下的牺牲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曼璐之所以引起读者的道德抨击,主要在于她牺牲了无辜的亲妹妹曼桢。基于过高地估价血缘关系,她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走出人生往深渊坠落的第一步;基于过低地估价血缘关系,她因牺牲他人的方式招来作品外的读者骂声一片。她不仅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但应该看到,曼璐的行为是符合人物的内在逻辑的。曼璐因此不是传统文学作品如唐传奇塑造的只知牺牲和奉献的“义妓”或“侠妓”,也不是传统类似题材作品所创造的男性色情注视与道德鄙视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挣扎于控制与反控制,挣扎于善恶、生死的边缘的女人完成她在小说中的命运。
曼璐形象书写的美学意义不仅是美丽纯良的曼璐被不合理的社会残酷地毁灭,张爱玲的深度在于她写出了男权中心下的牺牲者隐秘、痛苦、幽暗、复杂的内心世界,既非神化,也没有妖魔化,而是深刻地揭示与见证了曼璐这一类女性人物的生存处境的真相。曼璐也因此成为书中最耀眼、最有生命力的人物。
作者简介:郭云,硕士,淮海工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1} 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42.
{2}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5(11).
{3} 刘小枫.沉重的肉体: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维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79.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53.
{5}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A].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78.
{6} 林幸谦.再解读:姐妹情谊的反动与女性冲突主题[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74.
{7} 王小波.关于幽闭型小说[A].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