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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坛伯乐丁井文

    时间:2020-03-19 05:22: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丁井文是一位从中原大地走出去的杰出回族人物,他一生有多种身份,每种身份又有很多传奇故事,是中国画坛少有的既握手枪又握画笔的画家。

    1912年,丁井文出生于山西省晋城的一座清真寺里。丁家是阿訇世家,父亲丁占先是丁家的第七代阿訇。丁井文不到半岁时,父亲受聘到河南省沁阳县清化镇闪拐村清真寺任教长,他跟随父母定居于此。

    丁井文在初中的各科成绩平平,但在美术方面却显露出了天赋。1931年,丁井文听说省城开封美术学校招生的消息,遂扒火车到了开封,考入设于山陕甘会馆内的河南艺术师范学校,接受了三年的系统美术教育。这期间他没有回过家,生活基本上靠自力更生和同学的资助。1933年夏天,二十一岁的丁井文从河南省艺师毕业了,他先后到中牟师范、郏县师范、信阳中学、青石桥镇小学担任美术教员,生活异常艰辛。

    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的第一天,日本鬼子突然袭击素有“三省通衢”的信阳城。丁井文祖父的家在日军的炮火里被炸毁大半,家里一片狼藉,家人不知去向。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敬爱的祖父。

    国仇家恨让丁井文感觉到武装反抗的必要性。他找到朋友郭子玉,秘密发动群众组建武装。没过一个月,丁井文就拉起了一百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后来发展到人手一枪,还有六挺轻机枪和一百多枚手榴弹。郭子玉担任队长,二十六岁的丁井文任指导员。他这双握惯画笔的手,把对鬼子的满腔仇恨全都发泄在子弹上,亲手击毙了三个日本鬼子。

    1938年12月,丁井文得知李先念在信阳“扩红”的消息。他做出大胆决定,谢绝国民政府的招安,把队伍交给了李先念,他仍为指导员。由于经常出没深山老林,精神紧张,营养不良,他的老胃病复发了。他的病情引起了支队领导的重视,派他到延安学习。李先念亲笔书写了介绍信。第二年4月,丁井文带着妻子闪晓芙和另外五名战士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难之路。他们用近两个月时间,经过竹沟、洛阳、西安和新正,换过四次手续,受过四次培训,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队伍由最初的七人减少为三人。他们被分配到抗大学习,丁井文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经中央组织部介绍,安排他到鲁艺美术系深造,成为鲁艺美术系第四届三十五名学员之一。在鲁艺,他使用了“劳丁”的艺名,“要做劳动人民中的一园丁”。后来,这个笔名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他用了一生。

    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宣传画、连环画,画了很多英模像,创作的连环画《张思德》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文的生动配图。最让丁井文激动的就是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为画好领袖画像,他得以进入领袖们生活办公的区域,根据绘画的需要自由观察。由于这个特殊的机缘,他在延安成为画领袖像的主要画家。那时,几乎延安大小会议上的领袖画像,基本都出于丁井文之手。因此丁井文的才干和为人得到了汪东兴的赏识,汪东兴推荐他给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教授文化课和美术课,并在他以后的成长历程中,屡屡提携。

    八年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丁井文想到前方打仗,没有得到批准。汪东兴举荐丁井文从枣园文工团调入中央警备团政治处做美术工作。

    在西柏坡,为适应复杂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对警备团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加强性质的内卫连,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突然有一天,汪东兴找丁井文谈话,宣布任命他为内卫连指导员。

    在丁井文的回忆中,辽沈战役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最操劳的战役。当时大战在即,毛泽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白天才能休息一会儿。而白天成群的麻雀会不识趣地飞来,停在院中那棵大楸树上,唧唧喳喳聒噪不停。丁井文安排战士们执勤时,要在口袋里装上小石子,一见麻雀飞来,就立即打过去。有次毛主席在岭上边慢走边思考问题,无意中走出了警备圈,丁井文上前进行了制止。建国后,在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观看中央美院的作品时,周总理特意向毛主席介绍丁井文:“他就是西柏坡时内卫连的老指导员。”毛主席笑着说:“我们很熟,就是他在西柏坡限制我的自由!”就在这次,丁井文陪同毛主席观看彦涵的版画时,摄影师侯波抢抓到了这一难得的历史瞬间。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了中央美院和丁井文的珍藏。

    开国大典后,他提出了转业请求,汪东兴有意安排他到中央军委去,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美术事业。1949年11月,丁井文到位于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的北平艺专,向徐悲鸿报到上班。期间他创作出《种好棉花可以发家》宣传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和王式廓、顾群三人共同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和斯大林》,发表在1951年9月的《人民日报》第一版。这幅画还被设计为邮票,成了国家名片。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丁井文的担子很重,集院长办主任、人事处长、党委统战委员和图书馆馆长于一身。繁杂的行政工作和党务工作成了他的全部,绘画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了。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画家,而多了一个画坛伯乐。

    1953年,在徐悲鸿的安排下,丁井文白手起家,创建中央美院附中。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小盆栽大树”的理论。他说:“咱附中处在首都大学林立的环境中,且相对于美院而言,只是中专规模,就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花盆。但是,就是这个小盆,我们要栽出参天大树来!”他培养出了刘大为、杨力舟、周思聪、李中贵、史国良等大师级的画家,支撑起了当时中国的美术天地。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教育家,丁井文还十分注重少数民族美术人才的培养,每年附中招生时,都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照顾,从附中也走出了诸如曹春生、金连经、金泰洪、张秉尧等民族书画大家。黄苗子为丁井文写下的“艺苑园丁”四个大字,是他当之无愧的真实写照。

    1953年,中央美院毕业生王学仲要报名支边,丁井文找到王学仲,劝说他发挥特长在院校任教,王学仲于是受聘到天津大学教授素描和水彩。三十年后,天津大学成立了王学仲艺术研究所,王学仲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是继启功之后,获得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的第二人。他对丁井文的提携和点拨一直念念不忘。著名画家卢沉当年来报考美院附中,丁井文得知他毕业于苏州美专后,建议卢沉直接考中央美院。毕业后,丁井文又把他要到附中任教。卢沉后来说:“是丁校长的一句话,让我节省了宝贵的四年时间。”张秉尧因为家庭困难,不想考大学,希望学校给他安排工作。丁井文语重心长地说:“咱回民缺乏人才,你要努力争气上大学,为老回回争光,怎么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呢!可以申请助学金。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张秉尧深受鼓舞,一举考上了中央美院雕塑系,他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人民食不果腹,他总是带头捐献珍贵的粮票,和同学们一起同甘共苦,吃一样的伙食。他甚至还极力协调,为初中班学生争取到早餐一个鸡蛋加一杯牛奶的“特权”。

    文革刚爆发,他就成为“走资派”,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多少次,丁井文被架着“喷气式”,忍受着声讨、攻击和拳打脚踢。终于学校厨师于兆芳看不下去了,他手拿两把菜刀跳上台去说:“丁校长是保卫过毛主席的老革命,毛主席也说过劳丁好,谁反对他,就是反对毛主席!”从此以后,老于每次都拿把菜刀为老校长保驾护航。

    1977年,丁井文平反了。他狭小的院子里一时间高朋满座,来的人中,有祝贺的,有慰问的,有发牢骚的,也有斗过他的学生来认错的。丁井文宽厚地说:“年轻人嘛,都有迷茫的时候,我也经常犯错。搞运动嘛,错不在你们。关键是振奋精神,要往前看。”一席话,使师生情谊在经受磨难后得到了升华。

    经过历次政治磨难的丁井文,更把世间万物看得淡了,他谢绝了汪东兴拟安排他到南方某省担任常务副省长的提议,表达了继续画画的意愿。不久,文化部成立中国画创作组,丁井文担任常务副组长。他首先着手的工作是列名单,扩大创作组队伍。王学仲当时在北京居无定所,得到丁井文推荐后,住房问题迎刃而解,在艺术创作上也实现了突破和转机。石鲁当时的处境最为悲凉。他曾因公开谩骂江青而险遭枪毙,受到迫害后一度精神失常。丁井文亲自到秦岭的荒山野林里找到他,将他接到北京,先治病后休养,痊愈后才让他上班。到了秋天,创作组的队伍越发庞大,群英荟萃,刘海粟、程十发、朱屺瞻、黄胄等十几位画坛巨擘先后云集北京。劫后余生的老友们欢聚一堂,庆祝重获人身自由和艺术新生。丁井文又设法吸收史国良、郭怡孮和古干等年轻画家进入创作组,请老画家们传帮带。丁井文在中国画创作组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中国画的恢复发展,对国画家的平反保护,对年轻画家的提携,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8年,丁井文临危受命,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面对国画教师队伍严重缺员的实际,他继续点名和选拔老中青画家,这样又解放和平反了一批人。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这些著名的老教授陆续归校,张立辰、郭怡孮和贾又福等一批中青年画家的关系也办到了国画系,很快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教学梯队。他还在国画系招收了首届研究生,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副主席杨力舟和大画家杨刚、史国良都是这届的学生。

    1980年前后,恢复附中建制,六十七岁的丁井文再次出任校长。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附中恢复了元气,声名鹊起,又成为全国热爱美术的中学生们向往的地方,成为培养画家的摇篮。

    1984年3月5日,丁井文的离休申请终获批准。他一心扑在了绘画上,好像要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他过去最擅长写实人物画,离休后则多画花鸟。他崇尚竹子的高尚气节,向往菊花的隐逸之美,用浓墨画过憨态可掬的大狸猫,更对小小的麻雀倾注了非同一般的喜爱之情。他的画中,这些精灵们,或在风竹里迎风翻飞,或在树梢上喳喳鸣叫,或在梅花里窃窃私语。黄永玉老先生

    对丁井文画的麻雀十分推崇,他曾经写道:“他画得一手好水墨,尤其是麻雀特别精彩,他并不急于让人知道,换了别人,老早自吹是‘麻雀丁’了。”

    在丁井文的人生信条里,热心帮助别人,不提个人要求,是他一生的坚守。他是附中的老校长,是享受司局级待遇的离休干部,可他从未向学校提过派车的要求,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都是骑自行车。到八十多岁骑不动了,才选择了坐公交车。他的儿子退伍后,想到附中工作,被他断然拒绝。他的女儿在空军司令部任护士长,他若肯出面找汪东兴走个后门,女儿的工作肯定会安排得更好,可他没有这么做。好容易遇到一次分房机会,他却谢绝组织的好意,依旧住在简陋的小屋里,直到逝世的前一年。

    年龄大了,丁井文的国家和民族情结越发浓烈。国家筹备亚运会时,北京市民委组织了一场民族书画家捐赠作品活动。丁井文第一个来捐献画作。1990年元宵佳节,北京组织“民族团结书画长卷”活动,丁井文即兴画出《麻雀图》,成为长卷最出彩的亮色。“北京穆斯林书画展”、“全国回族书画大展”都留下了他的墨宝。1994年3月,丁井文当选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常务理事,继续为振兴少数民族美术发挥余热。这一年,离休在家的他获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我国南方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他除了捐出八万元外,又捐出了自家珍藏的郭味蕖、关良、吴作人和黄胄这四位已故大师的画作。紧接着,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主办“民族书画家赈灾义卖展览会”,丁井文更是率先捐赠。老友黄永玉邀他到凤凰城散心游玩,他主动向当地领导要了十个帮扶土家族学生的名额,资助学生们的生活费,直到义务教育阶段结束。

    丁井文是有名的红墙画师,很多中南海首长的子女是他的学生。他的第一个学生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从此维持了与毛家数十年的友谊。若干年后,李讷说起丁井文,总是说:“我永远是他的小学生,衷心地祝丁叔叔健康长寿!”

    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原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音乐,后来想到中央美院附中学美术。邓小平夫妇就请丁井文到家中吃四川担担面。丁井文并没有当场大包大揽,而是回校召开支委会,最后决定让邓林先当旁听生,期末考试若合格,再当插班生。邓林成为著名女画家后,常对人讲:“若不是丁校长,哪有我的今天!”

    红墙里还有朱德家的朱援朝、朱和平,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他们都是丁井文的正式学生。周秉宜甚至还替周总理给丁校长代过话,周总理说:“告诉你们的校长,附中不仅是美院的附中,也应该给工艺美院输送后备生。目前我们国家的设计水平很低,我们的产品到香港换个包装价格就成倍增长,你们学校也要加强设计方面的课程,有时间我准备与他谈谈……”1997年,八十五岁高龄的丁井文想起当时的情形,情不自禁地画了幅《长征时期周恩来同志》,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丁井文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他说:“回族为啥发展慢?就是吃文化程度低的亏。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一辈子干教育,要给家乡的父母官们做个表率。”2002年,他筹措二十四万元,为老家闪拐村捐建一所希望小学,购置了崭新的课桌椅。县里把小学命名为“井文小学”。

    2003年5月4日下午5时30分,丁井文安详地归真了,埋葬于位于丰台区的芦井回民公墓。11月28日,中央美院附中庆祝建校五十周年,特意举行了丁井文铜像揭幕式。这是除徐悲鸿铜像之后,中央美院在校园里安放的第二尊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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