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化工地围墙高度 中南海围墙上的“反标”
时间：2019-02-21 05:37: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60年7月26日下午,一个20岁左右的女青年匆匆来到中南海北门口,在门外围墙上一口气贴了6张标语,然后来到门口对警卫战士说: “同志,你来看,这墙上是什么东西?”
警卫战士过去一看,围墙上贴着“打倒人民公社”等标语,大吃一惊,忙问道:
“谁贴的?”
“我贴的。我从湖南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贴这些标语。”女青年说着,又指指挎包,说:“这里面还有6张。”
警卫战士立即把她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刘桂阳。”“多大年纪?”“20岁。”“哪里人?”“湖南郴县。”“干什么工作?”“鲤鱼江电厂运煤工人。”“这些反动标语是谁写的?”“我写的!”“也是你贴的?”“是我贴的。”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门外张贴反动标语?”
“现在农民生活苦死了!贴标语就是想让党中央知道这些情况。”
“难道你不知道张贴反动标语,攻击、污蔑‘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编者注)是犯罪吗?”
“我想过,‘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是反动的,我会被抓起来。但是,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得到改善,枪毙我也没有关系。”
经审查,北京政法部门认定刘桂阳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准备将她押解回湖南郴县,由当地法院处理。
刘桂阳是郴县发电厂工人,共青团员。1960年6月,她接到弟弟写来的一封家信,说农村生活很困难,父母天天挨饿,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患了浮肿病。她立即赶回老家,发现不只是自己家里苦,乡亲们全都一样,吃的是树皮野菜,不少人因饥饿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她十分气愤,觉得这都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恶果。她认为,家乡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基层干部又不如实反映情况,党中央、毛主席并不知道农村出现的问题。如果能上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贴上几条标语,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能知道农村的情况了。可那样做又很危险,搞不好还要掉脑袋。但看到父老乡亲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刘桂阳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想,只要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下情,一定会马上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父母亲就不会再挨饿,乡亲们的浮肿病也都会好起来,自己就算被枪毙也是值得的。于是,她一连写了“打倒人民公社”等12条标语。临走时,还给丈夫留了一张纸条:“我二十四日远离家乡,为挽救全国人民献出自己的力量,也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假使如此,望你把小孩抚养成人。”
不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知道了此事。他指示有关同志,不忙判刘桂阳的罪,应该先对她反映的情况认真调查一下,看是否属实,然后再作处理。但郴县人民法院没有照办,还是判了刘桂阳5年徒刑。少奇同志知道后很生气,对这种不作调查就草率下结论的工作作风很不满意,立即责成湖南省政法机关进行复查。
1961年1月10日,少奇同志接到湖南省公安厅呈送的处理报告。上面说,刘桂阳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基本属实。但她把“农村人民生活苦死了”归咎于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以至于提出要“打倒”、“铲除”人民公社,这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她张贴标语的目的是想让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不是要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她本人一贯表现良好,故此案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划为现行反革命,不能判刑。报告还说,省公安厅认为可以由原判单位撤销判决,本人予以释放,并与其原工作单位协商,保留公职,不开除,不歧视,但要进行耐心教育,使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少奇同志阅读报告后在上面批示道:“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在认识上和做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少奇同志认为这个案子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刘桂阳敢于说真话,上北京来反映农村情况,这正是出于对党的信赖、对国家的热爱,对她这种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态度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至于刘桂阳认识和处理问题方法上的错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果然,在撤销原判,恢复工作,特别是省委书记张平化找刘桂阳谈话后,刘桂阳十分感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还高兴地向张平化谈了她家乡在整风整社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情况。
少奇同志后来到湖南视察,再次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谈起这个案件,说:“当时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么?我想,无非是说她写了反动标语嘛。可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相信中央,跑到北京反映情况,这能说她有反革命目的吗?她对人民公社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压题图:中南海大门)
(责编 磊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