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却一桩心事|了却一桩心事什么意思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猝然长逝。他生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经历了人生的沧桑浮沉：中年辉煌，晚年落漠，身后寂寞。美国几万家报刊中只有两家发了讣文，致使一家英国报纸趁机嘲弄：只怕美国社会从不知道库恩博士曾经活过呢！更因为他对中国学术界的某些影响以及与我个人的一段因缘，使我备感震惊与哀伤。
　　八十年代初期，笔者曾参与翻译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及后来的《必要的张力》，这也是他毕生仅有的两本科学革命著作。此后意犹未尽，在那个年代后期又着手编译《库恩科学哲学选集》，得到他本人出乎意料的支持，很快寄来为中文选集写的序言。后来时移事迁，计划中断，这篇序言从此沉没在我的资料堆中，成了一桩放不下的心事。
　　旅美七年，有缘与他有过一段交往，也有机会对西方文化获得一些切身体验。库恩在西方始终是个异端：英国人骂他是“真理的叛逆”，他的同胞们则诬他煽动有组织的犯罪。再回顾八十年代，对此茫然无知，也就谈不到真切的了解。及至为选集撰写评介性的译者前言时，下笔窒碍，实为计划中断的一个主观因素。每念及此，日增不安。年来正当重拾旧稿，思虑有所交代之际，突然霹雳一声，噩耗传来，空留下永恒的遗憾和咎歉。只有尽快地遵循库公遗愿，把序言公诸神州大地上的中国读者，稍慰作者在天之灵。
　　库恩曾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艰苦漫长的历程。”其文凝练艰涩，不了解某些背景更难以卒读。我也曾戏加一句：“其翻译也是这样。”解读自然更为不易，只是种下了前因，不能不勉为其难。
　　
　　库恩：中文选集序言
　　
　　我的著作在中国引起了兴趣，我很高兴。我欢迎这本中文选集的出版。特别高兴的是，本书还将向读者介绍一些我近年来的代表作，表明最近十年来我的思想发展方向。这篇序言将提供一个概貌，并特别说明其间的连续性。尽管我的研究生涯背后所关切的问题是一以贯之的，但有些读者却难以理解我的旧作与新作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书重印了我的讲演《科学革命是什么？》，可在这之间搭起一座有用的桥梁。其中所说的三个经验事例，正是四十年前推动我从物理学转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键。犹记得当年那段经历：迎面碰上一些过时的科学文本，发现一些显然异乎寻常或毫无意义的段落，后来又发现一种消除反常、赋予意义的阅读方式，从而得到澄清。对我来说，这前后两种阅读方式的差别，显示了两种相应不同的理解自然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有一种历史变化类型，英语哲学的主要传统还没有准备好做出分析。试图理解这种变化，也即我给以革命称号的那种变化，就是我所一直主要关注的问题。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这个问题首先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受到公众的瞩目。它对科学发展更宏观的描述出现于该书的最后部分，特别是《革命是世界观变革》一章。以此为高潮，我想是因为这原是一本写给哲学家看的书。但对于许多读者来说，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读者，此书主旨与其说是它的哲学精髓，不如说是它的社会学、历史编纂学框架。这种兴趣并无不当，我之重视这项研究也是由此而来。但是这样看待此书的读者，则总是错把革命变革的征兆当成实质，甚至完全忽略了此书的主要问题所在。
　　这种反应，更加强了我对革命变革本质的关注。每次回到《结构》的主题，我总是集中于它的哲学方面。结果，对历史的关怀已逐渐蜕变成对一般发展或进化过程的关怀。其社会学关怀主要是：我坚持这一进化过程的载体必定是自我复制的群体或集团。而且，自从在集团所创作或阅读的文本中碰到它们，我愈来愈相信它们只是语言社群或对话社群，是由公有词汇联结起来的个人组合，这些词汇使专业交流成为可能，也把交流局限于专业范围之内。
　　上述对话社群，涉及我的观点一系列更加具体的发展。《结构》谈到许多伴随科学革命而来的词义变迁，也谈到视觉格式塔变化、看的方式的变化。二者之中，意义变迁更为基本。我关于不可共量与局部交流的基本观念，主要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很不稳固。无论传统的词义理论或是把意义归结为指称(从内涵到外延)的新理论，都不足以阐明这个观念。该书问世以来，我一以贯之的哲学关怀就是弥补这一缺失。我一直想弄清楚，词语究竟怎么能够具有意义、而具有意义的词语又是怎样适应于它们所描述的世界。这就是说，我一直在寻求不可共量性的基础。
　　正是对意义的关怀使我在《结构》面世十年以后，第一次强调了通过专业教育所获知的初始同异关系对所有研究层面的作用(《再论范式》)。这种关系使我最近名之为同业工作者所共有的“分类学”，也即他们的专业本体论。一个集团随时可知的世界，即部分体现于它的分类学之中，而某一方面分类的变化，对于我称之为科学革命的事件至关重要。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许多用旧范畴名称所作概括即难以表达，不可共量也成了不可翻译的一种形式。其平行的发展可溯自《再论》经过《科学中的隐喻》到《可比较性、可共量性、可交流性》的第一个高潮。最后一文提出可翻译性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基本区别，这一点差不多同时也引起其他哲学家的注意。历史学家为理解一种旧文本的反常段落所必需的，是语言学习而不是翻译，这种学习所能达到的理解程度，看来并无限制。但学习第二语言的成功，并不意谓能够翻成译者的原有语言。语言学习只能导致使用双语，不能丰富原有语言。
　　我的思想的另一面，大部分仍在发展之中。《结构》的论证在概括个人与概括集团之间来回摇摆，似乎以同样概念通用于二者为理所当然，集团无非个人的某种放大形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之求助于鸭子变兔子之类的格式塔转换。其实如同其它视觉经验一样，个人会发生这种转换，许多事例表明，某些科学社群成员在革命期间也会有此经验。但《结构》却把这种转换反复用为一个集团也会发生的模式，今天看来就不对了。集团不像个人那样可以拥有自己的经历。如果集团成员差不多同时拥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谈论集团经历也许无害。但同一科学社群的全体成员在一次革命过程中，从来未必拥有共同的经历，不管是格式塔转换还是别的什么。因此，革命不必按集团经历、只按个别集团成员的经历描述即可。革命中这种经历往往千差万别，正是这种多样性本身在科学知识进化中起了基本的作用。下面的《客观性、价值判定和理论选择》一文首先概述了这种作用。
　　把用于集团同用于个人的概念分开，是清除传统方法论特有的唯我论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科学知识之获得与评价成为集团的内在活动，就不会再被理想化为单人游戏了。个人与集团之间同样的分析性差别，对词义问题也至关紧要。尽管每一个体都必须按照某一方式挑选社群所安排的词语指称，不同个体仍可按不同方式加以区分。社群内部交流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其成员运用了共有准则，而是运用了共有的同异关系。正是后者的共有分类结构才能把这一社群的成员联结在一起。共有分类结构的个体，对于“与什么相同？”答案不必一样。这种专业活动不同方面的分歧，有的成员理解相同，有的不同，在我最近的文章中都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以下译文中，这一点明显表现于新近的《可共量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之中，后来的《科学历史中的可能世界》则更为发展、更加明确了。
　　我一直进行的摸索还在继续，没有向导，仅仅表现在我的作品之中。但近来这条道路却又开始把我领回《结构》一书较少哲学倾向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因为我之滑向语言哲学而时有反感。可是对我来说，上述发展最突出之处恰恰在于：它大为加强了《结构》初版最后几项关于生物进化与认知进化的类比。把科学发展视为进化的总体看法，已见于以下《科学知识是历史的产物》，但还有更突出的深刻类似。例如，无论生物或科学进化都是内在的集团过程，本质上都依赖于集团成员所共有而与其它集团相区别的特点，加之，两种过程都是盲目的。人们熟知生物进化：达尔文理论不需预设进化趋向的目标。科学则不够明显，这里只能略予说明。一定时期的科学信念，不能用表达另一时期科学信念所需要的词汇完全表达出来，两套信念不能详尽比较。原则上不可能建立一条笔直的发展路线，特别当科学论及世界如何的问题时更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像这样一些标准短语“愈来愈接近真理”、“愈来愈按照接合点切割自然界”，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意义。我相信，科学可以有实用意义的进步，没有本体论意义的进步，就是说，不会愈来愈接近于永恒不变的实在。
　　这两种类似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我即以此作结。生物进化有个突出的特点，即选择机制表面上并不协调。设计神妙的工具如眼睛或手――似乎有理由说存在一位设计师――都是选择压力长期作用以提高集团生存能力的结果，无法预见。如果科学不存在愈来愈接近的外在目标，其发展也会由一种同样靠不大住的机制所引导。《合理性和理论选择》提出一些有关这一机制的初步暗示。《结构》曾提示，科学家受到训练在自然观察与现有理论之间进行估价和解决秘传疑点。此文则进而指出，受此训练的个人必定多少按照科学家的这种作法选择研究的问题和理论。我想，这正是解释科学为什么要这样发展的一个开始。果然如此，“释疑”的说法确实抓住了一点引导科学进步的选择机制，则可提示人们如何有效地思考可能促进或阻碍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状况。
　　一九八八年六月于麻省波斯顿市
　　
　　解读一：认知方式
　　
　　《结构》一声春雷，引发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的库恩震撼。到八十年代我们惊艳的时候，其实繁华退去，他已经备受冷落了。在这种处境中，他坚守初志，沿着原来的探索方向继续深入。可惜世人不察，误以为他阿附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从原来的立场退却了。这也包括像我这样浮光掠影的译介者。细读《序言》，误解即可冰释。
　　《序言》劈头就说，他高兴中文选集将介绍他八十年代的新作，表明他的思想发展方向。此方向即“世界观变革”背后的语义变迁：词语指称的改变带来了语言联结自然界方式的变革。传统以为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只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因而习惯于把科学革命归结为思想观念的革命。但只要进行思想，哪怕苦思冥想，也离不开一定的范畴、概念、名称，要有同步于观念的语言运作，这恰恰是思想的物质内核而非外壳。库恩理顺了这种关系。一套语言体系是一双整体把握世界的巨掌，以自己的隐喻和词语内涵执掌世界。因此，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变化的深层实质还是语义变迁，语言是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生活方式，它规范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也塑造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世界。
　　语言这一文化功能，在传统所谓人文学科中是很清楚的。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以别于科学的“纯粹理性”。他的后继者进而发挥为“法则研究”和“意会研究”。后者原文ideographic，意指人对个别事物的理解和诠释，与前者寻求普遍规律的nomothetic研究本质不同，相当于王国维所谓“写境”与“造境”之分。“意会”是心领神会，从主体的领悟出发塑造一幅外在世界图景。它发挥了语言的隐喻功能，造成表意的“境界”。更充分地体现了主体认知的能动作用。当然，诗人“所造之境，亦必合乎自然”，不必就是主观臆造。不过照传统的看法，这只能属于人文的认知方式，与自然科学毫不相干。
　　库恩打破了二者之间的隔阂。自然科学既然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积极形式，当日常语言精练为科学语言时，也同样具有这种积极创造世界的功能。他的八十年代新作，着重论述了语言内涵的“本体论”：以词语对事物进行分类，切割自然，建立范畴所蕴涵的相同或相异关系，从而勾勒了整个世界图景。科学不仅消极“写境”――描述和说明自然，同时也积极“造境”，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当然，与骚人词客所营造的“意境”不同，科学意在创造一个可以理解的、与物质生活有更多联系的物质世界。创造也是选择：这个世界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许多可能认知的世界中的一种可能。艺术与科学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生活形式，满足不同生活层面的需要，但就人类认知的本质而言，并无区别。
　　西方近代科学发端于伽利略革命，他从阅读古书转向“阅读自然界这本大书”。他的读法是观察描述再加逻辑分析，由此开拓了也限定了近代科学的视野。康德归结为“纯粹理性”，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科学成就。库恩更上一层楼。他有时用“认知方式”(Cognitiveform)这个词指称以语言为基本工具的科学创造活动。这是整体把握世界的方式，不限于描述分析的方式。正如制造工具的双手是人的天赋潜能，语言“造境”也是人猿揖别之后人的另一天赋潜能，都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实现的社会本能。如果说，生产过程通过生产工具与人们的生产关系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那么，科学认知过程也通过语言与人们相互对话的关系组成一定的认知方式，都是人类创造、选择世界的社会行为模式。库恩的探索与生物科学领域中近年涌现的现代进化论一致：后者放弃了经典进化论隐含的适应主义，视生物进化不再是消极的“适者生存”，而是主动的创造。
　　
　　解读二：认知主体
　　
　　《序言》反思《结构》过分强调了个人的“鸭子变兔子(对同一图形的不同感知)之类的格式塔转换”，误以为集团只是个人的放大形式。认知主体如果只是个人，科学革命成了个人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势必导致无轨迹可循的唯我论和主观主义。个人的天才之光闪烁不止，只有极小部分在科学社群的认可支持下才能幸存，参与科学发展进程。正像生物进化中不断出现的基因变异，只有少量得到选择加入进化的行列。非如此则不足以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平衡的发展。
　　认知主体的这种社会性，源出于语言的社会性。当人从动物界中站了起来，在解放双手的同时也解放了自己的嘴巴――吃饭之外不再用以衔物，另外发展了语言能力。同制造工具一样，这一潜能也只能在社会活动中实现：人们相互交流、沟通、理解的过程，也是一起规范思想、认同一个实在世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拥有不同语言的科学社群犹如不同的部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家园之中。说霍比语的印第安人只有一个词兼表“飞机”、“飞龙”和“飞行员”，却有不同的词表示露天的水与瓶里的水。爱斯基摩人拥有大量词语表示不同形状、颜色和降落时间的雪，却没有一般的“雪”字。他们生活在一个千姿万态的白雪世界中，尽管他们的感觉器官与我们毫无不同。
　　科学社群作为认知主体，本质上是对话社群，其成员通过共同的教养和训练，拥有一部公用词典，其词语具有相同的内涵外延，按照同一分界线切割世界，划分相同的或不同的范畴，从而勾勒了共同的实在图景。这就规定了研究空间，把社群的研究力量集中于这个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庶免漫无边际，劳而无功。但语言本质上模糊灵活，并不保证同一社群成员在一切具体问题上答案一致，也不保证对范畴所体现的同异关系理解都一样。因而同一对话社群内部也会出现分歧、争论，直到出现词素突变，酝酿了根本的语义变迁。
　　反之，不同的科学社群语言不同，二者之间“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ility)，犹如等腰三角形的一腰与其斜边之间、或圆周与其半径之间，没有可构成整数倍的共同量度。与此相类，两种科学文本的相关语词之间也没有词典上所简化的一一对应关系。它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实在世界里。亚里士多德把太阳置于“行星”范畴，人成了盘踞宇宙中心的上帝选民。牛顿派改变了“行星”内涵，人也被放逐到宇宙边缘。爱因斯坦把“原子”湮灭于“统一场”，人又成了四维时空的一个小不点。但由于共同的印欧家族语源，他们又共同隐喻了一个先验被创造的实在世界以及其中隐藏的创世秘密。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一致运用分析还原方法穷追不舍，誓必找到原初构成因素并解读全部密码而后已。这一认知方式，与古希腊以来一脉相承的西方语言有同构性。
　　不同语系之间，如英语与汉语，具有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英语多音节，以词素的变格变位表义；英文基本为拼音字，口语与书面语一致，构成相对确定的词法、句法和语法。汉语为单音节，一词一义，无词素变化；凝结为文字则为单音独体的表意符号(ideograph)，现代汉字大部为“形声”字，兼表音义而以表义为主。有位语言学家曾以英语属“法治”、汉语为“人治”，隐含褒贬，却道出了后者与前者不可共量的人文特点。人为表意，则寰宇之内并无既成密码可寻，只能自我作古。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正是二种语言体系的不同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李约瑟问题”可能提得并不对。中国古代科学产生于另类语言、另类社群以及另类世界之中，本无可能自发出现伽利略式的革命。看来，李约瑟只是发掘了一个古代科学世界，库恩则赋予其合法的科学身分。
　　“不可共量”又只能是相对的，一如《可共量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一文的标题所示。正像开方2(√2)或圆周率(π)除不尽，总有余数，但又可以无限地除下去，达到任意的精确程度。两种语言尽管原则上不可交流，不可翻译，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中还是同西方进行了文化交流，翻译了西方著作，从而引进了西方现代文明，逐渐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但也只能是相对的。西方文明来到中土，经过“中国化”而没有全盘西化，致使“文化冲突”论者亨廷顿教授惊呼：“他们实现了现代化，却没有变成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不懂这种不可共量性，尽管他也恬然引用“范式”一词支持他的冲突论。看来，文化交流的“余数”也有二重性：既限制了对另类文化的吸取，也保持了某些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本土价值。
　　西方人生活在“理性”世界中，理性被奉为最高价值源泉，近代科学则是它的完美体现。逻辑经验论总结了这一科学成就，把这种经验逻辑方法奉为描述终极实在、达到绝对真理的唯一途径。为保证这条真理的道路，它也深入语言内核，试图构造不掺杂任何主观成分的“中性观察语言”，建立理想化的“逻辑句法”，最终清除一切违反理性的主观臆想。于是，西方近代科学成了唯一可能的科学，西方语言也成了唯一可靠的科学语言。我们的一些前辈们出于现代化的渴望，一度醉心于汉语的拉丁化或罗马化，甚至干脆废汉语而改用“世界语”，以为走上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库恩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从这一理性迷梦中清醒过来。
　　
　　解读三：科学认知的进化
　　
　　《序言》最后以科学进化比拟生物进化，也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谈不到什么愈来愈接近什么，不管是终极实在还是绝对真理。这就是说，科学认知也只能在环境压力之下自我创造、自我选择，没有一位超然物外的“设计师”预订行程。用库恩的说法，“进化”只是说科学可以在实用意义上给人类带来某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利益(姑不论其同时带来的灾难)，并无本体论意义的进步。
　　这一点说来似乎寻常，实为天翻地覆的大议论。西方本体论的基本框架是天人两分。“天”作为范畴被结晶为人格上帝的超越存在，是一切过程的最后皈依，也是科学可以穷源究委的信念所托。这个主宰之天，鼓舞了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上下求索创世奥秘的激情，同时也设置了求索的终点，本质上构成一个闭锁系统。如果说，达尔文进化论在生物世界中扫除了造物主遗迹，库恩则继而在整个科学领域中褫夺了创世主的最后权威。这个主宰之“天”在他手上崩解了，又怎能不招来敌视和报复呢？
　　以汉语的同一范畴为对照，问题可能更清楚些。汉语传统的“天”，至少殷商以降，大体指称渺无涯际的自然整体，是个日新月异、生生不已、变化无极的超级开放系统。天道无常，不可订为“典要”，形成僵死的公式。这决定了中国传统科学的认知方式：从天人合一的整个系统综合认识自然整体，未曾形成西方的经验-逻辑模式。中国先哲们没有走上近代科学的发展道路，却也从无发展终极的困惑。
　　发展无常而有常，不仅是量的无限增长，还有相对稳定的常规形态。无穷的进化只能在有穷的常规形态更替中实现，以有常组成无常。科学进化中，只有某一认知方式耗尽自己的潜在信息量，才能让位于另一方式。这可能是普遍的进化形态。近年来古生物学发现，从年湮代远的生物发展历史看，进化机制并非传统进化论所设想的基因变异或个体的“优胜劣败”，而是以整个物种为基本信息库的相互更替，以及物种所创造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竞争。进化过程也不是传统渐进主义和适应主义所描述的，而是不断打破现有稳态、建立新的稳态的“间断平衡”(punctuatedequlibria)过程。由此观之，“革命”隐喻有其普遍性，并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
　　进化论是近代科学的成果，可也摧毁了这种科学赖以建立的理性基础。许多读者大概还记得，达尔文进化论曾经如此启迪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使他毫无保留地把《资本论》题献给达尔文。这可以说明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之间的同构。近年包括宇宙学在内的更广泛科学领域，还进而发现我们生活其中的整个宇宙也是个进化选择系统，也是没有先验设计的自我发展过程。这就是说，整个宇宙从无机自然界到生物界到人类社会，再到进化最高结晶的人类语言思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进化法则。库恩在这个宇宙进化的整个链条中，探索了其中迄今最高也最复杂的环节。
　　库恩说，他所发现的历史变化类型，“英语哲学的主要传统还没有准备好做出分析”，看来并无夸张。他是这一主流的叛逆，摧毁了整个理性之梦――不仅是西方近代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源泉。
　　让我们即以这篇《序言》作为留给他所向往的中国以及他所关怀的中国读者的遗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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