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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颂赞》和《赞美诗(新编)》:中国赞美诗集编修史上的两大伟业

    时间:2020-04-22 05:19: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普天颂赞》和《赞美诗(新编)》是迄今以来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部赞美诗集。它们分别编订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80年代初,在问世之初就皆在当时的中国教会中造成强烈的反响。两书后来都经过修订或补充,至今仍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普天颂赞》 《赞美诗(新编)》 赞美诗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5.038

    一、《普天颂赞》的编订及修订

    《普天颂赞》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第一部汇集全国教会力量编写而成的赞美诗集。这一诗集的出现,是基督教入华发展的历史产物。近代早期中国教会的赞美诗,大多是由西方传教士自行组织翻译介绍而在中国教会中流传开的。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教会占据主导地位,赞美诗的领域同样也反映出这一特征。由于基督教兼有西方和宗教的特性,随着中国民众开始崇尚科学理性,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也日渐强烈,中国社会内部出现反对基督教的呼声。1921-1927年间中国社会出现非基督教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全面冲击。但与此同时,中国教会也加快了本色化进程。作为一部面向中国教会的赞美诗集,《普天颂赞》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产生。

    《普天颂赞》的编订工作得到当时中国教会的广泛支持。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和监理会六大宗派委派代表组成一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历时七年完成其编订工作。1936年,《普天颂赞》之初版由广学会出版在上海问世。根据其序言所述,编修这一赞美诗集之“理想和目的”,是为“产生足以表现中国全体基督教会赞美与最高尚的热诚之诗本”。《普天颂赞》之初版共有512首赞美诗,其中约半数是汇集了当时六大宗派中最主要的赞美诗,其余系根据其编修“理想和目的”的原则而增加的曲目。这些赞美诗中,有62首是创作的歌词,72首是采用了中国风味的曲调。《普天颂赞》出版后,在中国基督徒中反响强烈,当年其线谱本、数字谱本和文字版本发行量就达到11.4万册,至1947年总计达到37.8万册。

    1949年之后,受政治局势变化影响,不少中国基督教资源迁往港台及海外地区。在香港等地的中国教会中,尤其是在一些曾经参与编修的宗派中,《普天颂赞》一直被广泛沿用。随着教会处境的变迁和社会文明的不断更新,《普天颂赞》之初版日渐陈旧,未能跟上时代之步伐。鉴于西方教会中的一些重要赞美诗集有着修订再版以适应时代所需的传统,有着广学会前身背景的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为避免《普天颂赞》被时代淘汰,自1969年担当发起组织修订的工作。这一举动得到教会方面热烈的支持。在该社的组织下,中华基督教香港区会、圣公会港澳教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卫理公会和潮语浸信会五大宗派各派代表组成重编普天颂赞咨询委员会。出版社负责组建成立了“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会”,该机构历经三年,举行了108次会议,将所有曲目一一进行了审阅,并参考其它赞美诗,提出一些可供增加的曲目,拟定出修订的原则。整部诗集的修订工作于1977年底完成,次年《普天颂赞》修正本第一版正式出版。为迎合海外华侨教会需要,1986年《普天颂赞》中英对照本问世,为世界各地许多华人教会所采用。

    进入20世纪后期,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基督教赞美诗数量出现急剧增长。《普天颂赞》再次面临着需要与时俱进的问题。自1994年起,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社长黄耘蔚牧师开始主催整个编订工程。受之邀请,原1977年版主编黄永熙博士由美国返港,再度担当起修订工作的大任。在咨询和邀请以往参与之各宗派代表的基础上,“《普天颂赞》新修订版编辑委员会”成立并于1994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是次会议上,黄永熙博士带领回溯了《普天颂赞》及其修订版的历史渊源,将新修订版定位为“划时代”的千禧新版。1997年黄永熙博士退休返美后,编委会由苏成溢牧师带领召集,谭静芝博士担任主编,先后召开70次会议,以展开具体的修订工作。2002年《普天颂赞(补充本)》率先问世,以供教会使用。2006年《普天颂赞(新修订版)》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此次修订后,《普天颂赞》的诗歌种类大为增加,“更能反映现代身学的课题和关怀,贴紧时代的脉搏”,使其保持了在华人教会中的赞美诗范本的地位。

    二、《赞美诗(新编)》的编订和补充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和联合聚会政策的实施,中国教会的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期间,中国基督教受到全面冲击。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各地公开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在百废待兴的时期,中国教会“迫切希望尽早编出一本适用全国的诗本,并力求能多选收些中国信徒们自己的创作”。这一需要在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之后受到重视。次年2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决定设立圣诗工作小组,随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赞美诗。这一活动在中国教会中反响强烈,各地基督徒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截止到1982年9月,在19个月的时间里,圣诗委员会收到423批各地信徒的来稿,圣诗数目多达2256首。经过紧张有序的编订工作,1983年3月《赞美诗(新编)》即问世,以满足当时中国教会的迫切需要。而中英双语版的《赞美诗(新编)》,则迟至1998年方出版问世。

    《赞美诗(新编)》共收录赞美诗400首,其中292首是沿用现成的外国经典圣诗的中文版,6首采用了初次翻译的中文版,由中国基督徒自己参与创作,或使用中国风格曲调的赞美诗多达102首,此外还附有42首短歌。同以往相比,此次赞美诗的编订工作,是在宗派后的时代中进行的。诗集所收曲目的作者背景特征,主要体现在地域分布的广泛性。这些作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江西、湖北、四川、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辽宁等地,其作品甚至包括苗族和朝鲜族的曲调。但另一方面,《赞美诗(新编)》还是受到以往中国教会传统的影响。这一诗集“尽量选用各教会信徒原来熟悉、爱唱的赞美诗”,所收入的诗歌“选来自不同教会传统的十余本赞美诗“,包括《普天颂赞》、《颂主诗歌》、《颂主圣歌》、《新颂主诗集》、《圣诗选集》、《宣道诗》、《颂赞诗歌》、《诗歌》、《灵粮诗歌》、《救恩颂赞得胜歌》、《晨星短歌》、《杖竿短歌集》和《教会短歌》等。《赞美诗(新编)》的编订,具有以下特点:一、体现了中国教会中关于编订“普遍适用于全国各教会,并反映中国教会特点的诗本”的愿望和努力;二、显示出“互相尊重、兼收并蓄”,“在基本信仰相同的基础上,坚持实行广涵原则”;三、延续了“教会中国化”的追求。

    《赞美诗(新编)》自问世以来,出版发行量超过1700万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教会发展的需要。2003年全国两会出版部和圣乐委员会联席会议,提议筹划编订《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并成立了《补充本》编辑委员,随后开始公开征集赞美诗曲目。经过多方努力,《赞美诗(新编)补充本》于2009年11月正式问世。《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共收有赞美诗200首,在前有基础上,新增了“家庭儿童”、“爱护环境”、“祈祷和平”等类别,并收入了大量海外教会中广为流传的包括传统和近代时期的诗歌。《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出版后,与《赞美诗(新编)》一起,供当前的中国教会使用。

    三、《普天颂赞》和《赞美诗(新编)》之共同所在

    作为在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下编订和修订补充而成的两部赞美诗集,《普天颂赞》和《赞美诗(新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进路。尽管如此,这两部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内外教会影响最大的赞美诗集的编修历程,也能体现出一些共同所在。

    首先,两部赞美诗集都是基督教入华以来本土化努力的产物。《普天颂赞》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给中国教会发展带来冲击的历史背景下,在经历逆境之后孕育诞生的一部“表现中国全体基督教会”的中国化的赞美诗集。自其问世以来,其编订和修订,一直得到一些华人主要宗派的支持和响应,在海内外教会中影响巨大。《赞美诗(新编)》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教会开始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同样也是在经历逆境之后而诞生的一部“适用全国的诗本”,具有鲜明的“教会中国化”的特色。自其问世以来,其编订和补充,得到广大中国基督徒的支持和拥护,伴随着中国教会从复兴走向发展。

    其次,两部赞美诗集都体现了中国教会的合一努力。《普天颂赞》的编订和修订,一直有着多宗派联合努力的背景。尤其是其新修订版明确指出,这一赞美诗集是一“跨宗派的华人圣诗本”,“可以被各宗派广泛地使用,因为它不是一个宗派的诗本,不是一个人努力的成果;它结集了华人基督徒的力量,反映出身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它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所必需的共融概念已经付诸实施”。《赞美诗(新编)》的编订和补充,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发起组织,是在无宗派参与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教会已经结束宗派分立的局面”下,这一赞美诗集得以编成的基本条件,是“不同传统背景的基督徒在信仰上互相尊重,在肢体生活中彼此相爱,在事工上融为一体”。

    最后,两部赞美诗集之间存在着一些直接的渊源关系,反映出华人基督徒有着共同的追求。《普天颂赞》中的一部分赞美诗,被收入《赞美诗(新编)》当中。原《普天颂赞》编委,教会礼仪学专家沈子高主教,在世时十分关心《赞美诗(新编)》在圣诗中国化方面的努力。《普天颂赞》的一位重要编委,教会音乐专家杨荫浏教授,在《赞美诗(新编)》编订过程中也给予了一定的指导。而在《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的编订中,《普天颂赞》新修订版的主编谭静芝博士在译词修改方面,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正是这些共同所在,使《普天颂赞》和《赞美诗(新编)》成为中国赞美诗集编修史上的两大伟业。

    参考文献

    [1]《普天颂赞》,1977年修订版,。

    [2]《普天颂赞(新修订版)》,2006年版。

    [3]《普天颂赞(补充本)》,2002年版。

    [4]《赞美诗(新编)》,1983年版。

    [5]林苗:《中国新教赞美诗集〈普天颂赞〉之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6]约瑟:《〈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将于明年出版》,《天风》,2008年24期。

    [7]曹圣洁:《参与编辑〈赞美诗(新编)补充本〉感言》,《天风》,2009年12期。

    作者简介

    孙山亦,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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