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
时间：2020-04-23 05:16: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提 要：1900年夏天，华北某些地区的基督教社群组织了教会武装，与义和团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武装活动是这一地区历史悠久的集体性暴力活动的组成部分。外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地位，领导基督教社群最大化地获取并控制各种资源。作为乡村精英的传教士，在天主教社群面临危难的时刻，组织教徒武装，度过了义和团的风暴。义和团高潮时期天主教社群的武装防御活动，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义和团起义 天主教社群 武装防御 华北平原 暴力活动
＊ 本文为提交200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的“1900：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之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天路译，陶飞亚校。
① See J.Freri (ed.),The Heart of Peking: Bishop A.Faviers Diary of the Siege,MayAugust 1900 (Boston: Marlier,1901).
② 事实上，除山东西北部的神拳以外，我在文中还包括有时被称为前义和团的一些组织，即山东、江苏交界地区的大刀会，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梅花拳。
导 言
大多数读者都熟悉1900年夏天北京外国使馆被围困55天的事情，也熟悉随之而来的解救外国使馆的行动，因为当时的西方媒体对整个过程进行了煽情的报导，此后也有一些通俗书刊和电影不断地重述着这一故事。也有一些读者知道同时在北京发生的另一个围困，即北堂的围困，一些辣匝禄会神甫、欧洲修女和大批中国教民一直坚守在那里，直到使馆解围的次日即8月15日，他们才获外国远征军的解救①。但是，几乎没有人知晓，在那个灾难性的夏天和秋天，尽管到处都是杀戮和对教民生命财产的破坏，华北某些地区的基督教徒仍然能够成功地抵抗了义和团的攻击。本文将考察几个这样的地区并探讨基督教武装活动的性质，为了进行比较，除了华北平原上一些可以被称为义和团起源地的村社以外②，还将考察几个发生在山西南部和内蒙古的基督教武装防卫的事例。
笔者认为，对于基督教武装活动，至少是华北平原的基督教武装活动，应该从这一地区历史悠久的集体暴力的传统来考察。因此，特别需要关注天主教社群与这一动乱不安的乡村社会之间长期整合的过程。本文还将进一步表明，在义和团危机时期，传教士在组织教民自卫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外国神甫的角色或许最好被理解为是与其他乡村精英没有太多不同的社群(天主教社群)领导者，但是由于他们拥有更有效能的外来力量，就使进一步探询传教士与包括直接的军事干涉在内的世俗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鼓励了基督教的武装活动成为可能。
尽管本文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无关，但仍然可以认为，形形色色的义和团活动在许多方面偏离了华北平原民众运动的“正常”模式，这些义和团活动是19世纪行将结束时一系列特定局势的结果。换句话说，历史资料表明，义和团事件是昙花一现和超乎常规的。从一个方面说，这场冲突中杀戮基督教徒的事件大都发生在直隶北部、山西和内蒙古，而不是在义和团起源的中心地区。更具体地说，通常认为传教士在山东南部极具进攻性的传教方式导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观点似乎过于简单化了。1900年夏天的义和团起义对于华北平原的这一部分毕竟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山东南部代牧区主教安治泰( Johann Baptist Anzer)通常被视为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行为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联系。。
不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考察那些有着悠久暴力活动历史的地区以及没有这种传统的地区的基督教社群对于义和团攻击的武装抵御。我们将会看到，组织这一防御并且发动教徒进行战斗的，通常是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的这一角色，与其宗教教派无关，与其国籍也没有关系。正是他们作为地方社群领导者的作用，才使华北地区出现了某些共同的特性，否则的话，这一地区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因此，本文先要简要地构画基督教在华北不同地区发展的历史，然后再从各种内生性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传教活动的扩展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考察基督教社群的武装防卫活动。
天主教教会在华北平原的建立和发展
虽然在18世纪华北平原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基督教社群，但直到伊堂人(Bernardo Della Chiesa)主教驻节到紧靠直隶边界的大运河重要口岸临清以后，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才开始在山东和直隶建立一些天主教教会北京教区主教伊堂人于1701年将主教座堂迁至临清，并于1721年死于临清。关于天主教在直隶地区靠近临清和德州间省界一带的早期发展，见Georges Mensaert,Les Franciscains au service de la Propagande da ns la Province de Pékin,1705—1785.Archivum Franciscanum Historicum 511—2 (JanApr 1958),pp.161—200; 513(Jul.1958),pp.273—311。关于18世纪末的宗教迫害，见 Bernward H.Willeke,Imperial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784—1785 (St.Bonaventure,NY: Franciscan Institute,1948)。。在康熙朝后期，他们的传教活动最为活跃。但是，由于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对基督教传播进行了周期性的镇压，传教活动被迫蜷缩到一些行政上或地理上的边缘地区。直隶威县的赵家庄、魏村，景州的青草河村，以及山东武城县十二里庄等处的天主教社群，成为天主教徒和那些间或可以对他们行使神甫职责的教士的避难所。
当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于19世纪40年代重新开展之时，这些存留下来的天主教教会就成为那些新来的外国教士此后开展布道工作的重要基础。新传教活动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以乡村传播为中心，因此，山东方济各会主教江类思(Luigi Moccagatta )选择了十二里庄作为主教座堂。在省界另一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于1856年将新建立的直隶东南代牧区的主教座堂设在了威县赵家庄。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它才迁移到更为安全的紧靠献县县城的张家庄关于直隶东南地区耶稣会的早期历史，见 ［Hei Bernard］,La Compagnie de Jésus.LAncien vicariat apostolique du Tchéli sudestses filiales,ses annexes (Tianjin: Procure de la Mission de Sienhsien,1940); A.Thomas ［pseud.of JeanMarie Planchet］,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vol.2:Depuis larrivée des Lazaristes jusquà la révolte des Boxeurs (Paris: Tirage privée,1926); FranoisXavier Leboucq (a.k.a.Prosper Leboucq),Monseigneur douard Dubar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évêque de Canathe,et la Mission catholique du Tchelysudest,en Chine (Paris: F.Wattelier,1880); Emile Becker,Un demisiècle dapostolat en Chine.Le Révérend Père Joseph Gonne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2nd ed.(Hejian: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1900)。。
必须指出，上述地点全部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山东南部、直隶南端或者整个淮北平原都没有天主教会存留下来(惟一例外是河南省归德府的鹿邑)。动乱不安的山东西南部地区过去一直被传教士视为危险地区，直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个新成立的、颇为进取的天主教修会圣言会才来到这一地区这一部分参考了以下论著：JJAMKuepers,China und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üdShantung 1882—1900.Die Geschichte einer Konfrontation (Steyl: Drukkerij van het Missiehuis,1974); Fritz Bornemann,Arnold Janssen,der Gründer des Steyler Missionswerkes 1837—1909.Ein Lebensbild nach zeitgenssischen Quellen (Steyl: Sekretariat Arnold Janssen,1970); idem (ed.),Erinnerungen an P.Josef Freinademetz (St.Augustin: Steyler Verlag,1974); idem,Johann Baptist Anzer bis zur Ankunft in Shantung 1880 (Rome: Collegium Verbi Divini,1977); idem,Der selige P.J.Freinademetz 1852—1909.Ein Steyler ChinaMissionar.Ein Lebensbild nach zeitgenssischen Quellen (Bozen: FreinademetzHaus,1977); Richard Hartwich,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vol.1: Missionarische Erschliessung Südshantungs 1879—1903 (St.Augustin: Steyler Verlag,1983); Augustin Henninghaus,P.Joseph Freinademetz SVD.Sein Leben und Wirken.Zugleich 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s Mission SüdSchantung(Yanzhou: Verlag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1920)。根据 Kulturkampf的德文记载，圣言会由德国教士 Arnold Janssen 于1875年建于靠近德国边界的荷兰小村斯泰尔中，因此，圣言会的传教士也被称为斯泰尔传教士。。圣言会在雄心勃勃的安治泰主教领导下，把山东南部代牧区发展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传教区域之一。此外，圣言会的活动为法国耶稣会在省界另一侧的江苏省徐州府开展工作创造了机会。紧靠山东边界的砀山县侯家庄于1890年全村入教，成为19世纪90年代基督教在江苏最北部迅速扩展的基地关于徐州府传教活动的开端，见 Rosario Renaud,Süchow.Diocèse de Chine,vol.1:1882—1931 (Montreal: Editions Bellarmin,1955);［Hei Boucher］,Le Père L.Gain S.J.1852—1930.Aptre du Siutcheou Fou,Vicariat de Nanking(Xujiahui,Shangha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931); AugustinM.Colombel,L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Three parts in 5 vols.(Shangha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99)。。
传教事业与华北平原的暴力活动
与传教事业在19世纪后半期的扩展相伴而来的，是连绵不断的反对基督教的活动。在中国某些地方，这种暴力活动可能是中国人民反抗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斗争的组成部分；而在某些情形中，这类冲突也可以说是对外国传教活动瓦解了乡村社会传统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反应。虽然在中国某些地区，这些外来因素一直是产生教案的重要原因中国名词“教案”通常被译作 “missionary case”，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 “religious case”。在这方面，应该区别分析针对中国教民的暴力和针对作为整体的外国传教士的暴力。，但本文认为，在华北平原，导致反基督教斗争产生的最重要根源，在于各种源于内部的矛盾的日益激化。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具有反外情绪的情况下，仍有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加入外国宗教，毕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将会看到，传教士带来的福祉绝不仅限于灵魂方面，尤其是在华北平原动乱频仍的各省交界地区，传教士在物质和政治方面带来的好处更是至关重要。传教活动19世纪90年代在山东南部地区能够取得最为显著的成果，肯定不是偶然现象。
中国反基督教骚乱发生的原因有许多方面，而本文认为，在某些地方，反对基督教扩展的群体暴力更多地是有组织冲突的传统既存模式的继续，外来力量只不过是使这种有组织冲突进一步恶化而已。换句话说，既存的仇恨促进了传教事业的扩展，因为对于在某种暴力竞争环境中处在少数地位的人来说，“皈依”基督教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生存策略。皈依基督教即是表示愿意接受西方文化的特别因素，其本身就是社会内部衰败的象征。因此，这一地区信奉基督教的现象以及与基督教暴力对抗的现象，都应该被视为是既存的暴力竞争模式的构成因素关于对义和团起义之前基督教在这一地区的扩展以及这一地区的反基督教活动的更为充分的分析，见RGTiedemann,Rural Uest in North China 1868—190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outh Shandong,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91),Chapter 5。。
华北平原人口密集，社会动乱，加之经济条件不断恶化，上层士绅相对较少，这些都助长了社会不法行为的产生，造就了一些侵掠性的生存方式。无论从大区域来说还是从行政区来说，华北地区都是完全乡村性的边缘地区。施坚雅(Skinner)的假说似乎特别适合这一地区的情况：
在那里，人们会发现一些不受法律和税收约束的进行非法生产活动的自发组织，其中有宗教教派，也有煽动性的秘密结社一类异端组织，还有一股股的土匪，其中许多人受到传奇故事中造反理想的影响。整个人口中包含着数量超出常规的走私贩子、流民、政治流亡者以及江湖术士。 G.William Skinner,Social Ecology and the Forces of Repression in North China: A RegionalSystems Framework for Analysis.An 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CLS Workshop on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Harvard University,27 July —2 August 1979,pp.47—48.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动荡不安而又灾害频仍的落后地区，德国天主教传教士于1882年开始传教活动以后，基督教得以迅速扩展。
裴谊理(Elizabeth Perry)研究的叛乱不已的淮北就是华北大区域中一个这样的边缘地带。她用多向度“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描述了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长期有组织暴力的模式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裴谊理在考察不同类型的地方武装组织时，针对群体性竞争行为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性模式：一种模式采取侵掠性策略，包括家族争斗、土匪活动和贩卖私盐；另一种采取防御性策略，包括看坡、村社设防以及各种形式的村庄自卫和联庄自卫。各派势力间的争斗原因有多种，但主要还是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各类资源；获取或保卫经济资源；领导者扩展或维护政治和社会权势。裴谊理认为：“在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对竞争者使用暴力往往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资源短缺的环境和得不到保障的生活需求，都有可能促使相互争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剥夺他人的生活必需品被看成有助于增加自己活命的机会。” ibid,p.3.
的确，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当各省交界地区的掠夺性活动蔓延成风时，华北地区的许多居民修筑防御工事，来保卫自己的村庄。英国使馆官员梅耶斯(Sydney Francis Mayers) 1897年12月曾经穿越河南、山东和江苏的边界地区，他的报告反映了这种暴力性生存竞争的传统：
离开归德府时，在河南、山东和江苏交界地区进入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三不管地区。这一地区充满了三省的各种不法分子。他们结成团伙，在当地被称做“十八团”，居住在从归德到徐州的大道两旁建有圩墙的村庄或者“寨”里。他们选出一个头领，并且联合起来反抗官方对他们事务的干预。他们因“反抗官府”而联合起来，他们的联合也因“反抗官府”而终结。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地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每五六英里，我们就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寨”。 Sidney Francis Mayers,Report of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Shanghai Overland.In 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 Papers,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Miscellaneous Series,no.466 (1898).(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1898),p.13.在这样一些动乱不安的条件下，基督教徒和传教士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社群，似乎就不足为奇了。耶稣会直隶东南代牧区主教座堂张家庄的历史，就很好地说明了基督教会对这种地方性环境的适应。耶稣会在看到1862—1863年所谓的“白莲教起义”对直东交界地区造成的破坏以后，决定在其中心驻地建立防御工事，以保护其教堂、住所、神学校、育婴堂以及河间府的五六千名教徒。与此同时，耶稣会神甫徐博理(Prosper Leboucq)设法获得了中国政府和法国使馆对其修筑防御工事的允准。北洋通商大臣崇厚甚至向他们提供了两门大炮。1863年6月初，一支包括200名平民在内的500人的工程队伍开始施工。两名到过该地的法国军官认为，这一防御工程建造得十分坚固，起码可以抵御“白莲教”和土匪的进攻。他们开挖了一道15—20英尺宽、10—12英尺深的壕沟，保护着张家庄。同时，又用挖出的土建筑了一道高约25英尺的圩墙。传教士还购买了3门大炮，1868年又铸造了8门，用以抵御土匪和叛乱者。张家庄修筑防御工事，不仅得到了教民的支持，甚至也得到了平民的赞同。附近的献县县治所在地自1853年被太平军破坏后始终是一片废墟，不能提供任何保护。因此，地方官员和富裕平民也提供了各种帮助，以保证他们自己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Leboucq,Dubar,pp.210—214; Gonnet to Lallemand,nd.,in Archives Diplomatiques,Nantes (France),Beijing Legation Archives,Carton 67,Dossier: Correspondances,Missions Tcheli SudEast 1863—1890.Note that MarieCharlesHeiAlbert,comte de Lallemand,was French minister to China 1866—1868.。张家庄19世纪60年代防御工事的修筑，是教民和平民在面对外来威胁时相互合作的一个早期例证。
随着华北平原的侵掠性活动于19世纪90年代明显增加，进行防御的需要也就愈益迫切。到这时，传教士一般都已经居住到建有防御措施的院落里。例如，上面提到的英国官员在穿越徐州府萧县马井的耶稣会传教站时，说道：“这儿真称得上是教会据点。房屋四周环绕着像城墙一样坚固的圩墙，院子的角上建有塔楼，里面架有枪支，贮存着弹药。” Mayers,op.cit.,p.14.雷诺德(Rosario Renaud)写的苏州代牧区历史在介绍江苏北部砀山县侯家庄的法国耶稣会传教站时，也描述了教堂内的防御措施见该书第158页和第159页之间的插图。。
山东南部阳谷县的坡里村也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由于它是新成立的代牧区在坡里设立的第一个主教座堂，这里修建了一个相当大的教堂、一座宽敞的传教士住所、育婴堂、学校、工场和农业设施、望道者住所、老人院，另外还有一座诊所和施药所。据载：
这个巨大的教会中心四周筑有高墙，坚实的墙角和侧翼的塔楼守护着整个建筑。只须在这些塔楼上布置几个岗哨，就可以抵御一支人数众多的进攻者。远远望去，有着许多塔楼和高墙的坡里，就像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一座和平的城堡。它环绕在简朴的村庄和绿树之中，看上去就像一座中世纪的神秘城堡，恰到好处地移植到了中国场景之中。Josef Ksters,Puoli einst und jetzt,p.182.同页有部分圩墙的照片。虽然到19世纪末，华北平原上散布着许多筑有圩墙的村庄，但上述记载还是相当清楚地表明，比起一般村庄来，乡村传教站的防御能力要强大的多。换句话说，在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中心地区，传教事业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暴力环境。诚然，义和团事件的爆发有其特殊性，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种动乱不安环境中的教民与平民的冲突，总的来看仍然反映了争夺为数不多的资源的暴力性生存竞争传统。
抵御义和团的攻击
当义和团反教会斗争于1900年春夏进入高潮时，整个华北有成千上万的教民失去生命，大量财产遭到毁坏。然而，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直隶、山西和内蒙古，有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设法逃到一些建有防御工事的据点。除了直隶东南部景州的朱家河和内蒙古的一两个据点以外，教会据点在1900年夏都成功地抵御了各种形式的义和团攻击关于朱家河被毁坏的记载，见魏扬波《义和团在天主教世界中的形象》，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第416—438页;其英文文章见 JeanPaul Wiest,Catholic Images of the Boxers,American Asian Review 93 (Fall 1991),pp.41—66。关于直隶北部的天主教自卫活动，见JeanMarie Planchet (comp.),Documents sur les martyrs de Pékin pendant la persécution des Boxeurs.2nd ed.,Beijing: Impr.des Lazaristes,1922—1923.2 vols。宣化县的事件载于该书第2卷，第321—448页。。仅东南直隶代牧区一地，就有15个天主教据点(北部9个，南部6个)，“教民们聚集在这些地方，在传教士的指挥下，成功地进行了防御， 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 Emile Becker to the French minister,Xianxian,25 Nov.1900,Archives Diplomatiques,Nantes (France),Beijing Legation archives,Carton 21,Dossier II.尽管一般都由外国传教士负责控制反对义和团的防卫活动，但应该指出，中国教士有时也负责防务活动。如景州青草河的老教民村的防务就由耶稣会一位姓邱的中国教士负责领导，见P.X.Mertens,The Yellow River Runs Red: A Story of Modern Chinese Martyrs.St.Louis,MO: B.Herder Book Co.,1939,p.45,note 9。。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尽管有两大队义和团就驻扎在邻近的张家林和南子塔，但东南直隶的中心传教站张家庄并未受到攻击，显然因为这儿有着坚固的防御措施。
由于天主教的防御性措施在华北各处有着大致差不多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一一叙述义和团与天主教社群间的每一次武装冲突。对于我们来说，直隶东南部威县的情形就是论证天主教武装活动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在赵家庄、魏村和潘村这三个村庄组成的一个集合体中，在1900年的武装冲突发生之前，教民和耶稣会传教士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早在反教会活动于1898年秋在十八村地区开始高涨时，在与赵三多的梅花拳的冲突中，赵席珍(Remi Isore)就劝说赵家庄的教徒组织了一支教民自卫武装 Remy Isoré,La chrétienté de Tchaokiatchoang sur le pied de guerre (Journal du P.Isoré).Chine,Ceylan,Madagascar no.2 (April 1899),p.107.。在邻近的魏村，万其偈(Albert Wetterwald)也建立起另外一支武装。据万其偈称，事实上，正是由于教民做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他们的对手才未敢贸然发动攻击，并在1898年11月间发生了内部的分裂关于这次冲突的细节，见 Tiedemann,Rural Uest in North China,pp.282—288。。
在1900年夏天，魏村、潘村和赵家庄的三村集合体成为威县教民防御的中心，而周围其他一些较小的天主教会都遭到了破坏以下的具体描述根据 Albert Wetterwald,Une armée chrétienne improvisée.Défense de Weitsuen.(Extraits du journal du P.A.Wetterwald).**tudes 38e année,tome 86 (5 March 1901),pp.663—693; also published in Chine et Ceylan 2 (March 1901),pp.275—314。第二个抵御中心在威县北面的张家庄，由Wetterwald的表哥、前少校Victor Lomüller (Luo Zepu)领导。尽管张家庄在1900年坚守住了，但 Lomüller于1902年4月26日在景廷宾领导的直隶南部的抗税斗争中被杀。与此同时，Wetterwald的哥哥 Paul成功地领导了河间城东教民居住的范家疙瘩的防御活动。见Jules Bataille,Siège de Fankiakata par les Boxeurs (juinseptembre 1900).Etudes 38e année,tome 87 (20 May 1901),pp.433—456。。当传教士面对着应该离开还是留下的问题时，他们决定，要保卫那些较大的教会，而传教士应该留下来，担当“走动着的防御灵魂”。实际上，万其偈承担了这三个村庄的军事指挥工作。赵家庄四周的圩墙进一步加固，潘村的建筑被改造成一座防御平台。三个村共有三座防御建筑，用来存放枪支弹药。一旦有人前来攻击，参加战斗的人就会在这里集合。每座建筑上都飘扬着一面印着大黑十字架的旗帜。直接参加防御的人，魏村有三四百人，教民村赵家庄有200人，潘村有50人，附近的陈家庄和钟管营也出了50人。他们拥有各种武器：20架需要两人控制的抬枪，100支由乡间工匠制作的老式来复枪，其他人手持大刀长矛。虽然一个传教士把他们的军事装备说成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但他也说教民比人数更多的义和团的武器要好。另外，教民头戴白帽，上面或者有一个红色十字，或者有一个圣心标志。
万其偈7月7日写道，威县县令(李秉衡的女婿)把潘村教民中的生员召到县里，了解教民是不是计划攻打县城。但直到7月17日，才有一支义和团突然出现在大宁一带，“打着旗，吹着号”。教会武装在手持左轮手枪的万其偈率领下，立即列队出动。在第一次遭遇后，一支1 000人的义和团于次日再次从大宁前来，但天主教武装从三面对他们进行攻击，义和团丢下伤亡人员和一些武器，被迫撤退。据万其偈说，首先逃跑的人中就有赵老祝(即赵三多)。“他非常神气地骑着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他。因此，我们的几名神枪手朝他开了枪。”在这次冲突中，义和团伤亡68人。
7月20日，义和团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一支来自大宁，一支来自威县南面的沙西。据万其偈记载，拥有温切斯特枪和毛瑟枪的清军士兵也参加了这次攻击。然而，这位武装的教士布置一个钳形战阵，并且使用了大炮，打得进攻者四散而逃。据报告，这次失败的确使得赵三多和曲新臬之间发生了争执。曲想带队离去，但最终还是被说服，留下来准备发动另一次攻击。然而，天主教民先于他们于7月22日发起反攻，把义和团打散了。但教民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代价：义和团转而进犯未设防御的钟管营和马庄，杀死了几名教民。此后，义和团在威县地区的威胁逐渐减少。以位于魏村西北的山东邱县贺钊村为基地的义和团一部被迫于8月初离开，因为当地居民拒绝供养这些“寄生虫”。万其偈对义和团这时没有发动进攻甚感遗憾，“因为一次彻底的胜利本来会使我们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些暴民”1900年威县事件也可参见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8—150页。。
威县事件说明了另外两个趋势：义和团长期的存在使他们日益与被迫供养他们的一般平民疏远，如大宁村的情形——曲新臬想离去的原因在于他的人马缺少食物。由于位于设有防御的据点外的教民已经全被劫掠，义和团开始抓捕一些拥有少量土地的平民，然后勒索赎金。由此看来，诸陈村(音)的平民武装准备禁止一切可疑帮伙进入村子就不足为怪了——它对天主教民保持中立立场。到7月底，当义和团威胁在魏村地区显著消减时，一个由当地名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魏村，讨论维持和平的问题。万其偈写道，这表明大多数“异教徒”并不仇视天主教徒。
传教士与帝国主义
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在19世纪90年代，基督教在华北的各省交界地区发展最为强大。在这里，传教士介入到当地对有限资源的长期争夺之中，从而给传教事业带来显著的成果。他们的“政治”刺激特别具有吸引力。许多难以从激烈的生存竞争地方体系的支配因素中得到帮助或者与这些因素不和的人，转向教会来谋取支持。这样，皈依基督教就成为了乡村群体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体性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外国教士帮助教民和望道者推翻对他们的错误指控，对抗贪婪的衙门差役的勒索，阻止过分的土地剥削，有时甚至还抵御土匪的进攻，通过在各种纷争中取胜的能力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换言之，他们成为有效能的地方保护者，影响着侵掠性行为和寄生性行为的模式。
尽管我们确实强调了各种内部问题是基督教发展同时也是反对基督教活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低估这一过程中的外来因素。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教工作就从“不平等条约”以及一些附属协议中得到极大的便利。1860年的《北京条约》为传教事业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重大扩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如果没有现存的内部矛盾，传教士也会有机会干涉地方事务。但是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支持，这种干涉就会困难得多，也不会取得这样大的成果。也就是说，虽然侵入的基督教不是乡村社会秩序长期恶化的始作俑者，但它却从许多重要的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势。传教士介入地方的巨大成功，在教民和平民之间制造了新的纷争和冲突。
在中日战争期间和战后内部社会动乱、外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传教士有可能对乡村居民提供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经济诱惑。例如，在徐州府，法国耶稣会于1896年成功地解决了大刀会事件，结果使该会名声大振。因此，大批乡村居民被吸引到教会中，希望从那里获得帮助和保护。正如传教士所指出的，参加教会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逃脱地方官员、官府差役、地方绅士和土匪的不公正压迫。传教士成功地进行干预，以减轻其皈依者的痛苦。结果是地方官员被迫道歉，支付赔偿以保护教会。正如雷诺德指出的，“没有任何权力——皇帝的权力除外——曾经得到过我们在徐州府的所得到的东西”Renaud,op.cit.,p.200.。
正如已经指出的，在总体上看，教民的生存方式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没有根本不同，而在动荡不安的各省交界地区，由于其特有的暴力竞争和国家权力的相对虚弱，就更是如此。在这一地区，被压迫者寻找新的权力资源，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现状，对以前的纷争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在中日战争以后传教士势力强盛的几年中，他们的干涉实质性地改变了某些地区的压迫和剥削的模式。扩展着的教民团体又充分利用了他们新建立的权力。或者正如一位耶稣会教士所说：“至为重要的是，对于正义的渴求驱使贫穷的中国人走向我们。但这种自由，或者说是对于压迫的摆脱，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他们从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J.Twdry SJ,Lüzhou (Anhui),16 Dec.1898,Lettres de Jersey 181 (Jun.1899),p.30.由于赢得了教会的支持，地方上各种势力斗争中的弱势集团因而有机会成为支配者和压迫者。一位耶稣会教士指出，“不公正的牺牲者”转向传教士，以摆脱那些靠诉讼和敲诈勒索谋生的人的魔爪Gain,Xuzhou,Jun.1897,in Renaud,I,pp.217—218.在单县，贾庄因与邻村的长期纷争而全村入教，见 Bornemann,Freinademetz,pp.180—181。关于教民入教成为暴力环境的组成部分，还可见 Leboucq,18 Jan.1870,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42 (Sep.1870),pp.342—343。。
传教士的权力和教民的蛮横来源于他们按照条约得到的特权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法国以及1890年以后德国的保护权。考虑到如此多的教案只有在外国外交官干预以后才得以解决，因此，传教事业长期以来被密切地与帝国主义扩展的整个过程联结起来，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这并不一定表明，在传教士和外国列强之间存在着有意的勾结，前者在19世纪起着“外国侵略扩张的工具”的作用。不过，比较清楚的是，如果不是经常的外交干涉和军事威胁的话，传教士的地位可能就不会那样稳固。
山东西南部巨野县的张家庄(也被称为磨盘张家庄)在义和团运动酝酿时期非常著名。在那里，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姚鸿烈的人组织了这一时期反抗天主教扩展的活动。姚鸿烈是邻近村庄姚家楼的一名武举人，是当地二十多个村子的民团的团总，但其影响力显然要扩展到曹州府以外更宽阔的地区See Bornemann,Freinademetz,pp.103—104,570n61—70; Kuepers,pp.31—32,40; Henninghaus,Freinademetz,pp.176,182—183; Hartwich,I,pp.84—85.姚鸿烈是1851年的武举人。见《山东通志》卷109(1915年版，商务印书馆,1934—1935年)第3161页。在捻军起义期间，他是鲁西的一个重要团练首领。见《续修巨野县志》(1921年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261页。也见《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34页，被调查人称姚鸿烈有10顷土地。。然而，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类坚决且各方协力进行的反基督教扩展的活动，往往与现存矛盾的多样性以及生存竞争的斗争模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山东南部地区尤其明显，当然并不仅限于这一地区。比如，对1884年到1886年张家庄教案的仔细考察就表明，反教会活动根源于村社内部的纷争。乡村中有如此多的新入教者是民间宗教教派成员，这就很好地说明村社内聚力的衰落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对一亩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争夺进一步破坏了村社团结，很可能正是这一纠纷推动着一些村民转向圣言会传教士寻求帮助Tagliabue CM to Patentre,Beijing,20 Jul.1885,Archives Diplomatiques,Nantes (France),Beijing Legation archives,carton 10; Cogordan to Zongli Yamen,31 Jan.1886,in ibid.; 《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第 285件; 也见《山东教案史料》第178页以下。在1887年初村子里有115名教民，其中90名已经受洗。见Hartwich,I,p.108。。此外，姚鸿烈对基督教强烈而持久的仇恨，事实上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一个兄弟皈依基督教而引发的St.Michaels Kalender(Steyl,1888),p.56; Kuepers,p.47.除姚鸿烈外，《巨野县志》还列出了同姓同辈的另外两人：姚鸿杰，在捻军起义期间同样是一个团练首领，1885—1886年以及1893—1894年任江苏丰县县令；姚鸿魁，1888年中武举人。以上据《续修巨野县志》第214、246—247页；《丰县志》(1894年编)，第200页；《山东通志》卷109，第3168页。。
但是，正是十多年以后两名传教士于1897年11月1日在这里被害，才使外部世界注意到张家庄。人们对这一事件十分熟悉，这里毋庸重述。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圣言会从“巨野事件”的解决中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他们欢呼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对两个被害传教士最成功的赔偿”。中国被迫接受的这一解决方案由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福若瑟副主教、安治泰主教和德国政府集体制订，包括赔偿3 000两银子作为被盗被毁财产的赔偿，分别在兖州、曹州和济宁(需要指出，济宁大教堂已经在建设之中，并且即将完成)建筑三个大“赔偿”教堂(每座66 000两银)，每座教堂都有一块刻有“敕建天主堂”字样的门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要求在曹州府各处修建7座较小的建有防御措施的居住点(共计银24 000两)，以及给予修建这些居住点所需要的土地。建立这些基督教据点的要求是福若瑟提出的，他还想规定对旅行的传教士提供武装护卫，因为邻近的徐州府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已经享有这一保护性特权了 See Freinademetzs lengthy list of desiderata entitled,Kurzer berblick über die Missionsverhltnisse in der Praefectur Zaotschoufu,n.d.,received by the German legation on 5 Dec.1897,Bundesarchiv Reich (Berlin),Gesandtschaftsarchiv Beijing,vol.326,fol.200—202.。
的确，在整个华北，没有一个地方比直隶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法国耶稣会更为突出地表现出传教士的权利了。如上所述，在这些地方，外国教士拥有几个建有防御措施的大院落。这些大院通常是用当地赔款修筑的，由中国当局提供长期性的武装卫兵。在江苏北部，也有几个作为传教士干预村社内部或村社间冲突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重要基督教教会。在1896年大刀会事件中达到高潮的砀山县庞、刘两大家族间的械斗，就是最值得注意的例子。
在这种暴力竞争的环境中，许多基督教社群就这样比大多数平民社群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需要牢记在心的是，在由竞争着的垂直权力结构组成的社会—政治秩序中，传教士像其他地方社群领袖一样，利用他们的权利和影响来使其社群能够最大化地获取并控制各种资源。传教士有相对较大的权利，能够更有效率地推进其团体的事业。通过他们精心构筑的教会网络以及与其本国政府代表的联系，传教士能够对清朝中央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清廷又被迫要求地方官员采取行动。特别是在省一级，这种教会引起的国家干预能够对长期抚育起来的半自治的地方体系形成破坏。
至于山东南部地区的圣言会，通过对现有资料的仔细考察，表明在1900年以前，在天主教教士和德国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一贯明确的“政治合作”。圣言会教士对推进其祖国在中国的狭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并不太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本质上是一个超国家的事业，他们首先忠于的是梵蒂冈而不是柏林。更加确切地说，在德国于1890年从法国手中夺得对山东的德国天主教会的保护权以后，安治泰合乎时宜地利用了德法之间存在的帝国主义竞争，以推动整个世界的教会以及圣言会的事业，以及实现他个人的野心 尽管迄今尚无关于帝国主义干预山东传教事务的综合研究，但本文也无意于考察这一太过复杂的问题。有关法国传教保护权的进一步细节，见 H.M.Cole,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Protectorate over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4.3 (July 1940),pp.373—491。关于德国保护权问题，见 Hermann Fischer,Arnold Janssen,Gründer des Steyler Missionswerkes.Ein Lebensbild (Steyl:Missionsdruckerei,1919),pp.251—267; Benedicta Wirth,Imperialistische bersee und Missionspolitik,dargestellt am Beispiel Chinas (Münster:Aschendorff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68),pp.59—65; Bornemann,Arnold Janssen,pp.248—256; Rivinius,Mission und Politik,pp.22—26。。同一时期，山东北部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似乎也同样试图利用法德间的竞争。例如，马天恩(Pier Paolo DeMarchi)主教在给法国外长的报告中说，山东官府对德国传教士很好，是因为强有力的德国政治压力，而意大利方济各会则被当做“一群无赖，尽管有条约和法国的护教权”DeMarchi to Gérard,Jinan,25 Aug.1896,Archives Diplomatiques,Nantes (France),Beijing Legation archives,carton 10,dossier 1.这时，意大利政府代表正在试图结束法国对于意大利在华教会的保护权。。
山西南部的冲突
众所周知，较之其他省份，山西省的教民和传教士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但在这里，中国天主教徒在外国传教士的支持和领导下，也在一些特定地方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我首先是在山东北部代牧区主教申永福(Ephrem Giesen)1919年去世时的讣闻中注意到了这一冲突。据称，申永福在1900年夏天与义和团的暴力争斗中两次受伤，当时他还是山西南部荷兰方济各会的传教士Fidentius v.d.Borne,in Memoriam Z.D.H.Mgr.Giesen O.F.M..Het Missiewerk 1 (1919/20),pp.161—162.。我发现了一本罕见的有关这些事件的出版物，它促使我进一步追踪这一故事这些信件和报告出版时名为Een blik in ZuidChanSi tijdens de jongste verfolging.Verslag van eenige Missionarissen aan Mgr.J.Hofman,Vic.Ap.Met toelichtingen(Cuyk a.d.Maas:Jos.J.van Lindert,n.d.［Imprimatur 1901］)。我要感谢比利时Verbiest基金会中国纪念图书馆的 Sara Lievens 为我复制了这本罕见的出版物。。下面的记载根据的是山西南部荷兰传教士在义和团冲突中寄给其主教贺广才(Joannes Hofman)的一组信件，当时，贺广才已经逃到邻近的河南省林县田家井(音)的基督教据点。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信件是写给本国人的，因此可能更代表了传教士在被围困时期的真实观点，而且它们写于义和团起义期间，传教士在那时做出的观察与此后进行的思考会有很大不同。据记载，在1900年5月中旬以前，这一地区一直十分平静，但到了7月初，大多数教会就遭到破坏Een Blik,p.19.值得注意的是，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没有山西南部的任何事例。。然而，当教会决定进行抵抗并着手组织战斗时，就出现了一个与华北平原的情形非常类似的模式。在潞安府城(今长治)附近，教会仓促修建起一组设有防御措施的据点，7个荷兰教士他们是Odericus Timmer,Norbertus Janssens,Cassianus Pompe,Gerardus van Elk,Aegidius Broekman,Christopherus van Bussel,Sergius Schuurman。聚集在马场(音)及其邻近的高家庄(音)；前面提到的申永福则以马场南面与其相隔1个半到2个小时路程的辛庄(音)为据点；第三个防御据点在潞安北面的赵家陵(音)，由林国栋(Theodorus Leenen)和孔诺定(Winfridus Groeneveld)负责修建。在更西面的洪洞县的韩罗岩(音)，有一个单独的设有防御的据点。
传教士立即担任了防卫行动的组织者，负责在各自的村庄里修筑圩墙。他们有权购买和制造枪支弹药，并且亲自指挥反击进攻者的军事行动。尽管这里的乡村居民并不擅长战斗，而且也没有群体性暴力的历史，但当地的天主教徒还是很快地学会了怎样使用火枪和其他武器只有韩罗岩的天主教徒懂得如何操纵火器，因为山西这一地区盛行打猎。。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并不特别精良的教民们，在1900年夏天长期的围困中，还是设法守住了自己的据点，有几次还打败了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的确没有一个荷兰教士遭到杀害。还应注意，天主教传教士总是尽可能地与其教徒留在一起，在危险时刻起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这与那些只要可能就逃离危险地区的新教传教士应当指出，山东的大多数传教士，不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根据巡抚袁世凯的命令离开了内地，只有两三人设法留下。在华北其他省，大多数天主教传教士的确留了下来，与他们的教徒们在一起。，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内蒙古的事件
内蒙古代表着另外一种环境背景。在这里，天主教会存在的时间更久远，在最初的宗教迫害时期，就有北方省份的基督教徒逃到这里。到19世纪后半期，主要在汉族移民中活动的圣母圣心会的比利时教士负责管理这些教会。我无意详细描述内蒙古地区义和团危机的背景或是历史，但我还是愿意指出长城以北的反教会活动和教会自卫活动模式与华北平原的某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很显然，蒙古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比如，应该注意到，在内蒙古西部，鄂托克、乌审和达尔察克联合旗就参加到对汉族天主教徒的攻击之中Joseph Leonard van Hecken,Les réductions catholiques du pays des Ordos:une méthode dapostolat des missionnaires de Scheut (Schneck/Beckeied :Administration der Neue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1957),p.20.。所以，“义和团”“义和团”一词并非适合于华北地区所有的反教会斗争，在内蒙古尤其是这样。、清朝官军和蒙古军队相联合，成为对基督教社群强有力的威胁，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使得长城以北的教会在1900年夏天也遭受到沉重的打击2 000名教民和包括西南蒙古代牧区主教 Ferdinand Hamer在内的8名比利时传教士在1900年夏天被杀。建有防御系统的内蒙古中部的铁克坦口(音)教站，邀请新教传教士前来避难，提供了新教传教士在另外一个设防的天主教教站避难的罕见事例。然而，这一教站于8月22日被清朝官兵攻克，3名比利时教士和几名瑞典传教士及其子女与大批中国教民一道被杀。。尽管如此，与华北的其他部分一样，某些教民据点在这一旷日持久的危机中，设法抵抗着连续不断的强大攻击。实际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这一地区的一般性骚乱日益严重，比利时教士就开始在一些传教站修筑防御体系由于汉族移民涌入、经济条件变化以及天主教传教士购置土地而导致蒙古土匪的产生，见Michael Underdown,Banditry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Mongolia.Mongolian Studies 6 (1980),pp.109—116.See also Walter Heissig,Some New Information on Peasant Revolts and Peoples Uprisings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in the 19th Century (1861—1901).In Urgunge Onon and John Gombojabe Hangin (eds.),Analecta Mongolica.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Bloomington,Ind..Mongolia Society.1972)。。1895年，由于谣传甘肃将爆发新的回民起义，内蒙古西部的天主教居民地小桥潘(音)就建立了防御性措施。1900年7月31日，来自山西教会的10名比利时传教士和6名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聚集在这一据点。从1900年8月9日到9月29日，一股较大的反教会武装对该村进行了长时期的围困。在抵御这股武装的斗争中，这一据点的防卫措施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Bongaerts,30 September 1900,in 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901),pp.7—8.See also Carlo van Melckebeke,Service social de lglise en Mongolie(Brussels:ditions de Scheut,［1968］),pp.65—66.该书第68页和第69页之间的插图描绘了小桥潘令人吃惊的防御工事，尽管它描绘的显然是稍后一个时期的防御体系，但可以从中看到最初的防御情况。。
这一时期内蒙古天主教防卫活动另外一个超乎寻常的方面，是比利时陆军炮兵部队的一名指挥官维特默(Arthur Wittamer) 参与了这一活动。维特默是一支甘肃探险队的成员，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他从甘肃穿越内蒙古，来到张家口附近的重要传教站西洼子(音)。他于1900年6月到达那里后，中蒙古代牧区主教、圣母圣心会的方济众(Jeroom Van Aertselaer) 任命他为“武装部长”。维特默立即负责布置防务，把教民组织成两个部队，进行军事训练，挖掘壕沟，并且设立了一个工场，制造炮件和火药。据维特默说，西洼子有400枝来复枪和6门大炮，防御非常坚固。由于采取了这些有效的防卫措施，该站没有受到义和团的严重骚扰。据说，维特默还试图带领400教民穿越蒙古去与义和团作战，但方主教没有同意更具体的情况，见Koen De Ridder,Congo in Gansu(1898—1906):“Missionary versus Explorer/Exploiter”.In idem (ed.),Footsteps in Deserted Valleys:Missionary Cases,Strategies and Practice in Qing China(Louvain: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00),p.131 note 81; André Lederer,La mission du Commandant A.Wittamer en Chine(1898—1901)。Brussels:Koninklijke Academie voor Overzeese Wetenschapen,1984,pp.63—64。。
维特默受过军事训练，显然具有专门技术来加强中蒙古代牧区主要传教站的防御能力。在附近的东蒙古代牧区，则是由入侵的俄国军队对松树嘴子教区的居民以及来到这里避难的3 000名教民进行保护。在由西伯利亚轻骑兵和哥萨克组成的这支75人的部队到来之前，该处已经加强了其防御措施See L.Van Dycks journal,26 July 1900,in 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1901),p.17.该书第65页有一段高高的石墙的照片。。这些防御措施包括一道壕沟和一道圩墙，在村子四周建起了10个防御工事。该站有大约2 000磅火药和同样数量的铅弹。俄军指挥官艾勒斯(Iu L.Elets)立即把23名传教士和当地教民纳入他的军事指挥体系。这支联合武装随后发动了打击所谓义和团和清军的扫荡战役。等到捷潘斯基(Tserpinskii)中将率领1 000名士兵来到之后Van Dyck,letter dated Shanhaiguan,19 Nov.1900,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901),pp.11—12.，俄国人不仅能够维持地方和平，而且还抓捕并审判了那些被控招引义和团攻击教民的人上书第65页有一幅题为“Elets指挥官将一名异教镇长判处死刑”的照片，所有人都在照片上，包括那位被判死刑的人，他面对镜头，显得很坚定。 Elets 补充说，“残害传教士的人被当众处死，他的尸体被送往肇事村庄，以示警诫”。见 Elets,p.339。。法国拥有比利时在华天主教的保护权，而在附近的山海关的法国军队不愿意对比利时的传教站提供保护，而俄国人却愿意这样做。对此，圣天母圣心会的副主教葛崇德(Van Dyck)极为不解，他抱怨“基督教法国被掌握在共济会员和犹太人的手中!”Van Dyck,NotreDame des Pins (Songshuzuizi),28 Nov.1900,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901),p.68.关于聚集在松树嘴子的传教士合作进行防卫的详情，也可见Iu.L.Elets,La Mongolie Orientale et les Missions belges pendant la révolte de ce pays en 1900.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Géographie dAnvers 27 (1903),pp.335—355; idem,Smert idet! (Osvobozhdenie Russkim otradom episkopa,13 sviashchennikov i 3000 khristian Vostochnoi Mongolii v posledniuiu Kitaiskuiu voinu) ［Death marches! (The liberation by a Russian detachment of a bishop,23 priests and 3000 Christians of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recent Chinese war)］ (Moscow,1901)./
华北平原的外国军事干预
俄国占领松树嘴子传教站，是因为它接近俄国在山海关的主要基地。但自从1858—1860年条约缔结后，外国就经常对教案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或者以军事干涉相威胁。这类干涉通常发生在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城市，但偶尔也有例外，比如东南直隶代牧区的情况。直隶东南部的法国耶稣会与法国在北京和天津的官员保持着长期的联系，1863年，欧洲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这一教会，但与传教事务没有关系。当时，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受命镇压直隶南部的“土匪”，他邀请大沽炮台的一些英国军事教官来到他的部队。此后在威县南面镇压叛乱者的战斗与本文的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意义的是，崇厚要求法国耶稣会教士徐博理随军，为科尼(A.H.Coney)率领的英国士兵和天津代领事吉必勋(John Gibson)担任翻译See Gibson to Bruce,#6,21 Feb 1863; #13,30 Apr 1863; #14 ,4 May 1863,in FO228/355.Gibson 在这次战斗中受伤。Leboucq由于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被清政府授予“兰星金牌”。也见Leboucq,Dubar,pp.199—206。。很可能，这支深入到法国传教站领地的英国部队促使法国官员对东南直隶代牧区的事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前面已经提到，1863年“白莲教”骚乱发生之后，耶稣会教士决定加强其主教座堂张家庄的防御。徐博理被派到北京和天津，一方面取得清政府和法国官员的许可，一方面为这一防御计划购置武器。在张家庄防御工程修筑时期，两名法国军官访问了该教站，显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在1868年春，天津领事派曾为法国陆军预备役军官的西蒙(Simon)到张家庄，训练教民使用教会拥有的大约300枝欧式来复枪。如杜巴尔(Edouard Duba)主教所说：“这位勇敢的先生不遗余力，在我们的教徒中间发现了许多友好感情和军事才能。”由于这些天主教徒能够学习到一些军事技术，所以，甚至那些有权势的平民们对基督教的防御措施寄予了很大希望Dubar to Lallemand,Zhangjiazhuang,15 May 1868,in Archives Diplomatiques,Nantes (France),Beijing Legation Archives,Carton 67,Dossier:Correspondances,Missions Tcheli SudEast 1863—1890.See also Leboucq,Dubar,p.281.Simon在1870年的“天津惨案”中被杀。。
有许多耶稣会平信徒在法国军队中度过一些时间，这样有了必要的知识来组织和训练当地教民进行防御。此外，在19世纪末，法国的文武官员也经常访问张家庄例如，法国使馆新到达的学生翻译 Gaston de Bezaure于1871年曾在耶稣会驻地度过了几个月。1899年末，在法德争夺宗教保护权的背景下，德国圣言会教士 Rudolf Pieper曾经请求德国使馆为他在山东南部的教会运送武器弹药。由于义和团活动在1900年春日益高涨，德国公使克林德对此不再表示反对。但义和团战争的爆发阻止了这些武器的实际运送。Ketteler to Freinademetz,Beijing,27 April 1900,Bundesarchiv Reich (Berlin),Gesandtschaftsarchiv Beijing,vol.328,fols.133—134.The preceding correspondence is found on fols.110—132。。
北京使馆最终于1900年8月被解救以后，许多惩罚性远征军被派到周围农村以保护基督教社群，并且从平民手中收集赔款。这些义和团起义后的军事干涉大都发生在北京和天津地区，远离义和团最初的中心地区，只有一次例外。为了加速直隶东南部耶稣会的地方谈判，一队法国军队被派到献县，在这次绥靖地方的行动中，使用张家庄主教座堂作为他们在当地的大本营 See the report (with photograph) in Chine,Ceylan et Madagascar.。一位耶稣会教士在给法国公使的信中说：
我们有两连法国士兵，他们在维持该地区的和平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由于这支部队的存在，所有的中国军官都为自己准备了一面法国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士兵来到自己管辖地，所有地方官员的工作都很努力。我已经写信把此事报告给华伦(Voyron)将军，你可以告诉他这支前哨部队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的200人在这里做的，比1 000人在天津做得还要多，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感到更受威胁，更为不安。河间府的11名官员让地方士绅给士兵们送来牛、羊等，作为他们的礼物。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的存在，还有助于迫使“有罪的村庄”向其基督教邻居进行赔偿。在地方上对于赔偿的评估完成以后，就要求进行最初的支付。在一些较贫穷的地方，要从税收中或从省金库中进行补充 French legation,Beijing,to Delcassé,#53,1 May 1902,in Archives Diplomatiques,Nantes (France),Beijing Legation Archives,Carton 21,Dossier II.法国军队1901年撤离时留下了一些武器。1928年，当这一地区再次出现动乱时，传教士请求法国使馆提供一些更为先进的武器，以替换这些武器。。
结 论
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外国惩罚性远征显然代表着近代中外关系中最黑暗的历史，然而，如前所述，这类直接的外国军事干涉局限于京津地区，只有张家庄的法国军队接近于进入义和团最初的中心地带。本文聚焦于义和团事件中迄今被学术研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即中国教徒和义和团之间的武装冲突。我没有把天主教武装活动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而是首先把这些武装冲突置于华北平原各省交界地区非常普遍的暴力历史背景之中。然而，传教士担任双重角色，他们比其平民竞争对手有一个重大优势：他们延伸的高层网络使他们能够动员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层的政治力量。这样，他们就能够为其教民获取各种高层资源。这加强了许多较大的教徒社群进行有效反抗的能力，从而度过义和团的风暴。
不用说，华北平原由于有着长久的侵掠性和防御性暴力的传统，因而更为容易补充军事的方法。但是，如华北其他地方的案例所表明的，天主教坚决抵御义和团攻击的事情并不局限于存在竞争斗争的地区。尽管直隶北部、山西和内蒙古的基督教徒经受了义和团烈火的冲击，但在这里，也有不少天主教社群建立了据点，成功地抵御了他们的敌人。接通这些不同生态带和社会系统的天主教武装活动的共同因素，是天主教教士的存在。正如本文所论，传教士不仅仅是教徒社群的灵魂导师，还被期望着在他们各自的地方系统中施加有效的普遍领导。这样，当情况需要的时候，各处的天主教教士，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教宗，也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发挥着动员他们的教徒进行防御活动的作用。
考虑到华北天主教防御的这一共同方式，我认为，某些学术论著把1900年“华北事件”的起源归因于安治泰主教进攻性的传教活动，多少有些简单化。义和团运动毕竟只是边缘性地影响到山东南部。确实可以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一次短暂的超出常规的事件，是1898年秋以后特殊和复杂的内外局势相结合的结果，它并不符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华北地区合作和竞争的“正常”模式。即使在1900年的普遍仇视中，也可以发现地方教民和平民合作以抵御所谓“义和团”入侵的事例 例如，在山东南部，当其他一些所谓的“大刀会”从外部侵入这一地区时，天主教和最初的大刀会联合起来进行抵御。见 R.G.Tiedemann,The Big Sword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Boxer Movement,1895—1900.An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Boxer Movement,held in Jinan,Shandong,China,October 9—12,2000,pp.17—18.撇开如何决定“义和团”意义的问题不说，非教徒平民与义和团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复杂问题。这里只需指出，在“义和团民”与教民的斗争中，当地的非教徒平民或者是亲义和团的，或者是——更普遍地——采取机会主义的中立态度，或者是反对义和团的。在义和团运动的后期，反对义和团的态度更为普遍。。1900年后，短暂的激烈冲突时期显然让位于更大的合作，乡村社会整个地感谢传教士在各种冲突中作为中间人和保护者的作用。面对土匪和军阀造成的普遍动乱，建有防御体系的传教站成为教民和平民共同的安全天堂，这不仅在华北，也在内蒙古关于传教站的保护性功能，见R.G.Tiedemann,From Target to Safe Haven: The Changing Role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Shandong,China,1860—1945.An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Hong Kong,2—4 October 1996。关于20世纪初内蒙古基督教村庄防御体系的加强，可见Carlo van Melckebeke,Service social de lglise en Mongolie(Brussels: ditions de Scheut,［1968］)。。
〔作者狄德满(Gary Tiedemann)，1941年生，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马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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