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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探秘建国后破获的特务案 上海“二六”轰炸案特务落网记

    时间:2019-02-21 05:32: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上海解放之初,逃窜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对新生革命政权及其生产建设、社会秩序进行破坏。他们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刺探情报,用秘密电台为飞机轰炸上海指示目标。上海公安机关针锋相对,与解放军部队密切配合,及时地摧毁了“国民党保密局独立台”等一批敌特潜伏电台,打掉了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的耳目,保证了大上海工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一
      
      上海新生革命政权建立之初,面对着百废待兴的上海滩,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很快抚平了战争的创伤,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生产。随着一批批工厂的复苏,经济建设逐步走上轨道。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敌人的嫉恨,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曾咬牙切齿地扬言:要用飞机轰炸,把上海变成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瘫痪城市。
      敌人之所以敢如此狂妄,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制空权。他们逃到台湾后,地面部队虽大部被歼,但空军尚有400余架飞机。当时,解放军尚未建立空军。因此,他们便凭借空中优势,肆无忌惮地对大陆进行袭扰。
      1949年10月以来,刷涂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飞机不断地对上海进行空袭,开始时规模不大,速来速去,丢下几枚炸弹就溜。后来,在蒋介石严厉督责下,国民党空军在舟山扩建机场,调集了一批飞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上海狂轰滥炸。轰炸目标主要是电力、造船等重要工厂以及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想以此破坏上海的经济建设。
      1950年新年伊始,敌机轰炸袭扰变本加厉,甚至一日数次。1月25日中午11点30分,国民党空军出动B24轰炸机12架,战斗机、侦察机各2架分批袭击上海市区,敌机沿着杨树浦、十六浦、杨家渡、高昌庙一带,对位于浦江两岸的江南造船厂、中纺九厂、颐中烟草公司仓库及周围居民住宅投掷炸弹,爆炸声不绝于耳,炸死炸伤300余人,炸毁房屋462间,炸沉大小船只18艘,沿江码头被毁,致使数千居民无家可归。空袭中,上海市公安局出动警员500余人、消防车35辆、消防艇4艘、救护车5辆紧急抢救,将爆炸引起的大火扑灭。
      2月6日,上海人民还未来得及在被炸成废墟的土地上重建家园,国民党空军再次对上海发动了空袭。中午12点25分,国民党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P51、P38战斗机共17架,分四批窜入上海上空,在北起吴淞、南至卢家湾一带投掷炸弹,上海电力公司江边电站(今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气公司、闸北水电公司等目标遭到轮番轰炸。随着阵阵爆炸声,2500多间厂房、民房被炸毁,1372人倒在血泊之中。闸北、杨树浦、卢家湾发电厂及自来水厂遭到严重破坏,上海发电量由15万千瓦骤降至4000千瓦。由于停电、停水,绝大部分工厂被迫停产,有的高楼电梯悬在半空,市民的厕所、马桶无水冲洗,5万余人无家可归。夜幕降临,全市一片漆黑,交通阻塞,这是上海解放后遭受敌机轰炸最严重的一次。台湾、美国的传媒为此大做文章,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也趁机四处散布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市民的情绪和社会秩序受到很大影响。这就是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二六”大轰炸。
      面对严峻的形势,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立即召开了全市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布置抢险救灾等应急措施,调整防空力量。会议要求全市党政军警民发扬红军长征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克服困难,夺取反轰炸的胜利。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市人民防空委员会迅速建立,接着又成立了上海防空部队。为了“把祖国的天空切实保护起来”,上海调集各方力量,形成了一个由飞机、高炮、雷达、探照灯组成的防空体系。在反轰炸的日日夜夜里,上海军民同仇敌忾,日夜奋战,抢修被炸毁的房屋、工厂及各种设施,仅42小时就恢复了全市供电。敌人妄想把上海变成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瘫痪城市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二
      
      还在上海人民夜以继日地投入反轰炸斗争之前,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重任的上海市公安机关的干警们,早已在隐蔽战线上,全力以赴地展开了一场侦破敌特秘密电台的战斗。
      破获敌特电台,是上海市公安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国民党在溃逃前,曾在上海布置了一批潜伏特务。这些特务每天都将我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用电台密报台湾、舟山的特务机关。为了打掉敌人的耳目,市公安局集中力量开展侦破工作,充分发挥我党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的强大威力,对敌特进行分化瓦解,促使部分特务投案自首,陆续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站、中统上海潜伏区、毛森特务行动组、国民党空军等各系统特务电台几十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有效地遏制了敌特机关的空中情报联络。
      为了挽回败局,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又变换手法,策划新的阴谋活动。一是从台湾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建立新的电台,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二是从沿海敌占岛屿(如舟山等)派遣特务潜入上海,组成“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等武装匪特组织,开展所谓游击战争,进行袭扰活动;三是派遣行动人员来沪执行暗杀、爆炸、投毒等活动,制造恐怖事件。
      针对上述敌情变化,上海市公安局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指示,将打击重点放在了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的特务电台上。
      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指示社会处侦察科对已破获的敌特电台案件进行仔细分析,从中理出线索,逐个筛选,分析研究,寻找蛛丝马迹。
      紧张的排查工作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正在这时,一份来自中央军委、公安部的通报送到了扬帆的办公桌上。
      通报是1949年10月发出的,内容简明扼要,全文只有32个字:“保密局吴思源于8月25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台湾总台通报。”
      于是,侦察人员开始查寻吴思源。但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查遍上海的户籍资料,甚至查了与“吴思源”三字谐音者的户籍,都没有找到吴思源这个人。
      1950年1月上旬,公安部又给上海市公安局发来一份通报:“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旧币),以汪洋名义,由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施家瑞收。”
      这份通报使山穷水复的侦查工作顿时柳暗花明。1月10日,侦察员从银行汇兑着手开展工作。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因战争而停顿,故从香港拨汇上海的款项,都由香港银行委托上海一些私营贸易公司代转。据此,侦察人员又逐一对经营这类汇款业务的公司进行了调查,终于发现吴思源的经费是由北京东路41号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的。这家公司的原始记录显示:取款时间是1949年11月5日,收款人叫施家瑞,地址是林森中路567弄14号,汇款775万元。
      经查户籍得知,施家瑞,男,1921年生,湖南省平江人。家有父、母、妻、子及胞妹等7人,其父施肖莲,在光复路56号开了一爿“振记”瓷器店。查施氏父子的历史,未发现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也查不出其与港澳台有何牵扯。可是,施氏一家如果清白无辜,特务经费的汇单又作何解释呢?侦察人员又深入调查了“振记”瓷器店职员的名单:店主施肖莲,账房许重庆,职员施家瑞、张光隆,跑街罗炳乾,学徒赵骥良。
      这些人中,究竟谁是吴思源呢?
      1950年1月11日晚,扬帆召集办案人员开会,部署下一步工作。扬帆指出:发现了特务经费的收款人,案件取得重大进展,但吴思源是谁的化名?是施家瑞还是另有其人?电台隐藏何处?这些都必须查清。他最后特别强调,对有敌特嫌疑的人员和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的地点,都要进行严密监控;行动中应严防打草惊蛇,惊动敌人;迅速查明吴思源其人,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朔风刺骨。这样的严寒天气,“振记”瓷器店周围仍不时有“小贩”、“三轮车夫”在兜生意。这些人是侦察科长钱明带领侦察人员乔装的。“振记”瓷器店位于造币厂桥墩(现江宁路桥)附近棚户区,北靠苏州河,面前是马路,路对面是造币厂的围墙。因为视野开阔,不便隐藏,侦察人员们便想出了这个招数。“小贩”、“三轮车夫”用破毡帽遮挡着凛冽的寒风,双手拢在袖管里,随机应变地进行监控和跟踪。经过6天的侦查,终于发现了“振记”瓷器店的许多疑点:
      首先,这个瓷器店是在1949年12月1日开张的,而施家瑞领取特务经费是在11月上旬,领取经费在前,开店在后,该店是不是用这笔特务经费开设的,将其作为掩护据点,很值得怀疑。
      其次,这个小小的瓷器店,生意清淡,每日做不了几笔生意,却雇了四五个帮工,这样少的营业额如何维持日常生计?如不靠营业额,那靠什么呢?
      其三,该店户籍上登记共6人,老板施肖莲,小开(老板儿子称小开)施家瑞以及账房等5人在店中时常可以见到,唯独跑街罗炳乾从不露面,看不到踪影。这个跑街的跑到哪儿去了呢?
      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个跑街的罗炳乾就是老板的女婿,小开的妹夫,他不住在店里,住福佑路362号自己家。
      令人奇怪的是,罗炳乾这个跑街从来不跑,反倒是施家瑞常跑到福佑路找他。侦察人员跟踪了施家瑞几次,但每次跟到像盘丝洞似的福佑路,七转八转就失去了目标。
      罗炳乾如此神秘,这说明他是个极其可疑的人物。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难道他就是吴思源?于是,侦察人员对罗炳乾的住地――福佑路362号进行重点监控。几天下来,罗炳乾仍未出现。为避免打草惊蛇,侦察人员决定暂不采取行动。
      
      三
      
      时近春节,敌机空袭日益频繁,刺耳的警报声,不时打破大都市的宁静。上海市公安局侦察科的同志们因侦破工作“搁浅”而忧心如焚。
      又是一份台湾保密局总台发给吴思源的密电,其内容是:命令吴思源报告飞机轰炸上海的“战果”;发给活动经费黄金20两。
      密电证实了吴思源就是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黑手,也证实了吴思源的潜伏电台仍在频繁活动。
      对此,钱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可疑地点进行电台测向侦察。”
      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王征明表示赞同,并提出建议:“堡垒往往容易从内部攻破,可以考虑让黎明配合此案的侦破工作。”
      黎明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是原国民党保密局电台台长,后参加起义,既精通电台测向侦察业务,又熟悉军统中电讯人员的情况。
      钱明立即将黎明请到公安局,并向他介绍了案情。当提到“振记”瓷器店跑街的罗炳乾时,黎明一怔,脱口而出:“军统有个报务员也叫罗炳乾。”
      罗炳乾,原名罗德阳,又名罗汉;30岁左右,湖南省华容人。1937年考入国民党军统技术特训班,毕业后历任军统郑州台、重庆总台及印度加尔各答台等地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罗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的特务,解放后去向不明。
      两个罗炳乾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军统罗炳乾和跑街罗炳乾年龄相符,唯籍贯不同,跑街罗是南京人,军统罗是湖南人。
      如果两个罗炳乾是同一个人,如果罗炳乾即吴思源,而吴的潜伏电台又在频繁活动,那么进行电台测向侦察是极有意义的。
      电台测向侦察首选的地点自然是“振记”瓷器店,此处临近郊区,虽然白天车来人往比较热闹,但一到夜晚就显得有些冷清,是架设潜伏电台较理想的地点。于是,黎明就以瓷器店为目标日夜测向、监听。同志们连续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却一无所获。黎明和侦察科同志马上调整部署,又在罗炳乾住处福佑路362号附近50米处架台侦测。一天、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晚上8时,沉寂无声的测向机突然接收到清晰的发报讯号,讯号来源的指针直指罗宅。凭着多年的实践经验,黎明断定秘密电台在50米到80米范围之内。为了确定电台的具体方位,侦察人员用手提式简易测向机,在漆黑的里弄内,循着指针方向搜索,30米、20米、10米……不出所料,发报讯号果然来自福佑路362号――罗炳乾居住的这间砖木结构的简陋房屋内。此刻,他正在与台湾保密局总台通报!
      此时此刻,侦察员们兴奋与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他们彼此紧攥着对方的手,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
      罗炳乾的“庐山真面目”,至此便昭然若揭。
      
      四
      
      1950年1月27日上午7时,在钱明率领下,侦察员们似闪电般冲进罗宅。其时,罗炳乾正头戴耳机,躲在堆满杂物的阁楼上对台湾发报。猝然听得响动,他犹如惊弓之鸟,顿时感到事情不妙,但还没来得及挪动一下身体,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罗炳乾面如死灰,脑袋像断了筋似的垂了下来。罗炳乾很清楚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但绝没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
      公安人员当场搜获收发报机一部,密码一套,发报底稿和收报记录19份。此外还在罗的抽屉里搜到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江南造船厂的详细方位――这是罗炳乾为敌机指引轰炸目标的重要证据。
      当日中午又将施家瑞密捕。
      1月31日,又将罗之岳父、“振记”瓷器店老板施肖莲逮捕。
      为了迅速弄清全案,侦察人员对罗炳乾进行了突击审讯。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罗炳乾不得不低头认罪,如实供认了自己的来龙去脉:
      罗炳乾1938年毕业于军统技术特训班,先后在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1948年下半年,通过一个姓王的小姐介绍,罗炳乾认识了施家瑞的妹妹施丽华。施丽华不识字,没文化,这对以特务为职业的罗炳乾很适合,施丽华征得父兄同意后,于1949年3月与罗炳乾订婚。此后,罗随部队撤到广州。1949年7月,罗由广州去台湾,即被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震裔委为上海独立台组长兼台长,化名吴思源,单独行动,不与保密局在上海的任何人发生关系;自任报务员、译电员、情报员,发给特务经费银元1500元及CMS收发报机一部及波长、呼号,密码一本,限时潜入上海建立电台。
      罗领命后,于1949年8月19日从台北启程,辗转至浙江定海,而后又乘渔船于8月25日潜入上海。先在岳父施肖莲家中落脚,后在福佑路362号租了一间住房。9月12日,与施丽华结婚。9月23日架设电台,9月24日与台湾总台试通话成功。在通报时,称经费用尽,要求再寄黄金30两。于是,就有了由港汇来的经费775万元。11月5日,罗通过施家瑞收到汇款后,即取出200万元交施家瑞开设“振记”瓷器店作掩护。
      罗炳乾对自己的罪行作了如下供认:“我先后向台湾保密局密报了上海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20余份,其内容主要是上海重要工厂复工生产情况,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并报告轰炸结果。”上海江南造船厂、美联船厂、杨树浦发电厂、招商局机器厂、瑞�铁工厂等一批重要工厂屡遭敌机轰炸,都是由他密报台湾指示目标。
      就在公安机关对罗炳乾加紧审讯的时候,2月6日,敌机大规模肆虐上海,这次空前绝后的轰炸,震惊一时。大量证据证实,这次轰炸目标乃是罗炳乾在被捕之前密报台湾的。“二六”轰炸给上海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50年2月7日,即“二六”轰炸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判处罗炳乾死刑,并于当日下午5时在江湾机场执行枪决。2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题为《密报匪机轰炸目标匪特罗炳乾昨枪决》的报道。
      嗣后,施家瑞、施肖莲两犯以“共同窝藏匪首、供给情报、掩护并协助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分别被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
      破获保密局上海独立台罗炳乾一案,尤其是及时处决罗炳乾,极大地震慑了进行破坏活动的潜伏特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上海的天空从此逐渐变得和平安宁。在这片蓝天下,上海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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