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忠烈什么意思 [一门忠烈　革命世家]

　　从无锡荡口镇走出来的华襄云一生勤勉持家，乐善好施。为了改变罪恶的旧世道，他的孙辈们纷纷踏上革命的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繁荣富强，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捐资兴建“襄义庄”的华襄云
　　
　　无锡的东面有一片美丽的湖荡，名为“鹅真荡”。古镇荡口就坐落在“鹅真荡”的西侧，是个鱼米之乡，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小镇。华氏是这里的大族。在近现代史上，无锡荡口出过有名的科学家华衡芳兄弟、实业家华绎之、漫画家华君武等等，已广为人知。但在芸芸华姓中，还出过一个革命之家。这个华氏革命之家的形成，还得从祖辈华襄云说起。
　　华襄云1851年出生在荡口的白茅墩（今为青荡村）。白茅墩素以缝纫业为主，华襄云也学得一手缝纫好手艺，但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时便来到荡口镇一家小裁缝铺里做学徒。靠着心灵手巧和勤劳节俭，年复一年，总算学成满师。华襄云遂自立门户，在镇上开了一间小裁缝铺，他日夜不停地飞针走线，苦苦做活，本分经营，广结人缘，生意逐年兴旺起来。
　　清末民初，在民不聊生的境况下，有了些资产的华襄云毅然在荡口摇湾附近捐出500亩地，作为“义田”，独资修建起以自己名字中“襄”字命名的“襄义庄”。“襄”，助也。“义庄”，用今日语言解释，即为赡族、赈灾、济贫、助学的民间慈善机构。
　　华襄云给“襄义庄”捐了多少善款？赡养了多少族裔和鳏寡孤独？资助了多少有志学子进入学堂？在天灾人祸之年，多少次开仓济赈？因年代久远，所存资料早已散失，已无法统计，但这些善举善行都深深留在荡口百姓的心中。
　　华襄云的勤劳节俭，乐善好施，义举义行的好传统，深深影响了他的后代。
　　
　　华家第一个革命者华明之
　　
　　
　　华襄云育有六子一女，子女们又育有二十多名孙辈们。移居上海几十年后，生意不算大，开销却颇大。但是，华襄云定了 “庄规”，老家无锡荡口500亩“义田”的所得，必须悉数归入“义庄”公账，在他老人家过世后，根据遗嘱:“义庄”的庄房和500亩地等全部财产，都捐给 “襄义庄”，子孙辈不可分得一文。
　　到了他最小的儿子华国祥1891年出生时，正是中国封建清代王朝即将崩溃、政治腐朽、经济凋敝、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华襄云家族的生活境况，已远不如前。
　　华国祥读了些书，先在小钱庄里管账，后来一直是个小职员。他与信佛、笃信慈善的朱明仁夫妻恩爱，育有六子一女。华国祥夫妇的长子华明之，1913年生于上海。为了能早日学成谋职，助父养家，华明之初中毕业即进入“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简称“南洋高商”）就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本文静内向的华明之，在学校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浪潮中，在同宿舍学友舒曰信的革命思想影响下，读了许多进步书刊。舒曰信于1933年加入共产党后，他们经常在静安寺附近的“外国坟山”僻静处，谈论革命的道理。不久，华明之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如“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中。1934年7月，华明之从“南洋高商”毕业，年仅21岁。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华明之经过艰苦考验，由鲁自诚和舒曰信介绍，经组织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随即，在鲁自诚的安排下，跟着舒曰信，进入了“中央特科”，在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说来有缘，当华明之、舒曰信就读“南洋高商”时，在他们的恩师毛啸岑夫妇家，结识了一对从苏北泰兴来上海求学的姐妹沈安娜和沈伊娜。后来，她们分别与华明之、舒曰信结为夫妻，共同走上革命道路。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出生，比姐姐沈伊娜小3岁。她们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封建世家，生性聪颖，学习优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们在中学受到爱国救亡运动影响，又为摆脱家庭封建包办婚姻束缚，于1933年离家出走，来到上海。
　　沈安娜就学于“南洋高商”，在恩师毛啸岑夫妇家，她们受到舒曰信、华明之两个年轻共产党员革命思想的影响，看了许多进步书刊，萌生了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不久，舒曰信、华明之向他们的领导人王学文汇报了沈家姐妹的情况，王学文指示他们:好好启发两姐妹的革命思想。一年后，王学文批准舒曰信与沈伊娜结为夫妻。沈伊娜从此进入“中央特科”，协助舒曰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中的交通联络等事宜。小夫妻租住亭子间，过着“职业革命者”的艰苦生活。1934年夏，沈安娜因再也交不起学费，转而进入“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希望半年后掌握速记技术，成为独立的新女性，象姐夫、姐姐和学兄华明之一样，成为革命者。
　　1934年冬，对沈安娜来说，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浙江省政府派员来“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收一名速记员，校长推荐已学速记3个多月的三名学员去实习应考。沈安娜因学习优秀而被选中。可是，她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愿意到“官府衙门”去。华明之、舒曰信立即将此情况向“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报告。王学文“一锤定音”:“安娜已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基础，你们去给她指引革命之路，让她去杭州努力应试，争取被录用。如她能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就可以为我党搜集情报了”。根据王学文的指示，舒曰信、华明之和沈伊娜一起耐心启发开导沈安娜。沈安娜心中革命的火种立刻被点燃，她“初生牛犊不怕虎”，坚定地说:“我不怕死，我敢去！”
　　
　　刚过了19岁生日的沈安娜，独自一人去了杭州。她是肩负着党的任务去实习应试的，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学习，三取一，沈安娜被浙江省政府正式录用，成为议事科唯一的一名女速记员。1935年1月，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的一名新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的工作主要是，速记主要头目的会议讲话，整理各种文件，其中不乏绝密文件。当时，我党中央红军主力已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长征，留在大江南北八个省、十几个地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他指示浙江省政府围剿留在闽浙赣、皖浙赣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沈安娜获得这些 “剿匪”情报后，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到杭州，将情报密藏好，再迅速返回上海，送到王学文手中。王学文看后高兴地说:“好！安娜一炮打响！”
　　王学文随即指示华明之放下在上海“中央特科”的任务，到杭州去，专司对沈安娜情报工作的指导、协助和掩护，并在浙赣铁路局谋得一职。从此，沈安娜获得的情报，经华明之细心整编、密写和密藏，随后由他源源不断送到上海。
　　1935年秋天，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绽放了华明之与沈安娜的爱情之花。经王学文同意，华明之、沈安娜在上海结为夫妻。华国祥的家里迎来了第一个儿媳妇。40岁的婆母与20岁的儿媳相处得和和睦睦，年轻的小夫妻恩恩爱爱。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秘密情报工作成为华明之、沈安娜爱情、婚姻的催化剂。
　　
　　在华家播下革命火种的鲁自诚
　　
　　说来更有缘。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后来与华国祥夫妇的独生女儿华韵三结为夫妻，成为华家的女婿。
　　鲁自诚1893年出生，祖籍浙江绍兴。早年在汉阳、武昌当学徒。1911年，他追随董必武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鲁自诚受“五四”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影响，决定到英国剑桥大学半工半读，寻求革命真理。学习四年后回国， 1924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1934年，他在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下，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曾任中共无锡市委书记。同时，他秘密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以及中央在白区的情报工作。
　　鲁自诚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三次被捕，历尽磨难。出狱后，他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他第一次被捕时，在狱中被敌人施以酷刑，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胸口，留下碗口大的伤疤，但他坚不吐实。这个老革命胸前鲜红的伤疤，是共产党人革命意志和政治品格的见证，也给华明之、沈安娜及华家兄弟姐妹，留下了深刻印象。
　　华韵三，1914年出生在上海。从外表看，她是个文弱的知识女性，但实际上她外柔内刚。上中学时，她受长兄华明之的革命思想影响，看进步书刊，不声不响地参加“读书会”等革命活动。特别是当华韵三见到了与长兄一同到家里的鲁自诚，常常专注地听鲁大哥讲革命道理。一次，鲁大哥刚到华家，便有特务前来搜查，华韵三眼见他不慌不忙从二楼亭子间的窗户钻出去，从晒台跳到邻居屋脊上，安全脱险。这使华韵三特别崇拜这个高大挺拔、英勇威武的“老革命”。1937年，他们结为夫妻。1937年12月，华韵三经董必武介绍，在汉口“战时妇女工作团”参加了革命。193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华韵三一直在鲁自诚身边，默默地协助和处理鲁自诚交办的各项革命工作。
　　1937年夏，鲁自诚受党组织指派，担任皖南游击司令部的少将司令。同时，秘密担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1938年5月，鲁自诚由单线联系的董必武同志安排，来到武汉，打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任教官，开展党的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2年，鲁自诚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由“军人”转为“商人”，担任了“中国工矿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商掩密，为党工作。1946年初，鲁自诚收到南方局秘书长童小鹏送来相当于1000万法币的一小皮箱“小黄鱼”（系5两重的小金条），党组织指示他买下“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鲁自诚任公司总经理，华韵三任助理。就这样，在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党的掩护机构，由鲁自诚、华韵三等同志负责，为延安输送药品、通讯器材，为党组织提供经费。有些由国统区转去延安的同志暂住公司，叫他们“客户”，实际是在此接受党组织审查。
　　在“鲁公馆”三楼的阁楼里，南方局设置了秘密电台，对外叫“公司职员”的，实际是我党报务员、译电员。华韵三精明能干，在“鲁公馆”整日忙里忙外，为了应付女眷，经常是楼上一桌麻将，楼下一桌麻将，以便鲁自诚与军、政、商各界的达官贵人、知名人士“交友”、“谈话”。实际上，他们为党做统战和情报等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十年间，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至重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鲁自诚继续留在重庆，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任西南军委财经贸易处处长。后调北京，曾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等职。1969年在京辞世，享年76岁。华韵三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轻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在京辞世，享年72岁。
　　
　　打入敌人心脏的沈安娜
　　
　　整个八年抗战，与华韵三、鲁自诚夫妇同在重庆的，还有华明之、沈安娜夫妇。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杭州到上海的交通线完全阻断。日军步步进逼，南京沦陷后，杭州也沦陷了，致使华明之、沈安娜与上海党组织和所有亲人失去了一切联系。他们转移到金华后商议，做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到武汉去找党！
　　1938年5月，沈安娜终于辗转到达武汉。在武汉，竟意外地见到了已结为夫妻的鲁大哥和韵三妹。鲁大哥鼓励了沈安娜，并给她指引了我党驻武汉“八办”的地址，并向董必武同志为华明之、沈安娜做了政治证明，汇报了他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情况。随即沈安娜通知华明之赶到武汉，二人会合了。
　　1938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指示沈安娜，利用与原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要求安排在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由于朱家骅在浙江省政府当主席时，就十分赏识沈安娜，随即满口答应，并让沈安娜在机要处任速记员。从此，沈安娜秘密打入国民党高层核心机要部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等蒋介石等高官要员主持的会议上做速记，整理文件。到重庆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组织与华明之接上了关系，并指示:华明之在另一国民党机关谋一职位，以便密切从旁指导、协助、掩护沈安娜的情报搜集工作。随后，立即派有经验、可靠的领导人，秘密领导、联系他们的工作。从此，华明之与沈安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并肩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十余载，为党提供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秘密情报。
　　1939年，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特批，沈安娜成为一名潜伏在敌内高层的秘密共产党员。他们虽与华韵三、鲁自诚夫妇是至亲，都同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但是，八年抗战在重庆，他们由兄妹结成的两对夫妻，却根据我党秘密工作单线联系的规定，从未发生过横的工作关系，各自从事特殊秘密的革命工作。
　　1942―1945年，华明之、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同志 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华明之、沈安娜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面对敌人的阴险狡诈，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保护了自己，也保住了党的秘密。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最艰难危险的三年中，他们咬牙坚持“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沈安娜守住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核心机要岗位，因为这是情报来源地，不能丢。夫妻俩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守住那个破破烂烂的家，因为这是与党组织秘密接头的联络点，不能搬。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央社会部和周恩来同志委派吴克坚同志来到重庆，在那早已破烂不堪的家中，终于找到了“蛰伏”三年的华明之和沈安娜。他们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后，及时向吴克坚报送了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的阴谋以及蒋介石妄图挑起内战等重要情报。1946年4月，周恩来对这一时期的情报做了“迅速、准确”的嘉奖。
　　1946年5月，华明之、沈安娜跟随国民党机关“还都”南京。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由坐镇上海的吴克坚同志及他的得力助手何以端同志直接领导，整整三年继续战斗在敌人心脏，为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有重要价值的秘密情报，从未被敌人察觉。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们根据党组织关于要留下一批老党员，作为骨干力量，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情报保卫工作的指示，机智脱离“虎口”，从“地下”走到了“地上”。
　　上海一解放，华明之就被陈毅市长亲自点名，立即穿上军装，去上海市军管会报到，并被任命为上海市重工业处副处长。后来，华明之被调任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党组书记，直至1983年离休。华明之2003年在京辞世，享年90岁。
　　沈安娜在上海一解放，即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参与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在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离休后，她和华明之先后被聘为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现沈安娜已93岁高龄，在京安度晚年。
　　
　　坚持战斗在上海的华家�、华介民
　　
　　当华明之、华韵三兄妹与他们的终生伴侣并肩战斗在重庆时，华家的老三华家�和老四华介民两兄弟则一直战斗在上海。
　　华家�，1916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和他姐姐一样，由于父亲无力供他们上高中，华韵三留校当职员，华家�只得进一家银行当见习员，以微薄的收入，助父养家。
　　华家�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受革命思想影响。1936年2月，参加了由银行等职业界员工组成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从此参加革命。1938年9月，华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抗日救国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岁月里，他以银行职业为掩护，担任上海中南银行中共党小组负责人和北四行中共联合支部书记，秘密组织和发动群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华家�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如党总支组织委员、人事处长、审干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委员会副书记以及中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华家�于2004年在沪辞世，享年88岁。
　　华家�的妻子陆之晴，1914年生于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支持亲属和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其胞妹陆莹一起，走上街头参加各项抗日宣传工作。为了掩护亲属抗日，曾遭日军逮捕并受严刑拷打。在狱中，她不畏酷刑坚强不屈，保护了众多抗日人士和亲属。新中国成立后，陆之晴一直居家相夫教子。现已95岁高龄，在沪安度晚年。
　　华家排行老四的华介民，1917年生于上海。他也是初中毕业后，无钱再上高中，便进了一家绸缎庄当学徒。在哥哥姐姐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华介民积极参加绸缎界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秘密活动。在抗日救国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与陆莹相识相助，后结为夫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长期负责外事礼宾接待工作。华介民于1988年在沪辞世，享年71岁。
　　华介民的妻子陆莹，1918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当她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就在革命师长罗叔章等同志的影响下，参加了何香凝、史良为领导的“上海妇女救国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和同学们多次到浦东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参加游行集会，唤起民众的爱国斗志。1937 -1938年，她参加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战地服务团，冒着生命危险到抗日前线救护伤员，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4月，陆莹在汉口中共训练班由李远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长期在日伪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解放后，她在上海零售公司和上海商业储运公司从事组织人事和财务工作。陆莹于2003年在沪辞世，享年85岁。
　　
　　出生入死的交通员华藻
　　
　　在华家排行老五的儿子，不幸一岁时夭折了。一年后，出生排行老六的华藻，却出落得十分健康活泼，也很有出息。当时华明之、沈安娜在南京获取的国民党高层机密情报，就是华明之的六弟华藻冒着军、警、宪、特搜捕的种种危险，准确无误地将情报送到坐镇上海的吴克坚手中的。
　　华藻，1920年出生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开始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他在当时法租界由抗日进步组织创办的“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学生运动。1942年，华之毅（华藻当时用名）被列入了敌伪的黑名单。党组织决定调他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创办领导的“江淮大学”工作。华藻主要担任苏北与上海党组织之间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有时还护送进出根据地的我方人员。是年，华藻受党组织委派，负责带领上海的六名革命青年学生，从上海经镇江、扬州、淮阴等地，机智闯过危险的敌占区，到达洪泽湖畔的仁和镇――江淮大学的所在地。平时华藻一向性格开朗，意气风发，和大哥华明之一样，很喜欢唱歌。此次，他充分施展了丰富的秘密交通联络的工作经验，时时事事机警灵活，又不失谨慎细致。把六名男女青年学生安全送达江淮大学，受到领导和学员的好评。六人中有一名女学员邢洚，十分仰慕“神通广大”的华藻。后来，在革命战线上经互相了解，产生爱慕之情，他们结为夫妻。
　　由于华藻政治坚定，机智勇敢，又有长期在敌占区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工作的经验。因此，1947年，吴克坚、何以端同志，接受了华明之、沈安娜的推荐，指示华藻利用兄弟关系，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专门担任沈安娜、华明之与党组织秘密联络的交通员。华藻常把吴克坚的指示密藏在上海有名的奶油大蛋糕中，以探望兄嫂为名，送抵南京。然后，华明之细心地将沈安娜获取的机密情报概括提炼，用蝇头小字写在极薄的纸上，再用油纸卷好防潮，藏在有名的南京板鸭的颈脖和内膛里，由华藻以孝敬父母为名带到上海。在上海僻静的小路上，华藻再将“南京板鸭”交到党组织派来的接头人手中。吴克坚收到秘密情报后，即通过他领导的秘密电台，迅即发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后为西柏坡)。
　　1948年，华藻在当时浓重的白色恐怖下，受吴克坚之命，机智勇敢地护送大嫂安娜从南京到上海。在华藻选定的浦东大楼“四姐妹舞厅”里，沈安娜根据吴克坚同志的要求，对她提供的书面情报难以详尽表述的地方，予以口头补充。在灯红酒绿中、舞乐的噪声中，伴着楼下呼啸而过的警车声，华藻机警地在昏暗的灯光下警戒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华藻向华明之、沈安娜传达了吴克坚同志让他们不必再随国民党反动政府南下，尽快择机撤回上海的指示。华明之、沈安娜受命后，先后安全撤回上海。华藻也受命结束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上海解放后，华藻曾在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等单位任职。1988年在京辞世，享年67岁。
　　华藻的妻子邢洚，1922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她学习优秀，是个高材生。那时本可以出国留洋，但她痛恨国民党反动当局，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她特别爱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秘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在校时，她积极参与由我地下党同志与圣约翰大学十二位同学、共同筹组创办的“省吾中学”的教学工作和党赋予的其他革命任务。1942年，她曾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江淮大学学习半年，经受了艰苦的革命实践的锻炼。1945年3月，邢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邢洚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先后担任劳工部和国际部干事。在劳工部，她奋不顾身，与其他党员同志一道热情组织了上千名女工上夜校，发展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投身革命群众运动。在国际部，她也满腔热情向国际友人做宣传服务工作。1947年，在“国际联谊会”工作期间，她曾机智勇敢地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同志，亲赴阴森恐怖的特刑庭扣留所，与敌特周旋。后经党组织多方努力，终将被捕同志保释出狱，安全撤离上海。
　　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邢洚就根据党组织安排，进入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邢洚一直从事外事工作，直至60岁，作为联合国少有的资深中国女外交官，从联合国新闻部新闻处长的职位上退休下来。2001年，邢洚在京辞世，享年78岁。
　　华国祥夫妇最小的、排行老七的儿子华家�，1928年出生于上海。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他还年幼、正值适龄上学，也深受兄长们革命思想的影响。1946年，父亲早已失业，在兄长们的勉力资助下，他勤奋好学，终于考上了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1948年，华家�在校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步组织“团契”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华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认真踏实、兢兢业业，受到组织的器重。因此，他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经常出国出差，还曾外派常驻香港、德国工作很多年，直至退休。现已年近八旬的华家�仍热心从事‘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等各种社会工作。
　　华家�的妻子李超荆，1926年生于福建福州。她是上海医科大学妇产科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中西医结合妇科专家，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和其他奖项，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如今，在华氏革命之家父辈们的耳濡目染、教育熏陶下，他们的子女个个继承祖辈、父辈留下来的优良传统，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为党、为国、为民，象前辈一样，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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