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箫管地,妙响发孙枝_孙枝
时间：2019-02-11 05:43: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南朝咏乐诗主要盛行于梁代。本文分析了齐代王融、谢�，梁代沈约、刘孝绰、到溉、刘孝仪、萧纲，陈代阴铿、刘删等诗人咏乐诗的特点，并认为南朝咏乐诗具有既体物又抒情的双重价值，最后探讨了咏乐诗产生的渊源以及其在南朝繁荣的原因。
关键词：南朝 咏乐诗 价值 解读
一
南朝咏乐诗属于南朝宫体诗的范畴。南朝咏乐诗主要盛行于梁代，宋、齐、陈三代比较少。笔者就此做过详细的统计，现存南朝文人咏乐诗三十四首，分别是宋一首，齐四首，梁二十四首，陈五首。南朝咏乐诗分为咏乐器、咏乐妓、咏歌、咏乐等几类，其中咏乐器是其重点，所咏乐器有琵琶、琴、瑟、笛、�、笙、筝等，跟六朝咏乐器类辞赋相比，种类相对少些，但还是可以看出六朝文人对音乐中“器”概念的重视。与梁代同类诗相比，齐代的两首咏乐器诗写得清丽流畅：
抱月如可明,怀风殊复清。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掩抑有奇态，凄锵多好声，芳袖幸时拂，龙门空自生。
（王融《咏琵琶诗》）
洞庭风雨干，龙门生死枝。雕刻纷布�，冲响郁清危。春风摇蕙草，秋月满华池。是时操别鹤，淫淫客泪垂。
（谢 《同咏乐器•琴》）
诗中不仅有对乐器形状的描述，还重点阐述了乐器所表现的情感类型，而且以“抱月”“怀风”“春风”“秋月”来比喻乐器之形与声，是较为成功的咏物之作。梁代的咏乐器类诗歌创作，可以说是蔚为大观，在现存的十五首诗歌中，大部分的诗歌都写得不错，如萧衍《咏笛诗》：“柯亭有奇竹，含情复抑扬。妙声发玉指，龙音响凤凰。”对仗工巧，清新自然。沈约是齐梁著名诗人，也是著名的宫体诗诗人，他写作了大量的咏物诗，这些诗歌不仅咏各种植物、水果及自然现象，而且将一些极小的生活用品也纳入诗中，如竹槟榔盘、领边绣、脚下履，这是宫体诗善于描写女性用品的充分体现。沈约有五首咏乐器诗，其中三首写得颇有特点：
江南箫管地，妙响发孙枝。殷勤寄玉指，含情举复垂。雕梁再三绕，轻尘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诚君讵知。
《咏 诗》
彼美实枯枝，孤筱定参差。 鸡已啁哳，枣下复林离。本期王子宴，宁待洛滨吹。 《咏笙诗》
秦筝吐绝调,玉柱扬清曲。弦依高和断，声随妙指续。徒闻音绕梁，宁知颜如玉。 《咏筝诗》
沈约诗歌既注重对物象外部特征的刻画，也继承了传统咏物诗比兴寄托的特点，能够在诗中充分体现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如“曲中有深意，丹诚君讵知”、“本期王子宴，宁待洛滨吹”等诗句都体现了心曲不为人知、志不所得的落寂之感。就语言形式而言，沈约非常注重诗歌语言的华美流转，所以他的咏乐器类诗歌对乐器所产生的环境，弹奏曲调的悲美感人，以及弹奏者的优美姿态都有形象而生动的描述，是为宫体诗中的优秀之作。
刘孝绰、到溉均有《秋夜鸣琴诗》：
上宫秋露结，上客夜琴鸣。幽兰暂罢曲，积雪更传声。（刘孝绰）
寄语调弦者，客子心易惊。离泣已将坠,无劳别鹤声。（到溉）
这两首同题诗，均以“客子”秋夜鸣琴与听琴体现其离愁别绪，题旨相近，语言凝练，对仗工整。梁代咏乐诗还有刘孝仪与萧纲的作品写得颇有特点：
危声合鼓吹，绝弄混笙�。管饶知气促，钗动觉唇移。箫史安为贵，能令秦女随。（刘孝仪《咏箫诗》）
弹筝北窗下，夜响清音愁。张高弦易断，心伤曲不道。（萧纲《弹筝诗》）
萧纲为梁时著名的宫体诗人，他所写咏物诗中虽不乏镂刻雕绘的“匠气”之作，但其中一些小诗写得还是十分精工流丽的。如“张高弦易断，心伤曲不道”一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以抒情的笔触，写出了人之心绪对音乐的影响。到陈代时，咏乐器诗便不再像齐梁时的工整流丽，陈代诗模仿梁代宫体诗作法而写咏乐诗，诗风也便以艳俗为主，如陈后主叔宝之《听筝诗》：
文窗玳瑁影婵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点唇莺欲语，调弦系爪雁相连。秦声本自杨家解，吴 那知谢傅怜。只愁芳夜促，兰膏无那煎。
诗风艳俗，词藻靡丽，更无抒情言志之风，已经失去了齐梁咏物诗刻画细致与工丽流畅的诗风，转为绮靡低下了。
咏乐诗中的另一部分为咏乐、咏歌诗，这一部分中有直接写乐歌的，如萧绎《咏歌诗》，庾信《听歌一绝诗》等，另一类是通过写歌伎乐伎而写乐歌的，如刘骏、萧纲、谢�各有一首同题的《夜听妓诗》，丘巨源的《听邻妓诗》，江洪的《咏歌妓诗》，邓铿的《奉和夜听妓诗》，沈君攸的《侍夜出妓诗》，以及陈代阴铿、刘删各有一首《侯司空宅咏妓诗》等。萧绎的《咏歌诗》“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传声入钟磬，余转杂箜篌”，写“汗轻”“红粉”“翠眉”，完全是宫体诗的艳俗风格。而庾信的《听歌一绝诗》则写得自然流畅，无宫体诗味：“协律新教罢，河阳始学归。但令闻一曲，余声三日飞。”咏歌伎、乐伎诗，其实就是咏美人诗，南朝文人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美人”情结的一代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美人”“佳人”之类的词语不断出现，他们似乎并不掩饰自己对倾城之美人的爱慕与欣赏，从现实与想象的角度写了大量的咏美人诗。咏歌伎、乐伎是他们咏美人诗的一大类内容，这些诗歌除了对美女之容颜进行描述外，还称赏其弹奏之乐以及歌唱水平。“云间娇响彻，风末艳声来。”（丘巨源《听邻妓诗》）“朱唇随吹尽，玉钏逐弦摇。留宾惜残弄，负态动余娇。”（萧纲《夜听妓诗》）“低衫拂鬟影，举扇起歌声。”（沈君攸《待夜出妓诗》）这些描写虽然不出宫体的内容，但对歌声与乐曲的描述还是颇为准确而生动的。陈时的诗歌水平相对比不上齐梁诗，但有两首咏妓诗却写得不错：
佳人遍绮席，妙曲动 弦。楼似阳台上，池如洛水边。莺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翠柳将斜日，俱照晚妆鲜。（阴铿《侯司空宅咏妓诗》）
石家金谷妓，妆罢出兰闺。看花只欲笑，闻瑟不胜啼。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将人当桃李，何处不成蹊。（刘删《侯司空宅咏妓诗》）
诗歌写歌妓的歌舞表演，语言清丽流转，对仗精当工巧，用典也准确而不生僻，已经脱出宫体诗的窠臼，成为有很高艺术水平的诗歌。
二
南朝咏乐诗的出现与大量创作，是对汉魏六朝以来咏乐赋创作的继承。从西汉枚乘《七发》开始，以赋来写音乐，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标向，《七发》奠定了先写制琴之材，次写制琴，再次写操琴并以歌相和，最后渲染音乐效果这样的咏乐赋写作范式，汉代的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皆承袭这种范式并在篇幅上进一步扩大。作为有着较长篇幅的单独成篇的音乐赋作，此两篇作品思路开阔，想象丰富，并大量运用比喻与夸张手法，把箫、笛的高雅、乐声的美妙而富于变化以及艺术感染力描述得有声有色，而且在咏物之中融入了作者浓烈的情感，把音乐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东汉音乐赋还有侯瑾的《筝赋》与蔡邕的《琴赋》，是汉末抒情小赋的代表。魏晋六朝音乐赋的创作蔚为大观，现有存目三十余篇，但内容完整者只有嵇康《琴赋》、潘岳《笙赋》、成公绥《啸赋》、夏侯湛《夜听笳赋》、江淹《横吹赋》、萧纲《金�赋》《筝赋》等七篇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嵇康的《琴赋》，强调音乐以自然为本的音乐观，认为琴曲产生的效果是使人“感荡心志”、“发泄幽情”，也即宣泄情感、寄托情志、陶冶情操，而不是为了道德的教化。南朝咏乐诗虽然不像咏乐赋那样用很长的篇幅铺陈渲染音乐之美，但其以凝练的语言、细致的刻画、工巧的对仗抒写音乐的悲美感人，有着辞赋所不具有的另一种风格特征。
如上所说，南朝咏乐诗属于南朝宫体诗中咏美人一类的诗歌，它有着宫体诗辞采华艳、旋律柔婉、风格轻靡的特点。但纵观现存南朝咏乐诗，柔靡华艳之作并非主体，大部分诗作写出了音乐的美感。如“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掩抑有奇态，凄锵多好声” （王融《咏琵琶诗》），“殷勤寄玉指，含情举复垂”（沈约《咏�诗》）“情多舞态迟，意倾歌弄缓”（谢�《夜听妓》二首之一）写音乐之传情与奇妙之美。“是时操别鹤，淫淫客泪垂”（谢�《同咏乐器•琴》）“张高弦易断，心伤曲不道” （萧纲《弹筝诗》）“看花只欲笑，闻瑟不胜啼” （刘删《侯司空宅咏妓诗》）则写出了乐声之悲美感人的感染力。“弦依高和断,声随妙指续” （沈约《咏筝诗》）,“管饶知气促，钗动觉唇移” （刘孝仪《咏箫诗》）描摹出音乐演奏者柔美而优雅的姿态。即使是咏乐器类诗歌，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体物诗，它具有体物寓情的特点，器乐虽为物，但它可以奏出动听的乐曲，可以传导演奏者的情感，所以“情”在其中便是必不可少的。“殷勤寄玉指，含情举复垂”，“管清罗袖拂，响合绛唇吹”（陆罩《咏笙》）。南朝诗人通过对演奏者柔婉情态的描绘，写出了女子的“情多”与“意倾”，这里也许只是写歌者与奏者的多情，抑或是诗歌作者的“倾情”，即使有所谓男女之情的表达，也是十分委婉的。作者并不像其他宫体诗一样，着力描摹“美人”之容貌与装饰，而是着意于歌者的姿态与情绪，着意于歌者在演奏与歌唱中的情感表达。
南朝咏乐诗内容并不仅仅见于题目中有着“看妓”“鸣琴”与咏乐器等作品之中，而是在诸多咏美人诗中都有咏乐诗句。宋人吴趼在《优古堂诗话》中说：“古今诗人咏妇人者，多以歌舞为称。”如萧纲的《美女篇》：“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戏赠丽人》：“但歌聊一曲，鸣弦未肯张”，谢�《永明乐》十首之七：“清歌留上客，妙舞送将归”等。歌舞本不可分，在咏舞诗中也有许多咏乐诗句，因为要在另一文中详述，故而此文忽略不论。
南朝咏乐诗的繁荣，渊源于南朝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南朝贵族阶层歌姬舞女群体的繁盛是咏乐类作品出现的重要前提。帝王的倡导无疑是某一朝代音乐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梁武帝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学艺术修养的帝王，他喜欢民间俗乐，曾经对吴歌、西曲进行改造，以满足宫廷音乐的审美要求。他曾把民谣“襄阳白铜蹄”改造成具有文人高雅趣味的宫廷音乐。吴歌、西曲中很多描写民间男女情爱的乐歌对南朝宫廷音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宫体诗中的诸多描写手法与风格特征均受到这些民间俗乐的影响。梁武帝还喜欢将俗乐赏赐予有功之士。《南史•徐勉传》载：“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南朝宫廷中对俗乐的推崇与喜好，直接影响了士族阶层歌舞演出的繁盛以及畜妓之夫的“无有等轶”。《梁书•贺琛传》记载：“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南朝宫廷中音乐文化的发展，使歌舞伎人数量不断增多，表演技巧也不断提高。梁代羊侃“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他以豪门之家畜养了很多高水平的歌舞艺人，如善弹筝的陆太喜与能为掌中舞的张净琬。南朝时文士喜以歌舞自娱，《南史•谢裕传》载刘宋时的王�与表兄弟谢孺子“宴桐台，孺子吹笙，�自起舞”。可以说，南朝乐舞文化的高度发展，是咏乐诗出现并繁荣的主要原因。
作 者：田彩仙，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 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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