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需开展“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
时间：2022-09-01 19: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其出台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明确定位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这种新的对华定位认知指导下，美国在经贸、安全、南海、台海和人文交流等两国关系重大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高强度、高频次的强硬举动，给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中美互动正进入竞争为主的新阶段
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和种种咄咄逼人的政策操作，中国战略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究竟是仍在发生“量变”还是已经迎来“质变”？判断这个问题，需要准确界定中美关系变化的边界和临界点。简言之，历史上看，大国关系存在合作、竞争和对抗三种典型的互动方式。这三种方式并不是绝对孤立存在的，各种状态在双边交往的不同议题上会有交互式并存。正因为此，不少人认为竞争中合作、合作中有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不过，在特定阶段，某种互动方式会占据主导，从而限定双边关系的基本模式。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在1972年开启关系正常化之前，中美关系以全面对抗为主要特征。1972年以后，中美合作的重点在战略安全领域，逐渐起步和加深，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又迅速转移到经贸领域。此后多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紧张和危机事态，但并未改变合作为主的总体格局。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开启一个以竞争为主导性互动模式的新阶段。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态势看，以胁迫外交和攻势行动为基本特征的对华政策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在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合作并不会被中断，因为两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地区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仍然拥有广泛而巨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双方达成和维系合作将会经历更艰难的博弈过程，即便在合作框架下纷争和摩擦也会愈发频繁。
中美关系即将开启竞争主导的模式，首要原因是两国核心利益的兼容性随着国际格局转变而下降。长期以来，美国将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西方主导的秩序模式作为自己最大的核心利益。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并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对自己构成挑战，并且期望通过接触政策来塑造中国，引导中国按照其所希望的路径发展。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扩展。现如今，美国认为中国国家实力的日益崛起以及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必然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特朗普改变了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霸权理念，转而强调“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但在维护美国主导作用这一核心目标上并未发生松动。
竞争主导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还源于美国战略界根深蒂固的“敌人意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总是围绕某些明确界定的敌人或对手而展开，以此为基础进行战略部署，调整战略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支持。在每届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于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威胁”都有明确论述。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不是特朗普政府首创，早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就提出过类似概念。只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有关正式文件尚未出台，美国的整体战略焦点便不得不转向打击恐怖主义，中美关系的合作基本面得以维持和扩大。
在合作为主的阶段，中美两国能够灵活务实地搁置彼此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状况和其它重大议题上的分歧，以协商方式寻找建设性和共识性的方案，推进彼此共同利益。在竞争为主的新阶段，中美关系则会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美国近期在贸易问题上的对中国“极限施压”表明，美国不再遵循双方已达成的合作框架，会单方面抬高要价或以退出合作为威胁，通过胁迫和升级来实现自己所期望的更大获益空间。
如何管控竞争
在国际政治中，每个国家都会为实现本国利益而进行博弈，在难以达成合作共识时产生摩擦并不奇怪，和谐共处更多只存在于理想之中。需要正视的是，大国竞争如果得不到恰当的管理，就会推动双方关系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冷战初期，美苏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管理战略竞争的重要性，而是不断夸大对方对自己的威胁能力和意图，以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和轮番升级竞争作为基本策略，两个超级大国由此走向长期的总体对抗。历史教训表明，如果竞争国的领导人、政治精英和民众意识不到竞争失控的风险，任由竞争升级，最终会导致代价高昂的非本意后果。
尽管中美战略竞争仍在初始阶段，但管理竞争的紧迫需求已经凸显出来，需要得到两国战略界的重视，双方有必要加强专门沟通，争取达成一定共识。管理竞争的基本目标应是限定战略竞争的性质、范围和手段，使两国仍能维持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避免走向长期系统性对抗，从而对彼此核心利益构成根本性损害。在竞争主导的阶段，中美关系的最好前景是进行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而非缺乏管理的对抗性竞争。
“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首先需要明确界定彼此的合理利益范围，避免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对中美两国而言，本国的国家实力和发展阶段是制约各自在国际体系中可实现利益范围的根本因素。现阶段，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仍远超其他大国，美国执意将维持全球主导地位作为其核心利益，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和代价非常高昂。但是，如果美国试图以遏制和阻断中国的持续崛起进程来实现这一目标，就是盲目的自负。仍在成长的中国则还需要集中精力不断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追求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需要双方根据议题领域的性质和规则采取针对性的博弈策略，避免将不同领域的竞争相互挂钩，使问题高度复杂化、战略化。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具有高度的规则化特征，中美在每个议题领域的博弈都受到技术条件、制度安排和操作程序的限制。在经贸领域，双方尽管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认可程度和解释方式存在差异，仍需接受既有或根据新形势修订过的规则的约束，而不能进行完全无规则可循的无序竞争。在军事领域，中美海空力量的相互抵近越来越频繁，但双方也已达成相应的安全行为准则，有关努力还在不断完善之中，有助于避免误判和事故。
“有管理的包容性竞争”还意味着中美要尽可能将竞争限制在利益博弈和较量的范围之内，避免无意义地扩大竞争范围，尤其是避免走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冷战仍然提供着有益的历史镜鉴。两个大国如果将竞争上升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会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挑起两个社会之间的长久对立和冲突。对任何国家而言，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都会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
中美竞争加剧会对长期以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处理两国关系的思维方式造成冲击，在应对上也有一个逐渐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战略应对能力的同步提升，而必须通过应对各种外部压力、挑战和风险的实践来积累经验、锻炼能力，从而将国家的物质实力转化为可适应国际竞争的制度安排、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因应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保持稳重克制的战略风格，通过有限度的斗争和有诚意的合作来维护好自己的正当利益，是成熟大国需要展现的智慧和态度。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相关热词搜索：中美，包容性，竞争，管理，
