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人与话外音]剑来画中人四句话
时间：2019-02-12 05:36: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元稹 莺莺传 张生 摘要:《莺莺传》“元稹自寓说”向来颇有争议。造成“元稹自寓说”聚讼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在门第婚姻、封建伦理与个人感情的夹击下,作者形成了一种极为复杂幽微的创作心理,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幽微含蓄的文辞、藏头露尾的表述。我们并不能因为《莺莺传》的写作方法及其审美效果,轻易怀疑“元稹自寓说”,相反,倒是这种特殊的创作心理为“自寓说”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力的内证。
张生这一人物是否为元稹自寓的问题,向来就是《莺莺传》研究中最有争议的论题之一。自从南宋赵德麟《侯鲭录》引王 《传奇辨证》提出“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1}的说法以来,元稹自寓说就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古人刘克庄、瞿佑、胡应麟等都赞同这种说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以为“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2}。后有孙望撰《莺莺传事迹考》{3},复又对此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汪辟疆《唐人小说》亦云:“至其传中之所谓张生……征诸本集诗歌及其年谱,皆与此传吻合,前人已详言之,当无疑义。”{4}
概括起来,“元稹自寓说”证据有这几点:一是张生遇崔莺莺时年二十二岁,为贞元十六年庚辰(800年),正与元稹年龄相符;二是按传世墓志,此传中的郑氏正是元稹异派之从母;三是传说元稹所作《姨母郑氏墓志》即有微之自叙的说法;四是从元稹的诗作来看,其中不仅隐含莺莺,而且还有对此事的追忆。但这一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人却疑心重重,煞费苦心地进行辩解论证,否定“自寓”说,认为张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与作者本身并无干系(参见霍松林《略谈〈莺莺传〉》,《光明日报》1956年5月20日;吴伟斌《“张生即元贞自寓说”质疑》,《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对于这种忽视唐小说创作基本规律,以现代人从文本出发的观点来解读《莺莺传》的说法,早有人予以反驳(参见尹占华《〈莺莺传〉是元稹自寓――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程国赋《论元稹的小说创作及其婚外恋――与吴伟斌先生商榷》,《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周相录《吴伟斌先生〈莺莺传〉研究中的失误――兼谈学术批评规范》,《烟台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但细究起来,这也怨不得别人,只能怪元稹自己在这一自暴绯闻的环节上还不够坦诚,遮遮掩掩,既要把自己这段触动心腑的体验吐露出来,所谓不吐不快,又要维护自己光辉灿烂的士大夫形象;不仅自己化名张生,而且还要以一副假道学的面孔玩弄自己的伤疤。如果我们回到作品中,张生一面是貌似与作者毫无瓜葛的“画中人”,一面却又无时无刻不透露出元稹本人的个中信息,通过这种微妙的信息,我们可以窥探元稹这一小说创作的“话外之音”。本文即试图从作者的这种幽微曲折的创作心理出发,揭示造成《莺莺传》人物形象原型解读困难的原因,以便于从源头上化解种种顾虑和误读,从而为元稹自寓说提供一个内证。
让我们先回到讨论的出发点――“元稹自寓说”。这一论题的本质实际上牵扯到唐人小说创作的真实性原则问题。唐人作小说往往写真人真事{5},但唐人创作小说的这种“真实性”原则却并非创作手法,同样的一件事,作者可以选取第一人称,完全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展示给读者,也可以选取第三人称,作者既可通过小说中的主人公抒写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也可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对事件和人物评头论足。这是小说创作的常识,很容易理解。作者对人称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作者和事件及其人物的利害关系,一件与自己的社会声誉和道德准则全无关碍的事,作者当然可以作第一人称自叙。与之相反,作者要叙述的事关系到自己的社会声誉和道德准则,却又郁积已久难以抑制,第三人称叙事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元稹《莺莺传》的创作之所以选取第三人称叙事,即是出于上述考虑。
换句话来说,元稹极其矛盾的创作心理是在门第婚姻、封建伦理等观念和个人真实情感的夹击下,形成的情和礼难以相融并存的局面,只能以一种裂变的形态别别扭扭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矛盾心理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就是矛盾性格。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作为真实的情感冲突体验者的张生是“画中人”,元稹要通过他的矛盾性格把自己复杂的情感体验痛痛快快地舒泻出来,因此张生身上集中的是门第婚姻和个人情感的冲突;而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元稹,我们从故事的“话外音”里更多地体会到的是他的矛盾心理,他既要以局外人的身份对故事和男女主人公作出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和评论,又无法摆脱真实情感的诱惑,时时沉浸于这段情感的体验中,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透露给读者。下面就从张生这个“画中人”的矛盾性格及其原因,以及元稹“话外音”的形成及其原因两方面试作论述。
一、画中人
《莺莺传》开头对张生的性格作了介绍,说他“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这一自夸守礼之语{6},当然不能看作操守谨严的表征{7}。至于说他好色多情,是所谓“非忘情者”,倒算是真实,这只需看看小说后面的内容就知道了。客观地说,张生第一次见到莺莺后,虽说“自是惑之,愿致其情”,但这里的“惑”,多半是“惑”于色而不是“惑”于情,是惊艳于莺莺美貌的直接结果。后来随着两人关系的发展,应该说张生还是动情了,得到莺莺《明月三五夜》诗时的惊喜,为莺莺斥责后的绝望,莺莺自至侍寝后的飘然之态,都是很好的证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崔嫁张娶后,张生求见莺莺时,“怨念之诚,动于颜色”的举动,张生的感情至此是真诚的。但张生最终还是抛弃了莺莺,是为“忍情”。至于个中原因,作品只是做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解释。所谓“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用“尤物妖人”之谤来为张生的始乱终弃辩护。其实我们从作品吞吞吐吐的叙述中还是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这个原因正体现在莺莺言行心理的矛盾之中。莺莺以诗笺与张生约会西厢,张生真来了却又义正词严;莺莺自至侍寝后,却“又十馀日,杳不复知”;一旦张生将至长安,莺莺嘴上不说,但“愁怨之容动人”;数月之后,张生复与莺莺流连朝夕,本是欢快之时,莺莺忽“独夜操琴,愁弄凄恻”。为什么会这样?只能是因为莺莺心理的矛盾反映在了行动上,百般的踌躇、疑虑、愁怨、凄恻,无非都是鉴于对自身寒门孤女的不自信和对两人私情的担心。虽说作者为莺莺冠以崔姓,分明是唐代七大姓之一,非清河则博陵,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连同“财产甚厚,多奴仆”之说,这都是元稹的精心包装,莺莺真正的出身不可能是名门望族,充其量是普通宦门碧玉而已。因此莺莺的痛苦,正是出于对当时社会门第婚姻和封建礼法的顾忌。相比之下,作品对张生的这类举动描写不多,只在“文调及期,又当西去”时,写到了张生情绪的变化,“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其将绝矣”。上文已经提到过类似的情形,张生一旦西去长安,两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似乎长安成了二人关系的触发点。要弄清这点,必须明白张生到长安去干什么。
按照作品的叙述,莺莺与张生的第一次幽会是在二月中旬,过了一个月左右,张生将至长安,则在三月中旬前后。在此之前,作品有如下交待:“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看来两人私下里谈到了婚姻的问题,所以张生在回长安与家人商量之前(元稹贞元九年明经及第,移家长安{8}),事先探明了郑氏的态度。并且在走之前,张生还“先以情谕之”,向崔莺莺重申了自己的情感。但对这次行程,莺莺“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说明还是很清楚现实情况的。这次行程的结果,作品也没有明确说明,但从张生回来以后对此不着一词看,显然是失败的。所以才有莺莺于欢会之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的反常举动。失败的原因,想必大致是莺莺出身寒门,二人结亲“门不当,户不对”吧。
张生第二次西去,作品说得明白,是要参加科考。这一决定士人命运的考试,张生当然看得很重。更要命的是即便得中,要想进身士流,还要用时人最为看重的缔结高门来巩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在前途和情感面前,张生要做出选择,结果是预料之中的。
总结起来看,张生多情又绝情的矛盾性格,其实并不是元稹讲的那番女人祸水的道理所能遮蔽的,它有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即门第婚姻与个人情感的冲突。这正是作者创作的心理出发点。
二、话外音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话外之音”,即可揭示出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元稹极其矛盾的创作心理。元稹是个聪明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局外人的位置上,用接近冷漠的视角和口吻对故事展开叙述和评论。这一视角的选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和愧疚之意都置之度外,束手冷观剧中人,真是轻松多了。这样不仅可以写“始乱之”以泻其风流之情,甚至如屠隆所说的“风华中却道出蒲团上话”{9},在唐代文人津津乐道的男女艳情上展示自己的史才、诗笔,以见风流倜傥之气;而且还能一本正经地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将“终弃之”这一有悖常人道德准则的行为偷换为“善补过”,以文过饰非,颠倒黑白。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仔细探究起来,元稹并不是一个擅长伪装的合格演员,他不仅在张生这一“善补过”的“忍情”者的叙述上屡屡显得吞吞吐吐、顾虑重重,而且在将“尤物妖人”之谤强加给莺莺时,却又“情动于中”,无意间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莺莺身上,以己之意体莺莺之情,故能将莺莺塑造得风华绰约、楚楚动人。
莺莺外表有两个基本的特点,即艳丽、娇软。张生初见莺莺时,莺莺“常服 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她的美艳剔除一切雕饰,是出自天然的。再看其体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可谓娇软无力。对这一体态特征,作品多次写到。莺莺自荐枕席,“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天明离开,“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一个“捧”字将莺莺娇软之状摹画入神。莺莺的外貌和体态正当“天命尤物”之谓。作者反复摹写莺莺超出凡人外表的美艳和体态的娇软慵懒之状,大概是出于为下文“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宏论”作铺垫的需要,但无意中却将一个风华绰约的绝代娇女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作者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心态去写莺莺,因此莺莺身上具有浓厚的悲剧性诗人气质。仕宦之家的封建礼仪教养和寒门孤女的现实情形,使她矜持深沉;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使她情意绵绵;于男女私情的忌讳和始乱终弃的担忧,又使她敏感忧郁。而深沉、多情、忧郁、敏感等等都是诗人所常常具有的。莺莺性格内向,极为深沉,正如作品所说,“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矜持、凝重、寡言、内敛。在作品中莺莺很少直接说话,即便要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看法,也往往要借助于诗歌这一最适合于自己的表述手段,将自己的千种风情、万般无奈都吐露在诗歌当中。
张生第一次见到莺莺时,莺莺“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此后张生苦于无以传情达意,红娘告诉张生,莺莺“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诗歌正是莺莺所喜好和倾心的。张生遂缀《春词》二首,莺莺果然用《明月三五夜》含蓄自然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慕之意。莺莺情终胜礼,直至侍寝,却又“终夕无一言”,以致张生疑其梦寐;自此十余日无消息,张生赋《会真诗》因授之,莺莺始又重与张生幽会西厢。张生留止长安,莺莺写的一封书信虽多散语,然而她的欣喜哀婉、企盼失意、宽慰责怨、依恋决绝,种种复杂的情感交汇到一起,使得它看起来更像是一首关于这段真挚情感的哀顽艳断的悲歌,充满了诗情诗意。
莺莺是个多情的女子,且不说她终于按捺不住萌动的春心自侍枕席,也不必说她如何把种种情思蜜意深藏于她愁怨敏感的面容之下,只看故事最后莺莺的两首以情绝情的诗歌,即可见其感情之深刻、沉重。其一,“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追忆当年,九曲情思千回万转,爱到深处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其二,“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试看今日一娶一嫁,还有什么再值得提起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还是将这段情感藏在心底吧。两首诗是一个整体,成意义上的关联,第一首以重申自己对张生的感情之深,第二首则言说自己的无奈和诀别之意,同时暗含对张生的埋怨,而这埋怨又来自对这份感情的难以割舍,放眼当前只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局罢了。
崔莺莺是一个悲剧,是一支感伤曲,她造就了《莺莺传》的抒情性、悲剧性的艺术氛围和浓郁的诗意美以及巨大的艺术震撼力。在唐人传奇中,崔莺莺形象是独一无二的,包含着丰富的性格特征和关于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审美的深刻意义。从这方面来看,“忍情”的元稹终究未能忍情,他怀着对“崔莺莺”的深刻怀念创造了一个性情容貌两绝的“绝代佳人”,可算是对“崔莺莺”的忏悔了。
上文我们提到,这篇传奇小说的创作,作者的心理是极为复杂的。它最基本的驱动力是对这段深刻的情感体验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段记忆久久纠缠于心头,作者急于要把它吐露出来,以解心头压力的冲动。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元稹大概会把它写得缠绵悱恻、酣畅淋漓;但问题在于男女私情是为当时社会舆论所否定的,即便作为官僚文人的元稹大可把它作为懵懂少年的风流韵事诉诸笔墨,以博风流才子之名,但真要点名道姓地把它裸示于众,元稹还没这个胆量。这一点他实在没有《游仙窟》作者张 坦率。不过崔莺莺毕竟不是名为“神仙窟”实是平康里的“崔十娘”,对良家女子的“始乱之,终弃之”,不管元稹把它说得多么合情合理、冠冕堂皇,从最基本的人情事理上来说,元稹还是难逃其咎。
因此,在叙事视角上,作者选择了第三人称,不光故事的主人公不是自己,在叙述过程中大可心安理得,而且还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整个事件评头论足,聊以安慰自我、粉饰自我。同时,作者又可借张生之名浇自己心头之块垒。作者的设计可谓周到。然而我们知道,躲在故事背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有时很难与真实的自我严格划清界限,尤其是元稹本身即是事件的亲身体验者,传中的张生又是这一情感表述的载体,为了将故事讲得真切感人,元稹时而有意无意地转换着自己的角色,这种在几种角色间的游动遂使得故事叙述从整体上显得扑朔迷离。这一特殊的写作心理,表现在叙事语言上,即幽微曲折,含蓄蕴藉。作者在叙述故事时常常故意不把话说白说透,留有很大的空间。三五月夜,莺莺以诗约会张生于西厢,生惊喜而至反遭莺莺斥责,张生目瞪口呆,读者也自一头雾水。个中原委,作者没有明说。数夕以往,莺莺忽飘然自至,然而“终夕无一言”,何又自至,何以不言?仍然不做交待。“是后又十馀日,杳不复知。”又是藏头露尾之语。至于“无何,张生将之长安”,究为何干?作者亦不细说。数月之后,张生自长安返回,对此次行程作者竟不着一字;而欢快之时,莺莺却奏凄恻之音。张生因参加科举西去,不仅不做依依留恋之状,反“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这种种“欲说还休”的文字表述,均是源于元稹那种难以割舍又难以启齿的特别情感活动。幽微含蓄的文辞,藏头露尾的表述,最终造成了像李商隐《无题》诗一样的审美效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莺莺传》元稹自寓说聚讼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在门第婚姻、封建伦理与个人感情的夹击下,作者形成了一种极为复杂幽微的创作心理,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幽微含蓄的文辞、藏头露尾的表述。我们并不能因为《莺莺传》的写作方法及其审美效果,轻易怀疑“元稹自寓说”,倒是他的这种特殊的创作心理,正可以从源头上为我们扫除疑虑,反过来为“自寓说”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力的内证。
作者简介:张同利,文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史。
① 赵德麟.侯鲭录(卷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 孙望.蜗叟杂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④ 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⑤ 程国赋.论元稹的小说创作及其婚外恋――与吴伟斌先生商榷[J].文学遗产,2002.1.
⑥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⑦ 周绍良.唐传奇笺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⑧ 卞孝萱.元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0.
⑨ (旧题)汤显祖.虞初志(卷5)[M].上海:上海书店,1986.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