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

时间：2020-04-07 05:11:4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从用語特征看，研究和叙述是马克思对“抽象力规定”的工作锁定。由于马克思力求以历史行动统一“理性的抽象力”和“知性的抽象力”，于是产生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分野。抽象力是把握总体学科的思维能力，它的基本研究维度是客观性和总体性的，它的逻辑是以“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图型执行辩证法意蕴的知识革命。这种新型的“知识的意义态”帮助马克思寻求到了思维活动的“本体”（历史——总体思维），寻求到了思维形式的运动构造（总体思维——具体思维形式），而这又是走出“思维派系主义”的总根据。据之可确认，马克思方法论的特别涵义在于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工作规范”，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真态”恰恰通过研究对于叙述的工作统帅性得以保证，因此，《资本论》的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意在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宏基。

关键词：《资本论》;历史;抽象力;研究方法;叙述方法;思维派系主义;劳动二重性;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5-0033-12

一、总论：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方法？

新时代需要新的研究方法论内涵，需要对“研究”和“叙述”的关系进行新表述，以期扬弃抽象态的“知识一般”，重建“行动一般”与“知识一般”的统一规定。这是“四个自信”统一方法论的内在工作要求。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语义下，方法论乃是作为实践态的“思维规定”予以看待的。实践逻辑的“历史域”“理论域”“问题域”及其对所讨论主题的立体链接，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彼此分立，达成“知行合一”工作效果。据此，马克思的“思维方式革命”应置放于行动语境中考察，以求语言革命的工作体式转而要求主客观的历史和实践的统一。总体看，此乃求取方法论的“唯物论”与“历史论”（规定）的系统性努力，它第一次使“整全意义态的科学”有了可能。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根源于“抽象力”理论。这是互系的学科规定：从方法到逻辑，而不是资产阶级学者信奉的倒过来的“从逻辑到方法”;前者是坚持将方法作为逻辑之根据，后者实质是孤立地讨论逻辑方法！思维本体—思维实体—思维实体的构造，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辩证叙述”的方法论实质在于以总体对具体思维形式进行工作统摄，在这当中，总体思维从来是出发点和思想归宿。具体而言，以总体思维统驭思维形式的成型、指导具体思维形式的运用，以研究—叙述体式作为批判科学之特别工作程式乃是意在建立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的强大的内在统一性。亦即，一是通过建立“方法论的唯物论”，最大程度地防止纯逻辑主义;二是通过建立“方法论的历史论”，确立思维之于历史形式的能动关系。就后者而言，马克思强调了研究方法的规定性在先，而叙述方法的规定性在后。历史—思维—语言，简言之，将“历史”建立为“思维”，即是形成“方法”的过程，而与之相适合的将“思维”建立为“语言”的过程，则形成了通常所说的“逻辑”。因此，从研究在先的行动看，在根本上是强调了方法的在先性。如此看来，思维是从属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存在”，说准确些，思维是方法论的建设性元素，是统一方法和逻辑的有机“黏合剂”。

抽象力确实是一种境界，但只有把它提到学科建设高度予以掌握理解，方能知晓境界的能力性所在。然则，马克思的思维“特质”集中体现于为历史“代言”;方法—逻辑—思维工具，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乃是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于是排除了这种认识：“既然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并非实在自身的实际进程，而只是思维把握实在的逻辑结构或构造，那么，从抽象到具体或者说概念之间的排列关系，便摆脱感性之历史出现顺序或神秘的否定之否定之人本逻辑，而全然由概念间的关系所决定……因此，便不能将这种‘历史发展’理解为一种实体性的变化，即一种实在的目的论，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拟历史目的’论，也就是一种近于康德式的历史目的论。”[1]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即在逻辑上形成概念的原理同康德主义解释问题的先验论，同把现实的一切现象视为没有区别和同等意义的实证主义经验论，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2]（P36）

在这种情势下，研究方法即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遵循“历史学规律的方法”，即全部的研究必须是历史感和实践态的;与之相适合的“叙述方法”则是指叙述形式遵循一般社会学规律的方法和程式，而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最大程度地凸显主题上的大写化的“历史知识”。归根结底，这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它要求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运动上把所要书写的“对象”总合起来。

二、思维派系主义存在问题及其批判线索

《资本论》问世之后，一直遭到“冷遇”与“误读”。马克思为此适时撰写了第二版跋文，对一版序言中的方法论的“抽象力理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详解，将研究和叙述在规定上界定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说明为“统一的行动”。尽管如此，它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为后世的《资本论》研究者严重低估;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没有将之作为方法论作品来看待以及作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体例说明意义上的“方法导论”。“例如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见田石介把它说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辩证法方法’……这是由于坚持把叙述的方法当成‘狭义的方法’，产生这样的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已知对象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且要把它单纯化，进行分析，去发现（找出）它内部的构成要素、本质、法则。通过这些特征来实现对已知对象的把握。总之，抽象、分析以及综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根本观点。’”[3]持有这种方法论立场，又或许是认识到，“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可以在以斯密、穆勒、李嘉图、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著作中得到鲜明体现，这是一大群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研究路径中的共同特征，（并且）他们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往往自发地采用这条路线。”于是，“有别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一是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二是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三是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与偏离本质之处，四是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4]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论》逻辑主要地被归结为“叙述的逻辑”，不仅从文本方面看是如此，甚至从工作实质上看也是如此，形成所谓的“叙述的思维科学”结论。

相关热词搜索：方法，资本论，叙述，研究，

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