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建筑人与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演出时间表

　　清华建筑系――一个在学术上居于全国同类院系前列、有着剧院建筑设计理论建树和经验积累，长期以来为国家大剧院付出了无数心血的集体。许多清华建筑学人之所以曾经站出来反对安德鲁的设计，绝不是因为清华方案的落选，而是因为设计理念和艺术追求上的差异。
　　吴良镛作为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评选委员会主席，主持了第一、二轮竞赛方案的评选，但没有按计划评选出可资上报的三个方案。在最后一次方案评审中，他当了建筑专家组组长。但这个建筑专家组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评选委员会那样的评选上报方案的任务和权限。当选定安德鲁方案的消息传出后，八月份，他在回答记者的电话采访中再次表示了反对安德鲁方案的意向。九月七日，吴先生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把自己主持规划设计的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模型送给法国政府。法国报纸指出，这位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的中国建筑专家的含意，在于提醒安德鲁，让他认真思考一下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在吴先生看来，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揭示了中国建筑界的一股暗流。二○○八年初，吴先生在一篇论述“中国建筑理论与中国建筑学术发展道路”的文章中指出：“当前中国建筑市场逐渐变成一个西方建筑师怪异念头的试验场。”“一些在西方世界都难以找到市场的缺乏理论依托，缺少结构理性，功能逻辑混乱的畸形建筑方案，也随着纷至沓来的西方建筑师而涌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理念。”他呼吁，“认真思考建筑理论问题，端正建筑发展方向，把被扭曲的建筑理论颠倒过来，回归基本原理，把握建筑的基本原则。”
　　“回归建筑基本原理”，在吴先生思想中，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和不可动摇的信念。然而，在另一部分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看来，却是一种宁肯守旧，不求创新的借口。而吴先生所说的“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建筑界，正在涌动着一股建筑理论的热潮”，却还没有出现。正是理论的沉寂和枯萎，以及学术民主和体制上的缺陷，使建筑创作失却了应有的活力。
　　去年五月，吴先生在回答香港地区记者的提问时说，在最后送审的三个方案中，“清华方案是最好的”。当我听到吴先生这句话时，我的内心一阵痛楚久久不能消退。我知道，先生心中的痛楚与遗憾，要比我高出十倍百倍！
　　是的，清华建筑学人，几十年、几代人，为国家大剧院而奋斗、奔波、呕心沥血，最后的失落，将永远留在记忆之中。情系国家大剧院。这份情，非清华建筑学人，焉能领会其万一！
　　李道增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五八年，一向勤谨敬业、干劲冲天，被誉为“拼命三郎”的二十八岁的李道增任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组长，已经完成的设计没有付诸实施，一九五九年主持设计的解放军大剧院也没有上马，但李道增把剧院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继续向前推进。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先后主持了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北京东方艺术大厦剧场的设计，都已建成投入使用。一九九○年，李先生应文化部之约，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一九九九年出版《西方戏剧・剧场史》一书（一百五十万字，另附一千幅插图），是国内同类论著中的空前巨作。一九九八年四月，在主持、指导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设计期间，他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说：“以前我们的设计都偏重于跟人民大会堂协调，过分强调了艺术的整体性，时代感不足。此次我们将打破这一概念，从城市整体出发，富于时代精神，树立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形象。”对于已经开始构思、设计的方案，他说：“与以前的设计截然不同，内容上会更加丰富，外部造型也更趋向于时代特色。”
　　第三轮参赛方案设计开始时，清华设计集体主创人员由李先生带队前往巴黎，与法国建筑师协作。在中国驻法使馆中，他听到安德鲁对中国文化参赞说：“我就是要割断（你们的）历史。”文化参赞劝安德鲁别这么说，但安德鲁还是对中国大使说了同样的话。李先生说：“安德鲁与大使和文化参赞间都很熟，他说这些话时，显得很率直，也很随便，当然并不谦虚。法兰西民族性格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不是故意看不起你。”“他们用英语交谈。要是他们用法语，我就听不懂了。”李教授对安德鲁方案持批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有涵养、有太多阅历的学者和剧场设计、理论专家，他没有发出激烈的言词和指责。二○○六年初，国家大剧院的外观已完全展露出来。“听到的议论中好评的不多，说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不协调的居多。对这座大剧院在造型上的选择与评价，相信历史会给予全面正确的判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李先生在《李道增文集・序》中这样写着。他还在继续思考、求索。他是一位踏实沉着、不事张扬、实事求是的学者。
　　萧默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九九一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一九五八年，作为学生，他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大渲染图的绘画和大模型的制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反对安德鲁方案的众多专家中，他做得最专业、最专注，充分展示了一位学问家的执著与坚持。二○○五年，他编著的《世纪之蛋――国家大剧院之辩》一书由纽约柯捷出版社（Cozy House Publishing）出版。该书二十三万字，另附有一批插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一往情深。书末有长长的“后记”，表达了对我国建筑界、建设战线的关切与忧思。他说：“即使（国家大剧院）建成了，我仍然会坚持反对它，因为它是那么的不合理……”耿耿寸心，言犹未尽。
　　
　　然而，在清华园里，在清华建筑学人中，也响起了赞成安德鲁方案的声音。但是，被外国人欺负了一百多年的同胞，如今听到有人出来说外国人的好话，简直就怀疑他们是否“汉奸”，或至少是从安德鲁那里拿到了“回扣”。
　　吴焕加一九四七年入清华航空系学习，次年获梁思成先生特许，转到了建筑系，长期专注于西方现代建筑的考察、研究，有专著多种。二○○○年四月，吴教授发表《投一张赞成票》一文，公开支持安德鲁方案。他明确指出：“国家大剧院采用这样的建筑形象，这件事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没有在历史成就面前止步，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面向未来。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时代精神。”“天安门城楼是明朝传下来的，人民大会堂是一九五九年落成的，国家大剧院是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时间隔得这么远，功能和性质差异那么大，它们之间不可能出现单纯齐一的和谐，只能寻求变化统一的效果……”在其他场合，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宽广、深厚的专业经验和理论修养，使他避免了狭隘与偏激。对安德鲁方案的判断与支持，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一贯坚持的理念和主张。他说：“中国建筑传统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本土文化角度看，中国土地上的新型建筑可以说是一种异类或另类建筑……外国建筑进入中国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满足了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并且有利于中国建筑事业的进步。”
　　周庆琳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现为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一开始，他便进入业主委员会，而没有参加该院所出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
　　周庆琳主持设计的外交部大楼于一九九七年落成。他在海外的作品有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体育馆、塞拉利昂政府大楼、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也门总统官邸、民主德国驻也门大使馆等。业内人士最为赏识的是他在外交部大楼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功力和创意（他的设计方案在小范围的设计竞赛中中标）。大国风范，不卑不亢。进入大门之后，一个高敞明丽的橄榄大厅给中外人士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国内、国外的丰富的建筑阅历和建筑创作实践，使他成为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中一个有着扎实的业务修养和明确的学术见解的成员。
　　周庆琳也是安德鲁方案的支持者。在他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对安德鲁方案最后中选的经过、对安德鲁方案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以至中外建筑师在建筑观念、建筑创作理念上的差异，都有很客观、很具体的说明和论述。“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安德鲁的）方案时，我非常的惊讶，估计被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后来我仔细看了他这个方案……我说，这个方案的构思太独特了！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竞争力。”“我们业主委员会内部都支持这个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就是各个部委的领导，他们也都表态支持这个方案。”二○○一年九月间，他在回忆时这样说。这一年五月，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外建筑创作理念的交锋，不仅表现在参赛建筑师间，也表现在中外评委间，充斥在整个的创作和评选过程中。外国建筑师如安德鲁，外国评委如包费尔和埃里克森，他们注重面向未来，要求突破与创新，而不在于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重复旧有的建筑模式。而我国建筑师通常采用的是集体创作的办法，作品往往四平八稳而缺乏个性。”
　　吴耀东一九八七年在清华建筑系毕业，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吴耀东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几轮参赛方案的大量设计工作。在第一轮评选中，他主持设计的方案（清华四个方案之一）落选。第三轮方案开始时，清华派出一个六人团队前往巴黎与安德鲁协作，吴耀东是其中之一。当团队中的李道增、胡绍学、庄惟敏、朱文一和卢向东五人返回北京时，吴耀东却留在巴黎，与安德鲁继续“协作”。他回忆道，在巴黎，安德鲁拿出了他的“巨蛋”方案，“我们也拿出我们的方案。我们不崇洋媚外，平等，自信，了不起。清华真是了不起”。
　　吴耀东博士关于安德鲁和国家大剧院的议论和见解，曾遭到师兄萧默博士的批评和斥责。吴耀东说：“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他一看，哇！一看就是大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北京的，就是天安门的，这个东西绝不要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萧默评曰：“这种高论着实令人吃惊。”
　　吴耀东博士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长辈们面前，自知是个“小字辈”，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在待人接物时，总是保持谦恭和虚心。但谈到国家大剧院，他仍然不改初衷：“对中国国家大剧院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建筑事件进行考察，需要关注事件的产生过程、产生机制和产生背景，而不是单单把关注的焦点指向图纸和方案。”作为一个“事件”，他还“想探求的是，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重要建筑的创造中，中国建筑师捕捉到的东西是什么？立足点与其背后的设计思想何在？”“中国建筑师对建筑文化层面或曰风格层面过分关注，阻碍了实施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以至于在当今表象化繁荣的建筑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建筑思想和设计哲学的贫困。”最近，我让他说说对已建成的国家大剧院的评价，他只说了三个字：“很到位。”补充的说辞是：“设计和施工都很到位。”记得他曾经对歌剧院观众厅的装修设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那是红色和金色交织的一个场景。安德鲁在红色的墙面上做了一层金色，实际材料是用铜丝编的网。根据不同场景，忽然亮出红色，忽然亮出金色，就会产生出一种戏剧化的、梦幻的效果。这种红色和金色的运用，咱们的故宫是最典型的……其实，安德鲁的脑子里、潜意识里还是力图捕捉中国文化中的东西。”
　　在清华建筑学人中，公开对安德鲁方案表示理解和支持者，还大有人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与反对安德鲁方案者相比，不论在人数上、资历上和言论之理直气壮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
　　刘力一九六三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推出的建筑精品：华威大厦、炎黄艺术馆、恒基中心和首都图书大厦等。他与魏大中都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者。为此，他与魏大中等建筑师一起开赴伦敦。最后，该方案败落于安德鲁方案之后。刘力认为：“它已失去原创的新鲜感、灵气和锐气。”他对该方案的落选和安德鲁方案的中标，都不感意外。他认为：“安德鲁的方案正是用外形的单纯取得对人民大会堂的烘托。当别人都对大剧院的造型绞尽脑汁、难以解脱之时，安氏巧妙地来了个急转弯，借助反向思维，一下子突出人民大会堂，二者之间的轴线对位又取得了城市秩序……安氏可以在单纯的外壳之内尽情地表现艺术殿堂的恢宏和典雅，而不破坏外部城市空间原有内涵。”
　　庄惟敏在清华建筑系获学士（一九八五）、硕士（一九八七）、博士（一九九三）学位，现为建筑系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他是李道增先生的弟子，跟着李先生参加了几个剧场的设计，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和参赛方案设计，是设计中的主力之一。他认为：“安氏方案中选，是一个好兆头；对安氏方案的论争，已不单是形式问题，其他因素比形式更重要，应该有开放的姿态。”他说：“安德鲁有创作激情。国家大剧院外观很简洁，内部很精彩，造型和细部都做得很好。”“中国建筑需要重新思考，传统美学要有新发展。大剧院的结构和使用过程中有点浪费，但我赞成这种精神。”
　　
　　对国家大剧院实施方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本是极正常的现象。一部分文化人，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上书，坦诚陈言，也正是一种文化民主的可贵实践。原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圆明园学会会长汪之力先生，一位今年已经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同志，也像年轻人一样，情系国家大剧院，他说：“正确与错误既永远存在，学术论争就该不断进行。”
　　如今，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过程已经结束，使用过程刚刚开始。它的使用过程也应该是民主的。
　　国家大剧院的外部和内部，为使用过程的民主，提供了可能性。外部，有一百米纵深的绿色空间，像一个大公园；内部，准备了层层回廊，在在均可欣赏到长安街、中南海的壮丽景色。在歌剧院的“屋顶”上，是一个七八百平方米的广场。广场被分成可分可合的三部分，平面似一朵有三个花瓣的鲜花。在这里可以举行规模不同的歌舞和联欢活动。头顶上有壳体庇护，不愁日晒雨淋。辅以科学管理，这里将成为长安街上一个特具魅力的文化活动场所。
　　多年来，长长的长安街，为普通公众准备的场地太少了。从东长安街走到西长安街，从西长安街走到东长安街，普通公众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憩息、优游的去处。在天安门广场上，普通公众也只有夏天日头晒、冬天北风吹的份儿。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夕，西单文化广场建成启用，成为十里长街上第一个不用买票、可以自由进出的文化公园，而原先的东单广场东单公园，则被蚕食、压挤得不成什么样子了。
　　国家大剧院，从设计到建成，走过了几十年的艰难路程，它的使用，更将经历无比漫长的岁月。它应该是长安街上民主文化的动人乐章。
　　
　　有一位为国家大剧院付出最多的中国建筑师。他的名字将与国家大剧院共存。我们应永远怀念他。
　　魏大中于一九五五年进入清华建筑系学习。一九五八年，作为一名学生，他同样参与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的智力和体力劳动。一九六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七四年转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是该院副总建筑师，兼任清华建筑系教授。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梁思成先生胸前挂着一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木牌，每天艰难地行走在清华学堂（当时的建筑系馆）和家宅之间。有一天中午在回家的路上，梁先生正被一群中学生推搡着、斥责着。身体虚弱、猫着腰走路的梁先生知道，抗议和求饶都无济于事。他进不得也退不得。此时，正好魏大中（建筑系助教）从边上走过，见此情景，连忙上前劝阻了学生们的举动，并亲自把梁先生护送回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人说他胆子真大，有人则说他原本就是个温情主义者。魏大中的确是性情温存。人长得高，却和蔼可亲。他的“温情主义”和对人的关怀，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建筑绘画和建筑作品中，为人间带来了更多的和谐与亮色。
　　作为一位著名建筑师，魏大中多年坚持创作实践，在他的无数建筑作品中，就有建在首都的三个剧院：北京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和新的长安大戏院。一九九七年，国家大剧院决定上马之初，还没有举办国际设计竞赛的打算。魏大中主持设计的方案在小范围内的评比中被选为最佳方案和实施方案――雍容华贵，端庄大方，与人民大会堂相协调。用后来在国际竞赛时提出的“三看”标准来衡量完全合格。要是当时没有转而举行国际设计竞赛，今天坐落在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就不是安德鲁的“水上仙阁”，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魏大中的另一座纪念碑了。
　　二○○○年二月，魏大中在介绍安德鲁及其大剧院设计方案时说，“安德鲁具有深厚的建筑结构功底，又有法兰西人的浪漫、求新气质。他在机场和大型公共建筑领域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他对安德鲁的大剧院设计只做了客观的介绍，没有加上自己的评价。在二○○○年四月那个被临时取消的国家大剧院开工庆典的现场上，他对记者说：“几乎所有的参赛方案都可以放在安德鲁设计的大穹顶下，而功能不受任何影响。这样的顶子，采光、空调都不经济。”略微表示了对安德鲁方案的贬义。
　　国家大剧院施工伊始，实力雄厚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受聘与法国公司合作，为大剧院进行施工图设计。这是一项繁难艰巨的技术工作，必须把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图变成符合中国规范、为中国施工人员所熟识的施工图，再把它落实在工地上，让图纸变成建筑实体。作为设计院的顾问总建筑师，作为剧院建筑设计专家，魏大中承担了这个许多人肩负不起、也不大乐意负担的工作。彭培根教授对此愤愤不平：“让有着二三十年剧院设计、建设经验的中国建筑师，去替从来没有做剧院设计的桥梁工程师当下手……”但魏大中没有任何怨言，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一个建筑师的熟练技术和全部精力，无论寒暑，无论晴雨，全身心泡在国家大剧院繁复浩大的工程中……
　　二○○三年八月，魏大中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年底，国家大剧院的外壳已经完工。卧病中的魏大中得到夫人李宛华（一九六一年与魏大中同时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八十年代回建筑系工作）的同意和支持，来到长安街上，与国家大剧院最后告别。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再看一眼长安街上他自己心爱的两个作品――长安大戏院和长富宫中心。由夫人陪着，他让车子绕着“巨蛋”的外围慢慢转了三圈。最后，来到工地办公室，对同事们说：“这个工程，应该好好总结，好好总结。”
　　二○○四年春节，魏大中带着来不及“好好总结”的遗憾与世长辞。
　　
　　情系国家大剧院、与国家大剧院结下不解之缘的清华建筑学人，至少还有四位，也已提前离开了我们。
　　梁思成先生，作为建筑系主任，他为国家大剧院付出了心血，并为师生们在国家大剧院设计过程中的动人事迹写下了有历史意义的总结。“文革”中，梁先生身心俱毁，于一九七二年在困惑和寂寞中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黄报青先生，梁先生最得意最怜爱的学生，一九五八年与李道增先生同任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组长。一九六八年，由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
　　张家璋先生，一九五九年毕业，留系任教。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他作为参加国家大剧院设计的学生代表，带着图纸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文革”中下放农场劳动。一九九四年病逝。
　　王炳麟先生，一九五八年也参加大剧院设计，一九六○年毕业。建筑系教授。作为一位建筑声学专家，在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和实施过程中，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同样未能见到国家大剧院的最后落成，于二○○二年逝世。
　　从梁思成先生、黄报青先生、张家璋先生再到王炳麟先生、魏大中先生，五人中有四位共产党员。他们在不同的时段，都为国家大剧院做了无私的奉献。
　　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秋节，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奏响了国家大剧院的第一个乐章，迎来了歌剧院的第一批观众。这是中国文化史、戏剧史、建筑史上的一大盛事。
　　二○○七年立秋―立冬，北京―广州

相关热词搜索：清华，人与，大剧院，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