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海军舰艇四宗起义失败始末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海军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中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以及国民党海军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特别是由于中共的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敌工部门，主动积极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于是国民党海军也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一样，纷纷起义、投诚。从1949年2月至12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海军就有21起海军起义，起义舰艇97艘，起义官兵3800多人。这些海军舰艇和部队的起义、投诚，削弱了国民党海军的有生力量，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他们的功绩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史册。但起义发动后又不幸失败的起义人员，对于瓦解国民党海军同样起到了积极的贡献，同样也功不可没。本文所撷取的4宗起义未能成功的经过，便属这类。

“接29号”舰

青岛外海起义被拦截

“黄安”舰起义后第10天，1949年2月22日夜，国民党海军“接29号”舰在代舰长刘建胜率领下，于青岛港发动起义，准备驶往解放区连云港。但由于“黄安”舰起义后国民党加强了戒备，当“接29号”舰驶出青岛港，航行至对岸的薛家岛海面时，突遭国民党岸炮袭击，刘建胜、刘兆洪等起义领导人身负重伤。他们立即弃舰，换乘救生汽艇继续前进，后被敌舰追上截获，起义领导人均遭逮捕，致使这次起义失败，饮恨青岛港外海。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刘建胜，1914年生于山东省黄县甲刘家村。自幼家贫，5岁时随父母逃荒到辽宁营口市谋生。刘建胜15岁小学毕业后，考入东北葫芦岛海军学校。1935年在广东海军“海圻”舰当兵，1941年回山东海军任职，1946年调青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任学员队分队长。该训练团不久被合并组成海军军官学校，刘建胜继续担任海军官校学员队分队长。1948年调至“接29号”舰任副舰长，因该舰无舰长，实际是代理舰长。

“接29号”舰和“黄安”舰一样，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海军接收日本本土残存的一艘辅助布雷舰。排水量430吨。舰上原武器装备全被拆除，接收后同“黄安”舰一起送进青岛造船厂修理。

刘建胜的妹妹刘俊英，嫁给家乡邻村的青年刘兆洪。婚后，同去大连投奔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刘兆洪的父亲谋生。由于生活难以维持，经刘兆洪妹夫介绍，他们又到东北通化靠刘兆洪赶大车糊口。1945年通化解放后，刘兆洪夫妇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刘兆洪在解放军辽东军区炮兵团酒精厂当厂长，刘俊英在该厂当保管员兼村妇女主任。后来都回到山东解放区老家，经堂弟刘建范介绍，进入山东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工作。该局属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当时部机关设在山东益都县。

1948年7月，由刘俊英本人请求，经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批准，组织派她潜入青岛进行策反其兄刘建胜的工作。兄妹二人见面建立联系后，同年8月，华东局社会部梁国斌部长又派地下工作人员、刘建胜的堂弟刘建范去青岛，与刘建胜秘密会见，进一步布置任务。刘建范还代表中共组织委任刘建胜为策反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地下工作小组组长。刘兆洪也被安插在“接29号”舰上当舰长“勤务兵”，协助刘建胜工作。刘俊英则被安排在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中校参谋胡孝义家当“保姆”，担任联络员与交通员工作。胡孝义也是刘建胜发展的对象，参与了策划起义的工作。

刘建胜一方面通过刘俊英送出一些驻青岛国民党海军的重要军事情报；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发展海军人员，组织舰艇起义。他与“黄安”舰的军官王子良、刘增厚、鞠庆珍等人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通过胡孝义等弄到3支手枪和一些子弹支援王子良，帮助“黄安”舰起义。鞠庆珍的大哥鞠庆架与刘建胜是海校同学，鞠庆架被国民党海军当局杀害后，刘建胜主动向鞠庆珍介绍中共组织，劝慰和鼓励鞠庆珍振作起来，誓为大哥报仇。

他们曾共同商定，准备在“黄安”舰和“接29号”舰大修完毕后，借试航之机同时起义。但由于“黄安”舰先批准试航，“接29号”舰没有批准试航，故共同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

1949年2月11日晚，“黄安”舰起义前夕，刘建胜准备了一桌家宴为王子良、袁丽峰夫妇饯行，胡孝义、刘兆洪、刘俊英等参加作陪，预祝“黄安”舰起义成功。

2月12日白天，鞠庆珍曾派人通知刘建胜，如果“接29号”舰走不了，约他本人上“黄安”舰同行。刘建胜表示：“我不愿一个人走，如果舰不能带走，准备很久的心血就白费了。”“黄安”舰起义成功后，情况马上发生变化，除美国第7舰队严密封锁青岛港口外，“接29号”舰上还有特务人员监视，因此起义行动不得不推迟。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刘建胜召集舰上的起义骨干开会，决定留下刘俊英和胡孝义在青岛掩护起义人员家属转移，2月22日晚由刘建胜带着刘兆洪等率舰起义。22日午夜，“接29号”舰秘密驶出青岛港，由于舰速较慢，敌人加强了防范，行至薛家岛附近海面时，即遭敌人岸炮猛烈轰击。刘建胜头部负重伤，刘兆洪右腿也负伤，舰上士兵出现了混乱。刘建胜和刘兆洪等立即换乘救生汽艇继续前进，最后被敌舰追上射击。小艇多处中弹、进水，刘建胜、刘兆洪等被敌人截获逮捕，关押在国民党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内。虽遭严刑拷打，他们坚不吐实。1949年3月，他们又被押往上海，同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海军当局杀害。刘建胜在上海狱中仍坚持斗争，曾托人捎出一张字条给妹妹刘俊英，鼓励她“不要灰心，继续干，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们！”

1983年8月1日，刘建胜、刘兆洪被青岛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刘兆洪和刘俊英的3个孩子以及刘建胜的4个孩子，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怀和照顾下，均由刘俊英抚养成人。

“昆仑”舰的起义与失败

国民党海军运输舰“昆仑”舰，原系英国一艘货轮，1948年10月在上海江南造船所改装完毕，担负军运任务。该舰武器装备甚简，仅有英式机关炮2门、高平两用机枪2挺、步枪和手枪若干。舰员编制110多人，其中军官20多人、士兵90多人，军官中的2/3和士兵中的90%以上都是福建籍人。

舰长沈彝懋，烟台海军学校驾驶班第6届毕业生，属福建系的老海军。虽然航海技术不错，但是干了20多年还是一个海军中校，颇不得志，牢骚满腹。他的儿子沈勋，在上海淮海中学当教师，思想比较进步。

沈勋在福州三山中学读书时的初中同学陈健藩，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他祖籍福州，是马来西亚归侨。由于在大学里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1月被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发展为地下党员。陈健藩和沈勋在上海久别重逢后，经常来往，关系密切。沈勋还答应让他父亲帮忙，介绍陈健藩上舰工作。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得知陈有这一关系，认为机会难得，可以利用来开展国民党海军的兵运工作。于是就将陈的组织关系从暨南大学学运系统调出来，1948年9月派遣他打入“昆仑”舰任文书上士。同年12月，沈彝懋舰长又通过海军总部的关系，委任陈健藩为“昆仑”舰中尉书记官。

当时陈健藩的直接领导人是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王正，后期换为周克。外县工委开始只布置陈“长期埋伏”，以“昆仑”舰为基地，在国民党海军中“撒豆成兵”，做其他军舰的策反工作。1949年2月，陈健藩归口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统一领导，直接领导人是王锡珍，任务改为组织“昆仑”舰起义。

为了开展国民党海军策反工作的需要，陈健藩介绍沈勋与王正认识。不久，沈亦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并派遣打入台湾左营海军某学校当中尉教官，直至1949年3月中旬。

陈健藩在“昆仑”舰上，重点是做争取舰长沈彝懋的工作，他利用与舰长之子沈勋的同学关系，经常在军舰航行时进驾驶台同舰长聊天，逐渐取得舰长的好感和信任。1949年春节之前，“昆仑”舰赴台湾执行任务返回上海，将去江阴卸货，再开往南京装运故宫的文物。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周克趁此机会约陈健藩留沪布置任务，周对陈说：“淮海战役之后，敌军军心非常动摇，政治形势要求策反工作加快步伐。组织上决定，要你向沈彝懋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说是解放军野战军派来与他谈判开展海军工作的，向他指明有3条路由他选择，并告诉他，他的儿子沈勋也是共产党员。”

陈健藩接受党组织这一指示后，立即赶赴江阴上舰。陈把沈彝懋舰长请到自己房间里，说：“我上舰已经4个多月了，您给我安排了工作，我很感谢您。现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共产党员，解放军野战军派来的，红旗已经插在你这艘军舰上了，你的儿子沈勋也是共产党员。”沈一听很紧张，并惊讶地问了一句：“沈勋也是做地下工作的？”陈健藩对他说，沈勋早就参加了。又说，国民党即将垮台，摆在面前有3条路由他选择：死跟着蒋介石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打倒蒋介石；做一个民主人士，掩护陈健藩在海军内做地下工作，不当叛徒、不泄密。沈彝懋沉默了一会，说：“我选择第3条路，做一个民主人士。”经过这次江阴谈判，陈健藩基本达到了争取和控制沈彝懋的目的。

在士兵中，陈健藩首先发展了军需上士何礼汶。通过何礼汶又发展了张章金、陈心平等八九名士兵。

1949年3月中旬，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王锡珍见到陈健藩，问：“‘昆仑’舰起义有无可能？”陈计算了一下起义力量，有近10名士兵，加上舰长父子，共有10多人，就回答：“不成问题。”王锡珍随后把舰长儿子沈勋从台湾召回上海，派上“昆仑”舰协助陈健藩工作。3月23日，王锡珍召集陈健藩、沈勋等在岸上开会，对他们布置任务说：“‘重庆’号起义之后，国民党监视很严。海军军区把没有任务的兵舰都抽了油。有的兵舰上的策反关系情绪动摇，怕飞机炸、怕军舰追，现在只有‘昆仑’号是运输舰，未被敌人注意，又有自己的同志在上边，所以上级党委决定组织‘昆仑’号起义，给其他军舰打气。”又说，目的地是去连云港；联络信号是白天挂红旗，晚上开红灯；行动方式是先召集军官开会，布置起义士兵在外把守，如不同意起义，就把他们关起来押走。陈、沈都表示同意。

陈健藩回舰后，立即进行分工：陈健藩负责鼓动；沈勋负责掌握舰长；何礼汶负责布置士兵岗位。但他们对召集军官开会，士兵敢不敢关押军官，尚无把握。

3月20日，“昆仑”舰曾接到上级通知：装载上海海军机械学校的师生员工约200多人撤往福州。他们认为这些人携带武器很少，仅长枪10多支，对起义行动威胁不大。但是4月1日又接到通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一个陆战队警卫排约40人，要搭舰前往浙江玉环岛。这批人又粗又壮，一律佩带驳壳枪，上舰后占了前士兵舱，在舱面和过道上又占了两个房间，夜晚在两舷都设立岗哨。这就打乱了陈健藩等原来的起义计划，给起义行动增加很大困难。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陈健藩在快要开航前才了解到，“昆仑”舰的官兵从上海买了不少私货带在舰上，副舰长全家上舰，轮机长带了未婚女婿回福州完婚，航海官带了女朋友随行，原马尾要塞司令也要搭舰回福州，沈舰长的妻子和沈勋的五弟都带在舰上。这些势必都成为起义的巨大阻力。

陈健藩已来不及请示王锡珍，只好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的原起义计划。4月3日上午，“昆仑”舰去高桥装完油，晚上7时陈健藩就召集起义士兵开会，宣布第2天开航后起义。

当晚8时，沈勋在舰长室也召集军官们开会，舰长、轮机长、航海官等主要军官都参加了。当时没有人对起义提出异议。

4月4日上午，轮机长和航海官突然态度改变，他们向沈舰长提出：是否到福州把人和货卸完后再将军舰开回起义，空船北驶。沈舰长听后也动摇了，叫沈勋问陈健藩：“可否改变计划？”陈健藩态度很坚决，坚持必须在这次航行中起义。下午2时，舰开到吴淞口抛锚，几个官员又提出推迟起义的要求，陈仍不答应。晚8时30分左右，由轮机长出面，约集10多名军官再次强硬要求陈健藩改变计划，“下次起义”。陈虽反复向大家做了说服工作，但双方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看到这一情况，陈健藩决定提前行动，找来上士何礼汶布置士兵岗位。晚10时30分，陈健藩和沈勋带着起义士兵准备去缴陆战队警卫排的械。这时有人提醒附近有灯船，因怕惊动灯船，改为先开船，后去缴械。当陈去通知轮机长发动机器开船时，轮机长却推说去找值班的轮机士兵；找到值班轮机士兵，又推说要轮机长下命令。陈健藩气得想开枪，又怕惊动舰上的警卫排人员。他回到驾驶台，又见起义士兵的枪支被枪炮官收去了，弄得他无可奈何。这次已经宣布了的起义，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变化中，主要由于军官们的动摇而失败了。

4月4日晚12时，“昆仑”舰仍按原命令起锚南下。4月6日下午4时，到达福州马尾罗星塔停泊。陈健藩立即组织全体起义士兵离舰转移，让他们先回家乡躲避，随后他也上岸躲起来，并报告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福州等待解放。沈彝懋和沈勋未听陈健藩劝告及时躲避，被敌人逮捕押往台湾，国民党海军当局将他们杀害于高雄左营海军桃子园刑场。

“永兴”舰的起义与失败

国民党海军驱潜舰“永兴”舰，是1946年7月从美国接收回国的。排水量900吨，舰员编制110人。装有76毫米高平两用炮1门，40毫米炮3门，20毫米机关炮6门。回国后，1946年10月曾由林遵、姚汝钰率领，同“太平”、“中建”、“中业”3舰，前往中国南海接收和进驻西沙、南沙群岛。解放战争期间，该舰编入海防第1舰队，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先后在山东、东北、广东等地沿海和海南岛、台湾主要港口进行过炮击解放区军民和弹压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的活动；又在黄海、渤海、长江内犯下过抢掠渔船、民船的罪恶行径。

“永兴”舰舰长陆维源，青岛海校将校学生班毕业，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亲信之一。但舰上年轻军官中，有不少人倾向进步。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影响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策动下，以航海官陈万邦为首，在舰上组织力量，酝酿起义。陈是湖北恩施人，1927年生，农民家庭出身，马尾海校第12届航海班毕业生。他在校时，“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头脑清晰，善于思考，喜欢探讨人生哲理，被同学尊称为“哲学家”，因此早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舰上还有一名军需官朱纪纲，也积极参加了策划起义的活动。

陈万邦带头组织“永兴”舰起义，是受原海军军官学校教官和学生队队长郭成森的引导开始的。郭成森于马尾海校第8届航海班毕业，是陈万邦1946年在海军官校学习时的老师兼队长，又是陈在马尾海校的老学长。1948年11月，郭任海防第1舰队旗舰“长治”舰副舰长时，该舰在南京、上海驻泊，被中共地下工作关系、马尾海校第9届航海班的学友何友恪联系发展而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接受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林城的领导，积极策动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郭成森在“长治”舰上做了一些努力，感到一时难以下手，转而策动自己熟识的学生伺机起义。1949年春，有一天郭成森在上海斜土路自己大姐家中请在沪的一些学生聚会，有“永兴”舰的航海官陈万邦、海防第2舰队林遵司令的副官王熙华、“永宁”舰的航海官吴伟荣、“永泰”舰的航海官邓国法等10多人参加，他们都是马尾海校第12届航海班和第6届轮机班的同学。郭成森向他们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国民党腐败不堪，败局已定，只剩下逃到台湾孤岛苟且图存这一条路。而马尾海校的同学在蒋介石和桂永清的统治下，倍受歧视和排挤，肯定没有出路，更不可能实现建设中国强大海军的理想；相反地，如果审时度势，顺应形势，投到共产党方面去，中国共产党尚无海军，他们当然会成为建设中国海军的一支骨干力量。

聚会中，陈万邦、王熙华最为积极、活跃。大家同意郭成森的看法，不少人回去后都进行了活动，并与郭成森保持联系。但是有的说没有机会，有的音讯不通，只有陈万邦、吴伟荣、邓国法3人积极谋划起义。陈万邦和郭成森商讨了三四次。

陈万邦在“永兴”舰上联络了军需官、医官等人，还有一个枪炮中士、一个轮机下士、两个电讯兵和两三个枪炮兵。他们研究了起义的具体分工：陈万邦负责航海，轮机下士负责轮机，枪炮中士负责舱面等等，做好了一切准备。只是轮机下士对起义的态度表现犹豫，并提出起义成功后要给他多少报酬才干。陈万邦等起义领导人没有及时警惕和防范，这就给后来的起义留下了隐患。

1949年4月底，“永兴”舰奉命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去江阴一带巡逻警戒。5月1日，航行至江苏省太仓县测河口外的白茆沙时，陈万邦指挥起义人员突然行动。枪炮中士将轻武器分发给起义骨干，多余的轻武器都锁在枪房内，钥匙带在自己身上。他们很快控制了指挥台、驾驶房、电讯室、前后轮机舱，并将其余官兵集中到舰尾舱临时拘禁起来，派起义人员持枪看守。军舰依旧照常航行。

这时，航海官和军需官在指挥台上用手枪胁迫舰长陆维源起义，要他向全舰广播：“‘永兴’舰起义了！”但陆维源十分顽固，他对着广播器破口大骂，并呼喊其他官兵起来反对起义。陈万邦马上向他开了一枪，但当时没有打死，只听他在指挥台上更加凄厉地哀嚎惨叫，通过广播器传到了全舰各处。

舰上人员立即发生激烈的动荡，反对起义的顽固分子乘机进行煽动。首先是前机舱的轮机人员结成了反起义的小团伙，那个原先赞成起义但又表现动摇的轮机下士在关键时刻果然改变了态度倒向反起义一边。这些情况，在指挥台上的起义领导人都不知道。反起义分子经过阴谋策划，让轮机下士突然跑到指挥台欺骗枪炮中士说：“前机舱的人员不听指挥，他们罢工了，请你下去帮忙弹压一下。”枪炮中士信以为真，立即跟随去前机舱，他一下舱梯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反起义士兵用太平斧砍死，并搜去身上的枪房钥匙。反起义分子随即打开枪房取出轻武器，又到舰尾舱将看守士兵杀害，放出被拘禁的官兵，并将他们武装起来。

这时，全舰内舱部已被反起义分子控制。他们从舰尾舱口钻到后甲板上，迅速占领了舰尾的40毫米机关炮，砍掉炮位的护架挡板，压低射角，疯狂地向指挥台扫射。参加领导起义的军需官等当场牺牲，指挥台被打得弹洞累累，舰的主桅杆也被打得断裂欲折。航海官陈万邦负伤后跳入江中，想泅水游向江北，但被反起义分子用冲锋枪射死。他牺牲前还在水里高喊：“你们杀死不了全中国人民！”

参加起义的几个电讯兵仍坚守在舰上电讯室里，舱门紧闭，他们出不来，别人也不敢进去。舰被拖回上海黄浦江后，国民党驻沪海军当局从岸上调来国民党警察局的警车，之后将甲板钻了一个孔，输进毒气把坚守电讯室的起义士兵熏死。起义至此整个失败。国民党从搜缴的陈万邦的日记中发现，“永宁”舰航海官吴伟荣、“永泰”舰航海官邓国法等与陈有过联系，后来也把吴、邓逮捕，将其杀害于上海龙华。陈万邦的海校同学以及上下届学友多人，都受牵连被捕受审。

“美颂”舰的起义及失败

国民党海军中型登陆舰“美颂”舰，在舰长毛却非率领下，准备于1949年10月19日上午8时在香港正式宣布起义。但是由于事前警惕性不够，组织不力，被舰上的反动分子抢先于18日夜间阴谋破坏，逮捕了舰长及其他主要起义人员，致使这次起义失败。主要起义领导人毛却非和枪炮官张纪君等被押往台湾后，遭到国民党海军当局的杀害。

这次起义，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情报处派驻香港的“628小组”工作站，先后进行积极策动的结果。

1948年秋，国民党海军人员杨沧活在上海吴淞任第1巡防艇队少校副队长。当时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即将取得伟大胜利。上海地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极为活跃。中共中央地下工作人员郭春涛和秦德君夫妇住在上海复兴中路，与杨沧活的亲戚程元宇、张国华夫妇是邻居。郭春涛从程、张那里了解到杨沧活在国民党海军任职，尚能掌握一部分实力，并能发挥一定进步影响，就通过程、张夫妇争取杨沧活参加到反蒋斗争行列中来。杨沧活久已厌恶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决心弃暗投明，所以欣然同意参加中共领导的策反工作。杨在上海邀约了原青岛海军学校第5期的同学毛却非、王显琼、张企良、江伟衡、张家理共6人，组成了海军反蒋地下工作核心小组，与郭春涛保持联系。郭经常对他们讲形势、讲政策，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一、争取海军舰艇起义，迎接解放大军渡江；二、保护上海的海军仓库、工厂、码头，不让敌人破坏；三、搜集敌军情报，争取海军技术人员不去台湾，留待解放后参加人民海军建设。围绕这几项任务，杨沧活等人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以后，为了对敌斗争和解放台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情报处在张爱萍司令员的亲自主持下，于6月28日在上海成立了情报策反机构“628小组”，成员有罗柳溪、杨沧活、吕美华、张企良、江伟衡等人，罗柳溪任组长，杨沧活任副组长。同年8月，杨沧活被派往香港建立“628小组”工作站，负责收集国民党军驻华南海军情报和开展策反工作。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海军舰艇停泊在广州较多，因此该工作站就积极活动，策动这些舰艇和人员起义。其中，“美颂”舰舰长毛却非已有从上海打下的工作基础，自然是一个主要争取对象。

毛却非，1911年生于四川省简阳县，家庭出身贫苦，学生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曾和爱国进步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因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毒打。考入江阴国民党军政部电雷学校后，1937年8月22日在一次抗击日军飞机轰炸的战斗中，他担任高射机枪射手，和友邻部队一起击落日机一架。事后，江阴区江防司令部曾授予毛却非所在的学生队锦旗一面。1938年电雷学校解散，在校学生并入青岛海军学校，毛却非随之转入青岛海校第5期航海班学习，校址内迁到四川万县狮子寨。毛毕业后先后任“中建”舰上尉枪炮官、“联荣”舰少校舰长等职。1948年秋，在上海参加了杨沧活组织的海军反蒋地下工作核心小组。1949年4月，被调往广州接任“美颂”舰舰长。分别时杨沧活和毛却非相约，3个月以后在广州继续联系。

1949年8月杨沧活一到香港，立即派地下工作人员宋平前往广州，带去一封由两位女性署名的信给毛却非，并对毛说：“你‘姑妈’到香港了，叫你到香港去会面。”还留下“姑妈”的地址。这两个女性其实就是杨沧活的妻子贺韵书和张企良的妻子银万言。毛却非因不认识这个青年人，接头时间又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同时没有使用在上海规定的联络暗语，所以对宋态度很冷淡，谈话谨慎，宋走时也没有交代任何回话。接着，杨沧活又派张君然于8月29日、8月31日、10月5日3次潜入广州，与毛却非洽谈。张君然也是毛却非青岛海校第5期的同学，刚由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之职卸任。他拒绝去台湾述职报到，准备脱离国民党海军，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途经香港时被杨沧活坚意留下协助杨工作，成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毛却非与张君然熟人相见，十分高兴，弄清了宋平和张君然都是杨沧活派来联系的关系。张君然终于完成了与毛却非恢复联系的任务。但当时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正在广州视察，所以毛却非行动十分不便，更无法离身。

1949年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海军当局命令“美颂”舰立即开往香港加油，并装运一批卫生器材去台湾。毛却非借此机会，一到香港即按照约定的地址找到了杨沧活，并一起商讨了“美颂”舰起义的问题。“628小组”工作站在中共驻港组织的协助下，决定“美颂”舰在港就地起义。毛却非带了舰上的主要起义人员与杨沧活见了面，并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步骤，定于1949年10月19日上午8时正式宣布起义，然后将舰开往上海。18日下午，毛却非和妻子马健瑛还从杨沧活处拿回一大一小两面五星红旗和一些宣传品，准备第2天起义时用。同时准备在香港《大公报》 《文汇报》 《华商报》等进步报纸上发表“美颂”舰起义的消息和《起义宣言》，以打击敌人士气，扩大政治影响。

18日傍晚，毛却非在舰上再次秘密召集参加起义的轮机长谢恒、枪炮官张纪君、医官彭修竹、帆缆班长申功庆和随舰的陆军警卫连李副连长等开会，传达了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情报处派驻港“628小组”工作站关于“美颂”舰就地起义的指示，检查准备工作落实情况。散会后，毛却非独自一人留在官厅内起草《起义宣言》和《告全舰官兵书》。

大约午夜时分，谢恒、申功庆等伪装起义分子，经过暗地串连，纠集了20多名反动官兵，突然抢先下手，冲进官厅逮捕了舰长毛却非。警卫连李副连长见风转舵也立即倒向，亲手将毛妻马健瑛捆绑起来。同时还逮捕了毛却非的四弟毛富正和其他起义官兵近30人。“美颂”舰起义因此功败垂成。

10月19日清晨，“美颂”舰上的反动分子通过无线电与停在澳门的国民党海军“太昭”舰取得联系。该舰前来接应，将“美颂”舰带往澳门检修。一周后又驶往台湾。10月30日，“美颂”舰抵达台湾高雄，毛却非等起义人员均被关进凤山监狱。毛妻马健瑛带着刚满周岁的小女儿也同时入狱。另外两个孩子（长女6岁、次男5岁）托人照看。国民党海军军法处曾开庭审讯，毛却非夫妇都坚不吐实。马健瑛自称是家庭妇女，装作一概不知。监禁3个月后，敌人看从她那里也问不出任何口供，就让她取保出狱。她在同情者的帮助下，带着3个孩子历经磨难，经舟山乘渔船回到祖国大陆。毛却非舰长和枪炮官张纪君，1950年2月4日被国党海军当局杀害于台湾左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有关部门将毛却非定为革命烈士，对其家属、子女按烈属作了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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