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想男女事] 费脑的事不想

　　男女间的事情真是说不清讲不尽道不明的。可人们偏偏还爱说。其实也难怪：人间事除了吃吃喝喝，还不就是男男女女吗？从前肚子并不饱的时候，那是没法说。现在不是说温饱问题解决了吗？再不多说说男女间的事，还有什么更有趣更值得说的话题呢。可是这么一来，又很难避免被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还没有全部解决的劳苦大众斥为吃饱了撑的。由此可见，要说男女事，要使男女事成为热门话题，其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大家肚子都吃得饱饱的，否则就很难心平气和。这是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最要紧的地方，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按照这种史观，可以解释“女性主义”为什么曾经盛行于西方社会，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一种很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潮；也颇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近月来会成为域中关注的焦点。其实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福利主义一样，都是人主义的逻辑指向，是人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经阶段。人主义是作为整体的人在对自然进行人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普适价值论。古往今来文化个体之所以会面貌各异，除了面临不同的生存困境还需要解决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由此产生历史性的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之外，其实分别处在这个统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为了获得和配置有限的资源，争取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必须形成制定某种可度量的排他的标准和定义，从而使自己实质性地区别于自然；更要迫使自然(他“人”这时只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屈从于这个标准定义，使之成为属“人”的，确切说就是属“我”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殖民主义”是生物行为的普遍方式。在这种逻辑底下，作为极端之一，文化实体若以宗教传统意识形态种族地域阶级阶层组织团体等等，作为价值坐标党同伐异，就会指向法西斯主义；作为另外一个极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忽略无视否认个体差别，执意要使人际关系沙漠化，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主义。同样道理：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忽略无视否认差别追求绝对平等的就是所谓的女性主义。西方文化正是经过这些阶段的发展，逐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所谓必经阶段是指理论本身若不推到极端既无从发展自己也不能因此见出极端的偏颇，在实践中就难有中庸之道。因此发展过程会随着自然的逐渐人化而在人产生环境意识时出现与之相对的逻辑指向。仍然处在自然状态之中的生物，即使具有“人”的外观，也并非现实意义的人，因此是不可能产生并具有环境意识的。所谓环境意识就是指人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更不可能彻底征服剥夺榨取自然(他人当然也包括在内)；相反，只有和环境(自然界和他人)相互利用和谐相处才能继续生存。与此同时，这还意味着人开始意识到对抗生存挑战的最后机会就是生物多样性，是承认不同的生物特性各自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来，发展目标就会转而趋向人的自然化，从而使人类社会能够复归自然，最终成为“人”化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主义相对的价值论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逻辑指向是天人合一，是人消弥在自然状态之中。由于现存文化文体分别处在人化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却因为存在的共时性，而令人产生一一对应的错觉。错觉的普遍存在还起因于我们都太习惯于将心比心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类的祖宗智慧，不太习惯用脑去想去分析，而多半只是会用“心”想，甚至只会用“骨头”(老祖宗的)想。于是人们往往会在比较文化研究中生搬硬套不同的价值理念，强行让关公大战秦琼；活生生地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搅成一锅坚硬的稀粥。
　　
　　例如一些论者在刻意否认男女差别时经常指出女性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事实上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其实岂止女性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即如造就了迄今所见人类文化面貌特征的男性本身，难道不也是“社会历史文化”造就出来的吗？这种说法的真实含义就是“人”作为整体，根本就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人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关系的总和是文化关系的总和亦即“人”作为整体的定义只能是主观先验形上的。生物进化史和人类发展史永远无法确定进化的某个点可以成为“人”与非“人”的分界。在物理意义上所有可能的分界点时过境迁都无法避免被确认为虚妄与无稽。于是人类的所谓进化，其实就是非“人”状态向“人”的主观定义不断转化的创造性过程；“人”只有和非“人”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有意义。
　　至于人类的“社会文化历史”之所以由“公理”规范，“公理”之所以历史性地姓“公”，并非因其理想，而只是不得不如此。在自然状态里每一生命体、生命体的每一生命现象固然有不同意义，都可能适合某种特定的生存需要，这是所谓生物多样性原则的根本含义。但是在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却又不能不对某种特定的生命现象进行所谓的价值判断、取舍和扬弃。所以在生物进化中，任何生存条件的改变乃至灾变，都是对生命现象进行的价值判断、取舍和扬弃，是对生物的挑战，是需要生物去竭力适应的生存前提。不能适应的生物就不得不失去生存的机会。换句话说，生命体在面临生存挑战的时候，不能不对不同的生命现象作出选择进行取舍以适应生存的需要。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今人或可视其为邪恶，却并不能因此说它不是科学。要知道科学本来就不是终极真理，本来就是能力眼光都很有限的人们对所认识事物作出的解释，也就当然可以随着认识的深化而被证伪。人类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原因，好坏也罢！所以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同理，人类的发展历史人类的文明史之所以对男女两性的自然差异作出选择，之所以对人类生命现象中所谓的“阳性”素质，作出正面的价值判断，只能理解为这样的选择，有利于人类作为整体的生存延续。是人类作为整体在生存斗争当中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是人类群体生活社会化的需要，是社会分工提高效益的需要。
　　男权在大自然之中只是一个例外。自然界本无“公”理，或者说强权就是“公”理。自然界所奉行的正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如若不经过“殖民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无论是求生存还是谋发展，人类都不能摆脱听天由命的自然状态，更不能创造出今天见到的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全然是人的创造，根本就是忤逆自然违背自然的。惟因其不自然才有人类才有人类文化才有人类文明！否则，人类今天可能还住在山洞里还得茹毛饮血还被迫处在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自然状态之中。除了移山填海开矿筑路屯田拓边征战杀伐以求生存而外，男性为求在发展、延续生命和文明上掌握主动，最初的殖民对象就一定是女性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文明不能不姓“公”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几乎所有文明的轴心时代，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男权倾向。两性关系是生物个体间最重要的关系，所以也是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的基础之一。人一旦要求摆脱自然状态进入“人”类社会，就开始了从自然的阴性的女权的向非自然的阳性的男权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一切生物的自然状态低级状态，都是天然阴性的。大自然中群居生物如蜂如蚁，都不约而同呈现为雌性主导。由此可以见出女性天生属于自然。在这个意义上，女权的延续意味着自然状态的延续；女权的伸张意味着或者被理解为人类文明开始了不属“人”的、非“人”的、非社会的、重归自然的发展过程。
　　说女性更属自然的根据还在于，性能力是生物活性的最高显示，性权力是生物体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标志，因此性机会的获得是生物终极目标和意义的实现。女性是天生的，因此就是天生强大的。相比之下雄性的性权力性机会却并非自然获得的；不经过严酷的考验竞争，就不能得到繁衍生殖传宗接代的权力。美人卡米拉・帕格利厄在《性角色》里的说法显然就是以此为根据的。这种残酷却又极端公平的生存斗争保证了生物个体的遗传优秀，从而保证了生物群落在生存斗争中得到更多成功机会。在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到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性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意义的不同。在自然状态之中，性是和生育同一的，非生育期的生物是非性的。而在人类社会，性却是逐渐(但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生育分开的，普遍的以至于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作为利益单一的生命共同体，在社会性生物群落如蜂蚁社会里，性存在被严格限制，以保证生物群落的社会性不会由于内部的性机会竞争而遭到瓦解。性的普遍存在是一定会危害群体生活和谐的，也会损耗用于发展群体生存能力的物质基础，是不经济因而是不道德的。由此可以见出人性中最深刻的二律背反：性既是必然社会的却又是天然反社会的。(参观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难怪在人类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生命共同体之内，性机会曾经成为能力者胜利者殖民者贵族的特权。性塔布则是所有文化限制当中最常见最严格的。一切宗教性社会性的道德教条清规戒律，都要贬低性的重要性甚至否认性的存在。这多半是为了剥夺其他个体的性机会，同时也保证社会的现存形态不会被性的离心倾向轻易改变(蜂蚁社会中具有性能力的新蜂蚁王一出现，旧的群落就会分裂)。自然界中雄性权力的获得拥有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人类文明在人化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却发展出逻辑指向忽略无视否认个体差别的“人”主义，即普适性“公”理；从而使得所有雄性个体都一劳永逸地逃脱通过竞争获取繁殖权利的自然法则，使得历史发展呈现出人主义的特点，使得人类作为整体，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然而，随着性权力从贵族向平民的转移和扩散，性机会上的福利主义倾向导致了人类品质的普遍劣化。平等繁殖机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种性退化和堕落。其结果就跟其它群居生物一样，社会主体的非性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趋势，事实上男女之外第三性的存在已经在所谓后现代的今天成为思考对象。难怪据说时下时髦的标志已经是所谓“新人类”或者“新新人类”了。其所谓之“新”就在于中性，不论男女无有阴阳。这种发展趋势似乎表明，人类就要真正面对一个历史性的蜂蚁时代。到那时男人即使还有机会幸存，或许只不过是蚂蚁窝蜜蜂兜里的面首药渣。很多年前，曾经痴痴地设想过科学共产主义实现之后的人类发展。因为觉得按照辩证法人类总不能停滞不前。可怜我的想象力实在有限。想来想去，能够想到的，居然是什么科学奴隶主义科学封建主义等等(罪过罪过)。现在忽然明白，所谓科学奴隶主义其实就是“美丽新世界”，就是大同世界，就是所谓自然状态吧。看来，蜂群蚁群这种科学合理和谐自然的社会模式，早就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榜样模范了。
　　
　　女权问题的提出，确实是“人”与自然极端对立自然的人化过程接近完成人类社会利益趋向单一化价值趋向一元化，西方传统男权文化迹近寿终正寝的产物。西方文化从宙斯始至六十年代女权运动高涨止，经历了一个父权男权由盛而衰的过程，同时也印证了西方本身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一过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叔本华尼采等人预言过了。作为象征，作为这一过程的文学化例证，在詹姆斯・乔伊斯笔下，古代英雄奥德赛变成现代的“尤利西斯”，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布鲁姆。跟奥德赛一样有着漫游经历的“尤利西斯”，不仅从战场走进商场，而且经历了一个著名事件，就是布鲁姆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天下午要和伯雷兹・勃伦在自己家里幽会。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向刀丛觅“公”道，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却是连去跟谁谁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在大街上一眼瞥见勃伦的身影，却赶紧一闪身溜进博物馆避之大吉。和奥德赛借大开杀戒的英雄举动来显示自己男人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去逛窑子居然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耍弄，其中有难与君说的妙处等等。这个事件当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奥德赛代表了西方传统男性的权威尊严荣誉，而尤利西斯的“堕落”，不仅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结果，更预示人类文明的转机和方向。相对于男性文明创造出来用于征服大自然的大工业大机器来说，男人本身的机体力量已经无足轻重；到了电子化的信息时代，更可以完全被妇孺乃至于智能机器所取代。相对于体现男权的现代社会的组织力量以及法律秩序来说，男人的进取性侵犯性所谓敢作敢当的倾向，变得微不足道而可以被轻易制约。随着作为男性文明基石的婚姻制度分崩离析，传统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男人传统的尊严荣誉就不再是一个至高至上必须以生命为代价去加以捍卫的东西了。而在实验室展示的前景当中男人就连细胞学上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因为环境污染或者更是因为某些未必完全已知的原因，男性的消失(定性定量地表述起来，大概就是男性激素的减少以至于消失)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危言耸听了。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男性文明创造出来的强大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使得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利用充足的闲暇时间接受统一的教育，从而有机会形成和发展价值上的共识。由此看来岂不正是男人自己创造了消灭自己的文化？哈哈活该！
　　理安・艾斯勒的《圣杯与剑》天才地指出作为父性文化的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类文明史上最深刻的挑战，其结果将证明西方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问题是没落之后怎么办，父权男权衰落之后，西方社会何去何从？作者显然不愿意面对可能激起男性力量反抗的女性文化复兴的前景，只是呼吁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可见人的善良根性也是很难改变的。可是单纯说伙伴关系的有无根本无法说清楚西方文化面临的困境。伙伴关系的最佳境界就是所谓同“心”问题吧。假设男女各为一圆，要求同心同德，就是成为同心圆。两性关系要在实践中成为同心圆，只能要求其中的一方消弥在另一方的阴影底下。传统文化标榜的所谓夫唱妇随，难道不也是一种同心同德一种同心圆吗？可是所谓女性主义所谓妇女解放正是在设法摆脱这种千百年来已经根深蒂固的两性模式。不同心又要在一起，两圆就只能相交或者相切，其结果大体上可以被描述为热战或者冷战。这正好就是人类婚姻史的常态。或谓可以在相切状态下加深一点，成为所谓齿轮啮合成为所谓互补关系，岂不皆大欢喜？可惜不动尤可，一旦动作起来首先就会回到问题的开头：即谁是主动轮谁是被动轮？如果双方都想成为主动者，互相碰撞起来的破坏力比起单纯相切恐怕来得还要大吧。于是只要婚姻制度不变，女性主义者的真正目的应该就是变夫唱妇随为妇唱夫随，如此而已。然而这种理念上头头是道的改变在实践中必定遭遇来自双方面的挑战。首先对于那些并不能充分掌握和利用男性文明的全部力量来反制男人的女性来说，她们在男性价值体系底下的弱性是被历史固化了的。对那些掌握和利用了男性文明的力量在男性社会里成功的女性来说，她的成功意味着双重的负担和双重的失落：她必须同时是男人和女人却又同时不能被男人和女人接受。有论者津津乐道在某些社会里男人对女人有“玩不转”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对“女”性来说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会有女人发现自己得到所谓自由却失去幸福；对有些男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既然“玩不转”老子就不玩了，用有点suggestive的粤俗叫你“食自己”；结果当然是一拍两散各走各路！婚姻制度是男性社会的基石，要改变男性文化，就必须改变婚姻制度，从而可以使两性不必结成所谓的伙伴关系。这种分析几乎可以解释现代社会从同性性关系的泛滥到文化价值冲突的一切现象。这在文化学上就是所谓西方文化东方化的过程，本来跟我们无关。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迫遇到更多的尴尬。
　　
　　文化特性是可以从社会性别的主导倾向上看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以此为标准来判断社会的发展程度。家庭是女性的天然领地。在以家庭为基本价值单位的社会形态里，正如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从来不会被否定一样，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会也不能被否定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形态里，女性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从创造神女娲的存在一直到国骂的对象当中找到证据。不同文化詈骂方式不同，或可见出其神圣事物之所在。西人誓语多以上帝以神为凭据；中土咒誓对象则是女性的价值形态，从(对方的)母亲一直到自然之天。价值取决于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和距离。惟其如此，非家庭的女性就是非价值的，这就跟非家庭的男性也会失去价值一样。因为这样的社会只是家庭的放大，是所谓“家天下”。在“家天下”的社会形态里能够发展出来的价值形态，就是所谓的“忠义孝悌”。这样的价值系统是建基于个体相对于家庭的所有亲疏内外贤愚不肖关系上的。个体不能和家庭间离也就意味着尚未成“人”，“人”尚未成则焉分男女？这样的社会形态和大自然一样都是非性的，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就是所谓“口腔期”的。在这样的社会里谈到妇女解放是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句话，就跟从前说生产方式必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样，经常是理解反了。傅立叶本来的意思是说社会解放了多少妇女就会解放多少；只有社会真正解放了，妇女才会真正得到解放。可说着说着就变成不必理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一味改变生产关系；以为只要妇女解放了社会就会跟着解放。这种理解习惯隐含的危机是常常扭曲现实来适应理论，导致理论和现实脱节。也就难怪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发展面临的真正困难就是个体对家庭以及对家庭的放大版之间，是个体力图成长为可以摆脱可以不依赖家庭的独立者而社会竭力加以阻止的矛盾。于是人们发现，女权延续的社会形态直接和女权开始伸张的西方文化接轨并无多少困难。困难的和产生困惑的倒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个体，他们只好楞在这种成熟巧妙的接轨状态面前探询这世界到底是怎么被扭曲的。在这个问题上，五四先贤如陈独秀吴虞等等，似乎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西方传统社会lady first的背后，确实是男人优越，男权第一。反观中土现实中，屡屡见到公共场所昂藏七尺之男与妇孺争抢座位之类的行为举止，其实也只不过是中土男性自卑自贱之征，其潜台词大抵是：干嘛非得要我让你？我哪点比你强？等等。电影《喜福会》里头，男人一个比一个不堪，记者品之，以为太过漫画化，作者对曰，真实生活中男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所以中土男人的问题并不是他太男人，正相反，倒是太不男人。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漫漫千年来，中土男人几时真那么扬眉吐气挺然翘然地当过一回男人？不错，中土历史横看竖看，女权纪录未必能说好。可这又绝非意味着男权的高张。或许倒正相反，更证明着中土男人从来没有机会长大成人。(不必不信。男人长到七老八十还会被他的上司斥为少不更事还要由人家替他决定什么该想该说该看该读该行该止等等，或许就可以知道此言实在不虚了。不愿提起也得提一提那本曾经洛阳纸贵的《英儿》，在那本书里，作者坦言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大过八岁！似乎有所谓“赤子之心”吧！没错，这玩艺儿诗人都有，可有的未必都是诗人！你可以用赤子之心描绘歌颂猜疑批判现实世界。你可以在对这个世界绝望的时候愤然死去或者去死，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或者可能是一个诗人！屈原王国维马雅可夫斯基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等，或许可以这样看。可是一旦你的“赤子之心”只表现在为你吃喝拉撒的贪婪去哭喊去乞求去争夺去攫取去撒泼耍赖的时候，往好处说，是不成熟；到了作者的份上，除了叫无耻还能叫什么！还有论者用所谓艺术与伦理的对峙来看这种“诗人之死”。可是说到审美别忘了审美的距离感！别忘了死在笔下和死在刀斧之下的距离！也别忘了爱米丽和《感官世界》里的阿部定甚至《在雾里》的佐川等等，他们杀的都是至爱的唯一的而不是即将离去的！值得说的，倒是对这种无耻的津津乐道，想从中耐心地打捞一点什么出来的企图，除了显示时下一种特别深刻的无耻之处，更加引发出对观念为什么会不断错位的思考。还有艺界闻人定义“男人”就得是敢于胡作非为。殊不知胡作非为而不负责任用沪语说来叫做拆烂污，表明在人格发育上还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谓的口腔期，连不拆烂污或者拆烂污之后自己收拾干净的能耐还没有呢！由此带出来的话就是男人必须是有责任能力和责任机会的，详另文。)说来快二十年了，当时国门初开，一批美国大报女老编女老记来逛北京，得到的印象是北京女孩儿一个个都水灵灵的爱煞人却不明白她们身边那些爷儿们，怎么就那么蓬头垢面形容委琐反差那么强烈。笔者幸不幸也忝为男身，读到这番苛评，面红耳热之余居然禁不住佩服起人家眼力犀利。文明起源于约束。中土女性幸不幸也好，到底就是在这自然主义价值论支持的黄土地文化的压抑和纵容之中，成就了今天的全部美好。这全部的美好，绝对是建筑在中土男性的全部丑陋之上的。可叹的是：中土男性还没有来得及成“人”，还没有获得男“人”的历史地位，就在西方文明没落的影响下被卷入历史性的堕落漩涡。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机会把女人对象化，把女人当作女人。男权女权都得是男人女人的权利，人都还算不上，谈什么男权、女权呢？就说有位论者细细分析过的房中术吧(《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你以为那就叫男权至上吗？房中术关心的是养生繁殖，是齐人齐家的技巧，目的是所谓敦睦伦常，是专为特定社会特定阶层的利益服务的。跟男“人”的利益又有多少关系？在那样的伦理制度婚姻关系底下，正如这位论者正确指出的，男也好女也好，其实都只是生育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说长道短都只是在为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崇高社会责任努力奋斗罢了。或许这就是道德异化的典型标本吧。最讽刺的偏偏是由于女性本身的自然主义特点使女性更能从房中术中受惠。这也可以成为东方文化阴性特点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参观刘康德《阴性文化》)高罗佩欣赏东方文化自然有他的道理。
　　
　　说来有趣，我们有些论者在讲起女人时，浪漫得一塌糊涂，有时简直就处在贾宝玉所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种认识水平上。这种耄耋龀的天真浪漫，用来写情书情歌情诗骗骗女孩子则可，真要据此写法律判案子研究社会研究两性关系恐怕很麻烦。至于硬把什么天生温柔和平环保之类的帽子扣在女人头上，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历史现实的根据。其实即使有所谓这样的现象，也都是人类社会两性分工互相对象化的产物，是所谓男性文明男性社会强加给女人的。因为非把女性说成“纯洁”如水，与其说是女权伸张的象征，倒并非不可能是男人男权的阴谋诡计。其狡猾狡猾的作用，就是让女孩儿一旦春心偶动便自责自怨，迫使她永远也不敢有不“纯洁”的非份之想，如此而已。
　　好多年前我从都市滚到广阔天地的一个小角落里，虽说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可惜自己非鱼非鸟，只能孤苦伶仃地和一条捡来的小黑相依为命。冬去春来有朝一日，突然见到她被邻家恶犬苦苦相逼穷追不舍几几乎辗转反侧呻吟不止。我义愤填膺正准备挺身而出英雄救美却被乡民止住。他们用朴素的感情和语言向苍白粉红的我描述了如此这般污秽杂乱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生命之庄严神圣以至美丽。不待说这种认识能被我接受份属后话；当时大概只会无限悲悯似地望着表情满足的小黑叹道，你为什么不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啊！
　　玩笑开成这样未免残酷。但是真正残酷的仍然是生活本身。前几天从一张不知哪里捡来的南方某大报的周末副刊上读到一则特写(后来又在电视上看到同一事件的报道，还看到女主角在侃侃而谈)。记者同志也用朴素的感情和语言细细描绘了一个妇女怎样光天化日怎样令人发指的全部过程。末了大快人心事政府要把那男的提拉去枪毙，结果喊冤叫屈要警察叔叔枪下留人的居然是那位女同志，还譬解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人家爷儿们脾气不好教育教育不就结了哪里就该挨枪子儿等等？记者于是大喊大叫女人啊女人你为什么不抬起头来。这时我忽然会心一笑觉得记者约如当年的我，习惯用“心”想，习惯于将心比心吧。其实性关系上所有罪错屈辱不幸等等，大半起于贞节观，都是男权文化强加给女性的。没有礼法道德的枷锁，男女间的事儿有些恐怕真得老天爷来才能讲清楚。到底是装腔作势半推半就你情我愿还是欺凌压迫，区别存乎一念之间。
　　譬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而具有今人理解中那般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委实是阉宦文化的产物，若真如此大概是不会令再怎么窈窕的淑女们思之想之辗转反侧的。证以今天的淑女们择起偶来，还得有个身高标准，把低于标准的看作是几等残废；可以想见古时的“君子”，当更热辣直接进取更肆无忌惮。所以所谓“逑”者，偶也合也，作动词用，翻译成现代话，或是“你那么漂亮，我来跟你作伴！”这种翻译或不雅驯，可距离真相更近是无可怀疑的。今天的淑女要听见有人这样向她求爱，或会大叫非礼。可见两性矛盾都起源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起源于把人和一切其它生物区别开来的礼法制度。社会对于个体来说，本身就是不自然的。“人”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个体自然性的扭曲。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个体适应了有的就不能适应。不适应者即为犯法。事涉刑法当然不能私相了结。而某些民法里面某些条款对某些难以界定的行为只好实行不告不诉这样的司法原则。于是问题就变成民法刑法的区分界定以及公民对法的了解认识了。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民知识；没有公民知识就算不上是合格公民；不是合格公民就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利；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利的就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人，正常的人。简单的说法就说他不是“人”。所以说千道万，这种事儿跟妇女解放翻身抬头有什么关系？这跟男女之间对立争权有什么关系？这种矛盾这种冲突到底是男女之间发生的，还是压根儿就在人与非人之间发生的，是人与非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呢？古往今来皇天后土在桑树坪在沙河大街有过多少这样的事情，抬抬头又能管个啥劲儿！若能用脑子想想，我相信所有习惯上认为的男性对女性的欺侮压迫剥削统治，其实都是这么一回事。在男女相互关系的历史问题上，大体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亨廷顿在(西方文化内部的)冷战结束之后，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问题。现在看到一些对他愤愤然的文章几乎把他当成冲突的原因或祸首，好像骂倒了他就能消除掉冲突本身。这些糊涂帐暂且不说。在我看来，人类真正成为一个利益整合体之前，文化个体在未来世纪里仍然会面对各自不同的生存困境，必须应付不同的挑战。由此看来，不同的价值系统会依然存在，价值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很难避免。在生存空间有限的时候，生物面临的终极问题其实就是你活或我活还是大家都不活。任何一厢情愿的善良绝对无济于事。冷战结束只是意味着西方文化内部利益的整合最终完成。文明内部的利益整合必须从集团性的价值理念开始，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就不可能在文明间的冲突中取得胜利。与此同时利益整合却又必须在非集团性普适性的价值论底下完成，这种普适性价值就是使人得以最终区别于自然的价值，也就是所谓人主义。利益整合意味着最终确立了人主义在文化体系内的价值地位；同时也确认了人主义是普适性的一视同仁的。于是物极必反，西方文化便从此开始了从人主义向与之相对的自然主义价值论的转向。这种转向首先体现在文明内部的等级差别诸如种族民族阶级阶层性别等等，都失去价值意义；然后在普适性价值的制约下，日趋自然化的同时也日趋软弱，使得作为集团的西方文化最终解体。这就给其它文明的崛起提供机会和空间。因为自然以及自然状态的文明，注定会成为其它非自然的体现非普适性价值的集团主义文明的殖民对象。其结果就是原有统治力量的弱化和原有被统治力量的增长。文明中心转移所根据的，其实就是这种集团间的强弱盛衰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成为突破口并肇始西方文化没落的，首先就是人类必定面临的生存困境：无法逃避的永远的资源紧缺。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创造了光辉灿烂文明的西方文化，虽然目前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有朝一日资源真正耗尽，是否仍然能够应付未来的挑战？其次就是在文明内部日趋明显的非性状态或者叫自然状态。男权没落使文明复归自然，也意味着失去令传统文明存在和延续的过程的控制。所有处于文化上升阶段亦即所谓轴心阶段的文明，都曾经对自然主义文化阶段的女性崇拜圣母崇拜进行解构；对所谓“水做骨肉”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所有非主流宗教文化甚至通俗文化中依然存在的性别斗争现象，必须和欧洲历史上伴随基督教确立地位的过程出现的以猎巫灭巫运动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互为参照，如果不把这些文化现象也看作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女性解构过程，则如此种种也实在太过匪夷所思。这些观点行为或许会被视为落后愚昧反动，但是只有历史才知道真相。真正的傻瓜可能倒是不知所谓的我们自己。
　　两千年前，日趋衰朽的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基督教这样一个来自沙漠的价值体系的激励下重获生机。两千年后，沙漠这一个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依然最能激发人类的生存意志和智慧，她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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