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师之昆特牌steam_对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另一种阐释

　　关键词：症候阅读法　社会等级制　父权制　反叛者　牺牲品　新生力量 　　摘 要：亨利・詹姆斯的中篇小说《螺丝在拧紧》在国外颇受评论界的青睐，众多评论家就其含混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应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来解读文本中两个鬼魂――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形象，分析指出他们并非故事所表达的邪恶恐怖主题，真正邪恶恐怖的是主人所象征的上层阶级、社会等级制和父权制；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幽灵是人格的延续和人性的扩展，他们意欲唤醒那些如家庭女教师般屈服于社会等级制和父权制的温顺民众，是新生力量的象征。
　　
　　韦恩・布斯曾指出，“亨利・詹姆斯的中篇小说《螺丝在拧紧》也许是现代小说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作品，也许它比不上一些篇幅更长的作品，但绝对称得上同类篇幅作品之王”(Booth，163)。的确，这部小说不仅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多争论。评论界争论的基本问题是两个鬼魂的真实度(Beidler，127)：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究竟是纠缠活人的鬼魂，还是患神经官能症的女教师的臆想?他们经常与孩子在一起，还是只出现在女教师的幻想中?该作品是一则构思精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还是一例对神经质的年轻女人的心理分析?是鬼魂造成了迈尔斯之死，还是家庭女教师造成了迈尔斯之死?问题的争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围绕艾得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那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亨利・詹姆斯的含混性》而展开的争论。威尔逊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论证了述说故事的女教师是性压抑造成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鬼魂并非真的鬼魂，而是女教师幻觉的产物(Beidler,131)。内森・布莱里恩・费金等(Nathan Bryllion Fagin)则反对精神分析法的解读，认为詹姆斯几乎不可能读过弗氏学说，他把故事看作是霍桑式的沉溺于善恶冲突的寓言(Beidler，132)。
　　第二阶段是在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Jacque Lacan)和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 Derrida)的影响，针对鬼魂是真的抑或女教师是疯的这一原本相互排斥的问题，当代学者倾向于说“X和Y”，而不是“X或Y”，以费尔曼(Shoshana Felman)为例。深受拉康和德里达的影响，费尔曼解构了这一故事。费尔曼认为“读者是无法探及到女教师的大部分无意识的，想要充分理解女教师或她的故事只能令人沮丧，不要试图最终解决《螺丝在拧紧》的神秘之处，重要的是追随故事过程的重要轨迹”(Beidler，135)。这一阶段的评论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第三阶段是最近几年。有关鬼魂的真实性的争论消退后，取而代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性别为基础的阐释。希思・穆恩(Heath Moon)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认为詹姆斯在故事中展示了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女教师竭尽所能来拯救他们，但故事的结局暗示了詹姆斯认为上层阶级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Beidler，137－138)。一种性别批评(WilsonGoddard)认为女性叙事话语受人质疑，家庭女教师笔下的两个鬼魂的真实性因而也受到质疑(Beidler，138－139)。
　　综观上述种种争论，评论家们大都聚焦于家庭女教师，通过分析家庭女教师的叙事话语、处境或心理来证实或证伪鬼魂，而鬼魂究竟是什么却被极大地忽视了。笔者认为，分析考察两个鬼魂――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形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众说纷纭的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
　　国外有众多的文章分析了迈尔斯的死因，却较少有文章涉及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之死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分析昆特与杰西小姐之死的深层原因，更有助于表达詹姆斯所想表达的故事的主题――邪恶和恐怖。从文本的表面解读，昆特和杰西小姐被女管家和家庭女教师视为邪恶恐怖的象征，诸如“声名狼藉、邪恶、不光彩、堕落、可憎”这些词成了他们的标签。他们活着时是“声名狼藉”的“坏”仆人，死后是徘徊在布莱庄园，试图控制两个幼小无辜的小孩的心灵的“恶”鬼。事实是否如此呢?
　　在故事中家庭女教师从布莱庄园的管家格罗斯夫人那里探知了昆特的死因：一个冬天的清晨，在上工的路上，一个村夫在小路边发现了彼得・昆特的尸体，尸体已冻得僵硬，头上的伤口清晰可见。至少表面上，这样的伤口可能是摔的。离开酒吧后，因天黑他走错了路，从陡峭湿滑的斜坡上摔了下来。在验尸和人们喋喋不休的议论后，最终他的死因归咎于湿滑的陡坡，误入歧途和饮酒。依据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读者要善于透过艺术作品表面提供的形象把握没有具体呈现的空白和沉默，从“在场”中看到“不在场”(朱立元，644)。细心的读者也应该从故事中读出“空白”之意及昆特和杰西小姐的“沉默”。尤其当读者将后来的杰西之死与昆特之死放在一起考察，以及格罗斯夫人对杰西之死的含糊其辞，更促使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昆特确实酒后误入歧途，摔死在湿滑的陡坡吗?”为什么他的死引起喋喋不休的争论?要知道昆特是个“身材高大挺拔，活动敏捷”的年轻人。如此敏捷的年轻人摔死在路上似乎令人起疑，而且，“表面上(superficially)”这个单词颇能说明问题。他的伤口刚开始被描绘为可能是由重重一摔引起的，话语中也可以读出其他的原因，例如从身后狠狠一推，故意在路上放置圆滑的石头致人摔倒，等等。尽管在格罗斯夫人和家庭女教师看来，昆特的死是罪有应得，他为人太放纵，尤其是跟杰西小姐太放纵。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等级制度，杰西小姐虽然外出工作做家庭女教师，但她仍属于中产阶级的一员，是“一位淑女”，社会地位比贴身侍卫昆特要高。昆特与杰西小姐在一起，在世人眼中显然违反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败坏了社会风德。
　　如果说家庭女教师从格罗斯夫人口中探出了昆特的“死因”，她却从未被明白告知杰西小姐的死因。在她的询问下，格罗斯夫人告诉她“在这里，她(杰西小姐)没有得病，至少看起来没得病。年末她回家了，她说是度个短假，但我们的家庭女教师一去不返，就在我盼她回来时，我听主人说她死了”(James，34－35)。主人从未告诉格罗斯夫人杰西小姐怎么死的。后来，在女教师的逼问下，格罗斯夫人道出了她对杰西小姐离开布莱庄园的真正原因：“她无法待下去了。想想在这儿，一个家庭女教师!事后我想过原因，而我所能想到的非常可怕”(James，57)。读到这儿，我们得把文本放置到其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维多利亚女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提倡纯洁完美的家庭生活的运动。有关性的话语均遭到忌讳。当时的小说家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对有关性爱的描写十分严谨(刘文荣，332－333)。因此在故事中格罗斯夫人不可能 公然说出发生在杰西小姐身上的事。当然，亨利・詹姆斯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的小说家也不可能在整个故事中提到如此“粗俗”的单词，而且，这种隐藏的话语也充分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也是詹姆斯特意设计的“空白”之处。我们能想象到，正如格罗斯夫人和家庭女教师“恐惧地想象到”一样，杰西小姐怀孕了。当然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未婚怀孕的家庭女教师是不适合待在布莱庄园的，甚至也不适合活在世上。在虚伪的道德压迫下，她只能选择死亡。
　　我们还必须读出另一种“空白之意”来阐释昆特和杰西小姐之死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主人自从去年离开布莱之后再也不去那里了?在道格拉斯的叙事层面上，主人成为失去父母的侄儿侄女的监护人，“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大的麻烦，但他很可怜这两个小孩儿，竭尽全力来照顾他们……只要一有空，就下乡去看看他们生活得怎样”(James，26)。而格罗斯夫人也证实了道格拉斯的话，“他们(主人和昆特)去年都在这儿”(James，47)。主人去年还在布莱待过，并十分关心两个小孩，是什么使得他对自己的监护人漠不关心，从此不再去布莱，还给新任家庭女教师如此不近人情的条件：永远不要麻烦他，既不要恳求，也不要抱怨，不要写信，独自面对所有问题，所有的事由她解决，让他能清静几天(James，27)。他后来甚至都不愿抽空看迈尔斯的校长的来信。原因并非如道格拉斯所言他自己的事情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其中实际上存在着忠心耿耿的格罗斯夫人不愿也不能讲明的隐情。我们知道杰西小姐年轻漂亮，那也许是主人去年呆在布莱的原因。他呆在那儿不是出于对孩子们的责任心，而是被杰西小姐的美丽所吸引。杰西小姐当然也迷上了英俊富有的主人。格罗斯夫人曾告诉家庭女教师“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主人迷住的人)”(James，30)。那么第一个无疑就是杰西小姐。在涉世不深的家庭女教师眼中，主人“相貌俊朗，无拘无束，收放自如，精力充沛，充满阳刚之气，待人和气，与女人相处方式优雅”(James，25)。作为家庭女教师的杰西小姐真心爱上了“出色”的主人，然而上层阶级的主人只是玩弄杰西小姐，将她视为情妇。他极可能在得到杰西小姐后明白无误地告诉她，他们两人是不可能结婚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杰西小姐意识到了社会等级制度是无法逾越的界线。她无法向上爬，她灰姑娘式的梦终于幻灭了。
　　她最终跟昆特在一起，可能是由于失身后的自暴自弃，也可能是决意要逾越社会等级制度。她将自己的爱转向了主人的贴身侍卫昆特，这样，她不仅违背了等级制度，也违背了父权制。就像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深刻分析的父权等级制下妇女的可悲：如我们所见，他永远可以占用一个身份低微的女人，但如果女人委身于一个社会地位在她之下的男人，则是可耻的；她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属于屈服和堕落(西蒙娜・德・波伏娃，504)。在这样的制度下，杰西小姐无论跟主人还是跟昆特，都属于屈服和堕落。普利茜拉・沃尔顿(Priscilla L．Walton)也曾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可分为三类：母亲、妓女和妖女(Walton，257)。父权制要求女性保持贞洁，从一而终。杰西小姐在当时世人的眼中无疑就是妓女，她未能保持贞操，忠于一个男人，这从格罗斯夫人对她和昆特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尽管两人的地位、境况有一定的差异”，“他们声名狼藉”，“他太卑鄙，为所欲为”，“可怜的女人，她罪有应得”(James，56－57)。引发此类评论的理由只能是他们反等级制的爱情及杰西小姐的反父权制。这样的爱情注定要遭到毁灭。昆特表面上是死于致命的一滑，事实上他是被作为等级制度象征的主人杀死的。作为上层阶级一员的他决不允许他的侍从夺走自己的女人。在昆特死后，杰西小姐才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在父权制的压抑下，她别无选择，只能自杀。她选择离开布莱去自杀的原因也许是为了避免像格罗斯夫人之流的喋喋不休。尽管格罗斯夫人也是个女人，也是个“卑贱的下人”，却是父权制与等级制的愚蠢的支持者。
　　无疑，昆特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受害者，而杰西小姐是等级制与父权制的双重受害者。由此可见，亨利・詹姆斯所想揭示的不是邪恶的鬼魂，而是主人的邪恶，欧洲上层阶级的邪恶，是主人导致了昆特和杰西小姐之死，他在布莱犯下的罪恶行径使他不敢再去布莱，因为如那时的人们通常想的那样，他害怕鬼魂复仇。至于他的两个被监护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他的“沉重负担”。因此他要求新任家庭女教师永远不要去烦他，甚至连这位被他深深迷住的家庭女教师有时也觉得主人太自私了。
　　詹姆斯在一九零八年版的前言中曾写道，“我得在使我的幽灵合乎标准与故事成为好故事之间做出选择。……问题是怎样才能最佳地传达邪恶的深度，没有这种深度感，我的寓言将是软弱无力的”(James，122)。由此可见，两个幽灵是詹姆斯精心设计的媒剂，他们必须引起读者的恐怖感，使故事氛围充满邪恶，但问题是要能挖掘出邪恶的深度感。詹姆斯精巧的小说艺术确实成功地表达了这一邪恶主题――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等级制与父权制的残酷。
　　综上所述，故事中的幽灵并非如大多数评论家乍看之下所认为的那样是邪恶的象征，他们应该是反叛者与新生力量的象征。就像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第一章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所表达的那样，幽灵是新生力量的象征，游荡在布莱庄园的两个幽灵同样是新生力量的象征。布莱庄园是等级制和父权制的堡垒。主人虽然“不在场”，可文本中处处透出他的“在场”。他不仅时时出现在女管家和家庭女教师的话语中，还牢固地占据着她们的意识，她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他，为他着想，为他承担责任，为他开脱罪责，而谴责与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昆特和杰西小姐。事实上，主人所象征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父权专制制度已内化为女管家和家庭女教师之类的被统治者的审美话语，因而她们无法看清昆特和杰西小姐实际上死于主人之手。如果说昆特和杰西在生前是等级制与父权制的反抗者、牺牲者，那么他们的幽灵出现在布莱庄园则是为了唤醒受惑的家庭女教师――不明真相的大众的代表者，以帮助她走出对主人――等级制与父权制的象征――的幻想。
　　事实上，在故事中只有家庭女教师看到过杰西小姐和昆特的幽灵，尽管她认为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多地看到幽灵，与幽灵在一起，还断定幽灵想攫取这两个孩子的幼小的心灵。然而，她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显著证据证明孩子们看到了幽灵，倒是给我们详述了她每次与幽灵的邂逅。这一事实说明鬼魂想要攫取的是她，并以此唤醒她的觉悟。然而，作为等级制度与父权制产物的家庭女教师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这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及恐怖性，还有什么比麻木不仁的心灵更为恐怖与可悲呢?
　　当弗洛拉领着她参观布莱庄园时，家庭女教师幻想自己是一艘漂流的大船的掌舵人。她沉溺于这 种幻想，以为自己在布莱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这注定是一艘迷失航向的漂流的船只，因为这位掌舵人完全被远在伦敦的主人――“不在场的权威”迷住了，缺乏对这一邪恶社会的正确意识。家庭女教师幻想灰姑娘式的寓言同样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昆特与杰西小姐的任务便是使她从幻想中醒悟过来。
　　当她第一次邂逅昆特时，她正深陷幻想中。“那个人会出现在转弯处，站在我面前，冲我颔首微笑”。她觉得“这会像美好故事里说的一样令人神魂颠倒”。她突然感觉到她的想象成了现实。他确实站在那儿，在塔顶上，但他不是她想象中的主人。正如我们后来所知的，那是昆特的幽灵。昆特的幽灵打断了她不切实际的想象，并使得她崇拜、充满幻想的地方“以世上最奇怪的方式之一成为一个荒凉之地”。
　　而杰西小姐的幽灵的首次出现也同样打断了家庭女教师的幻想。当时她和弗洛拉在阿佐夫湖边玩耍。她忘记了她在扮演的是什么游戏角色，只记得她是一位非常温和平静的重要人物。这角色暗示她可能在幻想自己是布莱的女主人――家庭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受父权制压迫的一个沉默无声的女主人的角色。杰西小姐的幽灵出现在彼时彼地，一方面暗合了精神分析法中湖的女性意象，另一方面暗示了杰西小姐可能是投河自杀的。尽管家庭女教师感觉到了湖对岸有一个旁观者，她没有抬头看，相反，她将目光投向弗洛拉，小女孩正将一块碎木片儿插在另一块木片儿的小洞里当作帆柱，做成了一艘小船。看到这小船也许使她记起了她曾幻想自己是“掌舵人”，而这帆柱(mast)使她想起她时刻想念着的主人(master)。她情愿沉溺于幻想，但是她最终不得不抬起眼睛，正视她不得不面对的杰西小姐。正如昆特的出现一样，杰西小姐的出现也打断了家庭女教师的“女主人梦幻”，因而杰西小姐在这儿也扮演了唤醒者的角色。
　　然而，家庭女教师并未将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幽灵视为反抗父权制和等级制的新生力量。她对当时的统治话语――主人的权威话语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她认为杰西小姐不该和地位低下的昆特在一起，他们违反习俗的行为差点毁掉布莱庄园的清白；她对迈尔斯居然能为比自己小的、弱势的、反应没她快的人(弗洛拉)考虑得那么周到而惊疑不止；她用培养起来的严厉态度命令仆人该给她和迈尔斯在楼下准备晚饭了；她为能给主人效力，坚守他们之间的条件而感到骄傲。她的所思所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的异化概念：物与物或人与人，本来应该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互联系，却被看作彼此分离的(罗斯玛丽・帕特南・童，146)。家庭女教师认为上等仆人与下等仆人应该疏离，兄妹不该如此亲密无间，昆特与大家都很随便也被她视为是放纵，她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定的疏离。艾伦・伍德(Allan Wood)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或自身没有价值；或者只有借助于对我们自己或自身处境的幻想，才能维持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感觉，那么我们就被异化了。”(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146)按照这一概念，家庭女教师已完全被异化了。她觉得自己承担着十分重要的工作，觉得自己在全权负责布莱的一切，她认为主人的满意舒适是对她工作最大的奖赏，她的自我评价完全源自她对主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成了异化的典型。她服从于权威话语，固执地认为两个幽灵是邪恶的。她竭力承担起主人委托她的责任，发疯般的保护迈尔斯和弗洛拉免遭昆特和杰西小姐的腐蚀而堕落，其结果是“疏离了弗洛拉，导致了迈尔斯之死”(Robbins，285)。她的良好的愿望导致了邪恶的结果，这也是我们该从中吸取教训的世间的一个普遍现象。最终，她无疑失去了她的教职，从而也幻灭了她的“女主人梦”。布莱庄园的习俗，通过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的幽灵的出现，遭到破坏，最后终于全部丧失，从而迫使整个家庭解体。家庭女教师对布莱庄园的伊甸园式的幻想也终于幻灭了，彼得・昆特和杰西小姐因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家庭女教师。
　　亨利・詹姆斯在一九零八年版的前言中提到：书上说好的鬼魂构成拙劣的主题。很显然，从一开始，我笔下那对作为代理而徘徊潜行的幽灵，就得违反上述规律。他们事实上只能是代理，他们承担起了使故事充满邪恶气氛的可悲职责(james，122)。从上述话语中，我们得知故事中的鬼魂是伪装的、令人误解的“恶鬼”，他们只是营造恐怖气氛的代理品，真正的邪恶隐藏在文本的深层含义中。詹姆斯的鬼魂并不是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而是人格的延续和人性的扩展(刘文荣，332－333)。昆特与杰西小姐足社会等级制度和父权制的反叛者和牺牲品，他们的幽灵意在唤醒那些如家庭女教师般屈服于社会等级制度和父权制的温顺民众，是新生力量的象征。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吴琴华，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殷企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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